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朝廷开源，魏忠贤复征商税？这事儿跟九千岁基本没关系

魏忠贤虽然大字不识一筐，但被很多朋友视为少见的财税能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魏公公在商税上的一番作为，大明难享天启朝后期那几年平稳时光。事实是否如此呢？

明朝商税的首次大变革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神宗陆续向各省派出矿税监，收取矿税和榷税。榷税并不神秘，它是明廷和地方一直在征收的塌房、门摊、牙税、契税、酒税、典铺酌分、关税等等杂项商税的总称。

神宗派出的税使除了提高原有税额以及大量新增税目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原本留存地方的大部分商税改为直接收入内帑。为此税监们不仅直接截留地方府库的税金，还另设榷关和组织人员去征收。

注：明清两朝财税核心问题除了财税能力和技术低下之外，就是皇帝、朝廷、地方三者围绕财税分割比例的矛盾。地方的权力原本不足以参与这场斗争（这是万历的矿税使能从地方夺税的原因），但行政经营和社会稳定等刚需，又让地方府衙被动的进入这场斗争。（这矛盾直到国税、地税合并才算阶段性终结）

万历三十三年，神宗首次下旨废矿税监（没执行）。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前二十天，太子朱常洛以神宗的名义再次下旨罢矿税并召回税监，相关榷税新增部分悉停，原额复归地方有司征收。

其后神宗驾崩、光宗登基，明廷又分别以遗诏、登极诏的方式重申了罢矿榷税的旨令。所以到天启朝，开矿、榷税就成了违背祖训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天启朝初，由于辽东溃败，朝廷军费大增，度支困难的明廷不得不想办法在辽饷之外再行开源。

天启元年闰二月，户部尚书李汝华向熹宗汇报的财税廷结论中有一条，“南北户工关厂，宜于原额酌量加增，其各省税课不与监税俱停者，既归藩府有司，亦可归部”。

这条除了建议提高税目征收额度，还表示可以收缴原属宗藩、地方官府的税银。实际和万历朝的榷税是一个意思，只是由入内帑变为入朝廷库房。不过熹宗未予正面回复。

天启元年九月，户部左侍郎臧尔劝汇报税赋预案时，直言应当复启万历榷税（加大商税征收额），结果被熹宗训斥。十月，府军右卫后所百户陈有继奏请开矿，被熹宗下令关进诏狱论死罪 ……

十一月中，由于辽饷不足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户部组织廷议后，尚书汪应蛟玩起了“曲线救国”。他上疏二十条，条条不提矿榷和商税，但一小半建议都在奏请加征具体的商税税额。

例如，建议将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重新划定标准，各分五等来征收（最低的第五等为原额）。将九处钞关的征收定额，在原额的基础上提升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并全部解部 ……

熹宗朱批，“这兵饷既会议停当，着覆实举行，钦此”。或者说万历朝的契税制度停了不到一年半，就又部分恢复了。

在此基础上，户部又通过抽取僧道度牒、盐课、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等，共为辽饷加征了总计350万两的“杂项”（天启二年辽饷实征480万两，其中120万两用以补偿向关外输送兵员、器械的关内各军镇）。

但这轮商税加征并未填上辽东和明廷的财政窟窿，所以还得继续开源。

天启二年七月，天津巡抚李邦华奏称，复开商税的效果会远强于辽饷的田亩加派。他这个“商税”其实就是万历朝的榷税，因为他还给熹宗找好了台阶，“当皇祖行于太平无事之年，诚为竭泽之粃政，今陛下行于边疆多故之时，颇是权宜之急。剂苐无假手于中贵，毋滥委之钻营，一以青年廉干之甲科官主之，商民宁有称厉者”。

此后朝廷关于商税的舆论氛围，就越来越松了。天启三年初，户部继续奏请加征新的商税条目，但内阁首辅叶向高不同意（他建议提高现有商税的税额），户部尚书陈大道只得拿出“曲线”办法。

陈大道表示万历四十八年后，在撤销各地税监和相应加征、加派税目时，把一些旧有的商税也给撤销了。现在有必要在各地组织调查，把它们给恢复 …… 所以天启朝头几年，明廷本就在想各种办法扩大商税的征收，跟魏公公没啥关系。

到了天启五年，随着三大殿的全面开工，明廷的财政状况愈发艰难。当年十月初九，户部尚书李起元奏请，参照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旧制，“暂复榷税”（除此之外还建议售卖生员资格、屯田、清查茶马等等）。

熹宗朱批，“诸款凿凿可行，榷税照旧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这也是魏忠贤善于理财、广征商税的原始出处。但不待李起元全面推行他的征税大计，阉党骨干崔呈秀就出来唱反调。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有感中官魏忠贤于内府各项钱粮可罢者请罢，可革者请革，可减免者请减免，而商财民力赖以得舒，因而并厘天下之秕政，为商民请命，举所当急罢者三 ……
其一曰出途之叠征，讥而不征，诚为王政之善。征而复征，委非盛世所宜。但军士呺腹，既不能忍饥以荷戈，民财有尽，又不可吮髓而及骨，故臣部采舆论之同，谬为此议，又恐利少害多，特请廉干推官以董其事，不许顽懦佐贰之流垂涎染指于征商之中，寓恤商之意，原非得已。
《计部奏疏》

天启六年二月，崔呈秀拍魏忠贤马屁，奏请将魏的德行“宣付史馆”。崔呈秀列举了魏的三项事迹，其中一件是“为商民请命”，请求罢税。熹宗对此奏的回复是，“开税原非得已，若果有长策堪佐时艰，此项自宜停免”。

随后天启下旨户部，要求裁减一些税额不高的小税目。李起元不甘心他的商税大计就这么被崔呈秀搞没了，一边加紧向各省部署，一边辩解争取。比如当年四月，借着廷议兵饷，再次重申加大商税征收的重要性。

但崔呈秀借当年五月的“王恭厂大爆炸”，又上一疏请罢商税。可能是怀疑大爆炸乃上苍示警，熹宗下旨将李起元的商税方案全废，“榷税一节，户部因军兴无措，农民困苦，地亩难以再加，疏请暂开，万不获已，原非朕意，著槩行停免，以惠贫商，有司朦胧徵收者参治”。

天启朝商税的全面启动和征收至此告一段落，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再次针对商税大规模开征就得等到崇祯朝了。

（编者附：本文资料来源于《明熹宗实录》、《计部奏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