张爱萍对粟裕两淮保卫方针有疑，却在建国后回忆：我们从没有隔阂

1946年秋的两淮保卫战，是粟裕军事生涯中颇为特殊的一仗。原本协同作战的两大野战军，却在华东敌军的重压之下被迫放弃华中首府淮阴和淮安。

至此，苏中“七战七捷”打开的优势局面瞬间荡然无存。这其中，纵然有敌强我弱的兵力原因，但野战军内部意见不一致，战场排兵布阵产生疏漏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两淮之战的前夕，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与粟裕曾展开过多次激烈讨论，粟裕华中防御的战略，始终未能被这位老搭档以及坐镇山东的陈毅所理解。

向来知根知底的老搭档，为何这次会一反常态的对粟裕军事战略提出质疑？

抗战胜利后不久，为贯彻延安方面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我军开始收缩战线至江北，在集中优势力量抢占东北的同时，全力巩固华北、华中和山东战略根据地。用毛主席的话讲：

即便如此，要真正将这一战略落实到位也并非易事。以当时的华中地区为例，作为新四军的后方基地，华中部队在抽调精锐驰援东北和山东战场后，能真正投入战场的主力仅有5万余人，势单力薄且又孤悬敌后，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考虑到华中部队过于多元化且缺乏磨合的现实，毛主席决定成立新的苏皖军区，即华中军区的前身，由粟裕任司令员，张鼎丞任第一副司令员，张爱萍任第二副司令员，再配备邓子恢和谭震林任政委、副政委，阵容堪称豪华。

不过，命令下达后，作为司令员的粟裕却坚决不肯接受，接连致信毛主席，请求将自己的职位让与能力和威望更高的张鼎丞，自己担任副职。

当然，除了为人谦让外，粟裕在“一让司令”这件事上还有着更为清醒、深刻的考虑。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仓促应战，各大军区指挥系统的协调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原突围时李先念下令部队分散突围时遭遇的一系列困境。

而粟裕在华中遭遇的困境，与李先念大抵相同。

彼时的华中军区，不仅有华中盘根错节的地方部队，还有新四军各师北上后留下的干部，在军事指挥上游刃有余的粟裕，论及组织协调经验，自然不比闽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张鼎丞，由对方担任军区司令员来统筹全局，粟裕专心负责军事指挥，未尝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之后的一系列事实，也有力的证明了张鼎丞的统筹协调能力之强。

主持华中军区军事工作的粟裕，上任后遇到的首个挑战便来自老战友张爱萍。

军区成立后，张爱萍与粟裕在如何坚守华中根据地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分歧。粟裕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运动战，以打击来犯之敌，打开华中局面；张爱萍则认为面对敌人来势凶猛的进攻，不应匆忙应战，要利用四通八达的江河湖海进行有限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避敌锋芒，坐待战机。

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运动防御，一个主战，一个主守，二人对战役理解差异的背后，源于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随军北上执行诱敌任务，掩护中央红军突围。历经谭家桥之战和怀玉山突围后，他率领仅剩的800余革命火种转战浙南，在长期的孤军奋战、闪转腾挪间养成了兵出险招、出奇制胜的用兵习惯，被形象的誉为擅打“神仙仗”。

相比之下，张爱萍的经历截然不同。从长征到抗日战争，他先后目睹了自己的老战友邓萍、彭雪枫等人殒命沙场，也经历了我军首支骑兵部队一次战斗折损过半的惨状，因而带兵打仗风格更加稳成持重。

因此，在得知粟裕主动出击的想法后，张爱萍随即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有意思的是，二人虽然在指挥室里争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但走出门外，又都恢复了往日的谈笑风生，再加上老大哥张鼎丞的居中调和，华中军事战略虽没能立即敲定，但各自能独当一面的粟裕和张爱萍也都对当下局面应对自如。

无奈，天有不测风云，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张爱萍遭遇了一场车祸，一度重伤昏迷，造成了颅脑损伤和严重脑震荡。这样一来，华中军事指挥的重心又全部落在了粟裕的肩上。

此后直至1946年的苏中战役期间，粟裕指挥华中军区部队广泛展开运动战，不仅验证了“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广泛歼敌”战略的正确性，还充分运用了张爱萍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出奇制胜，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病榻上的张爱萍得知苏中七战七捷的消息后，当即作词一首，其中提到了这样一句：

苏中战役后，华中的形势稍有好转。但山东军区却一再遭遇挫折，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坐镇山东的陈毅一度打算放弃华中，将华中军区主力和山东军区合二为一，全力巩固山东根据地。

但粟裕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华中军区能够分担山东地区的军事压力，形成唇齿关系，一旦放弃华中根据地北移，山东根据地也就失去了战略纵深，形势不容乐观。

为此，粟裕联名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向延安和山东新四军军部致电，主张华中部队不应频繁抽调，主力部队应保留。尽管如此，但因为前期叶飞纵队被调往山东，此时粟裕手中的兵力仍显得捉襟见肘。

更为严峻的是，华东敌人开始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地区，企图切断华中与山东之间的联系。华中野战军主力被牵制在苏中，两淮兵力薄弱，作为指挥官的粟裕虽然亲临指挥，但面对敌人的暗度陈仓一时远水难解近渴，加上山东野战军在泗县战役中失利后实力受损，最终导致两淮地区的失守。

应该说，粟裕决定放弃两淮，属实是无奈之举。既难以应付两头，且要打阵地防御战，消耗也拼不过。若张爱萍还在，粟裕断不至于如此为难，他肯定是主张坚守华中，为华中再多争取一些部队回来的。加之张爱萍长期镇守淮北地区，若无重伤，以他的游击经验，或许在防御战中真能起到奇效。

另一边，正在住院休养的张爱萍得知两淮丢失消息后，一时间竟也失声痛哭起来，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被迫无奈放弃，痛心之状可见一斑。

两淮失守，对粟裕的影响同样巨大。一来他乐观的认为撤出两淮，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敌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就这一点而言，粟裕和毛主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战略思想如出一辙，即主动撤出两淮，以暂时放弃部分土地和城市为代价，换取歼灭敌十余万敌人的战机。

此战过后，粟裕主动向毛主席申请将山东和华中两支部队合并，组建华东野战军。随即，毛主席电示陈、粟二人：

毛主席还着重强调了“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司令员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以战役指挥权，这在我军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不过，之后的一系列实践证明，陈毅坐镇中枢、粟裕领衔军旅，华野得以放开手脚进行一系列大兵团作战，硬生生把“向南防御”战略打成了“向南进攻”。

1948年底，在苏联休养结束的张爱萍受命回国组建华东海军，再度成为陈、粟麾下重要战将。建国后，张爱萍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与总参谋长粟裕续写了搭档佳话。在晚年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了与粟裕相处的经历：

这种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情谊，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