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仇不可忘——日军屠杀都是有目的而为之的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日军这群恶兽在抗战的十四年间，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屠杀无法计数，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惨死于这群恶魔的手中。

对此有些人认为日军屠杀平民的兽行，大多是因为日军嗜血残暴因此临时起意干出来的，但实际上日军无论是对路人的零星杀戮，还是整村整城的屠戮背后，都是满满的日本军国主义算计。

日军之所以对当地平民进行大规模地屠杀，其一般都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利用屠杀制造对日军的畏惧情绪，以便快速地摧垮当地的抵抗情绪；

第二个目的：用屠杀手段为以后的移民制造出生存空间。

由于军事目标的不同，日军屠杀的规模也会大不一样。

像是全面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关内南北屠杀平民的战争罪行，明显随着军事目标的改变而大为不同。

华北大地在七七事变前，被晋绥军（阎锡山、傅作义、商震）、西北军（宋哲元）等军阀所占据。日军高层认为这些将领与中央军有矛盾，只要给予这些军阀一定的军事压力就能迫使他们投向日本。只要能让这些军阀投向日本，那么就能像是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北一样轻松整个鲸吞华北，待在华北的统治稳定后，日本就可以继续向中国南方和西部侵攻。

所以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侵略华北的部队中十分强调军纪，即便是占领华北各地的初期，日军也不断搞各种亲善的活动拉拢当地民心；连诸如征徭役征粮钱这些得罪当地民众的事情，日军都是甩给了伪军去干的。

毕竟当时的中国民众家国意识普遍淡薄，华北普罗大众在直接与日军接触后，感觉日军比之原来那些军阀部队要纪律好得多。因此日军的这些装腔作势的亲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所以当时华北民众普遍对伪军的仇恨厌恶超过了日本侵略军。

日本侵华老兵斋藤邦雄在他的回忆录《陆军士兵漫画物语》中，记录了一个他所在中队的中国伙夫。

这个伙夫由于菜烧得好吃、日语又说得很好，因此大受日军士兵的欢迎，被日军亲切地称为‘尼桑’（日语大哥哥的意思）。

这个‘尼桑’在日军进攻京津时被日军强制征召为了苦力，为了便于区别，日军当时给中国苦力一人发了一套没有军衔的日军军装。当日军与第二十九军在坨里（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下辖村）激战时，‘尼桑’被流弹所伤，日军可能是将其误认为了日本籍挑夫（军属），于是将他背回了后方的野战医院治疗。

‘尼桑’对此大为敢动，因此后来留在日军据点做了伙夫。

从这个‘尼桑’的遭遇不难看出，日军当时在华北搞得亲善并非仅仅是表面功夫，因此日本侵略者也实实在在地团到了一些华北当地人。

而与此同时在南方的日本侵略军却全无这些束缚，它们大肆屠戮平民，制造了诸如南京大屠杀这些人间惨祸。

为什么南北日军差距这么大？

日本毕竟只是一个国力不算富裕的初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深知自己不能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当中去。中国南方水网纵横，日军明白在南方作战要比在北方困难得多。所以日军想用大屠杀给南京民国政府造成震撼，试图依靠这种惨绝人寰的兽行来吓住南京民国政府，迫使其主动向日本投降。

然而在实际运用中，日军很快发现这种大屠杀行为除了激起当地民众更大的反日情绪，将日本置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外，并没有获得任何收益。

由于有害无益，因此日军较快地便放弃了在正面战场上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行动。

当日军放弃在正面战场上屠杀平民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不断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作战行动已然成了气候。

为了压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自己占领区腹地的壮大，日本华北派遣军（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1939年9月12日-1941年7月7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三光’既抢光、烧光、杀光。

这一政策由多田骏提出，在他的继任者冈村宁次手中达到了顶峰。

‘三光政策’十分凶残暴虐，日军在实施中也有极其明显的针对性。

当时日军将敌后区域划分为了三个区块：

安全区：日军认为自己能掌控的核心占领区，是侵华日军获得补给的主要来源，因此日军在这一地区对军纪要求较为严格。安全区内日军上层严禁搞破坏，‘三光政策’当然更不可能了。

争夺区：所谓争夺区是日军认为自己和抗日武装争夺的地区，日军在这一区域中开始执行‘三光政策’，但也有很多限制。日军认为偏向自己的争夺区乡村，禁止士兵对其进行抢掠、破坏；而被日军认定为偏向于敌后武装的争夺区乡村，则残忍地采取‘三光政策’屠戮。

敌区：日军认为被抗日武装控制的地区，但是日军在采取‘三光政策’上也是有选择的。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的乡村，日军毫无人性地执行‘三光政策’；而国军控制的乡村，日军则一般采取收买的策略，甚少出兵去进行扫荡。

‘三光政策’确实给八路军、新四军带来过巨大的阻碍，敌后民众一度回避与八路军、新四军接触。然而日伪的横征暴敛最终让民众认识到了，只有将这些害人的玩意消灭掉才能有安生日子过，于是人民群众选择了与八路军、新四军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

对于日军屠杀事件关注的读者想必也察觉到了一点，日军并非每次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的敌后根据地，都一定会制造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平民事件。

这是为何呢？

这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们的影视剧对于日军在敌后根据地扫荡中制造屠杀平民的事件多有揭露，但是在揭露这些暴行时却又普遍缺失了最后的一环。

在完成了集体屠杀后，日军会将自己收藏的武器拿出来摆放到尸堆中去。然后日军上级或或是宪兵、日本记者等就会被引导到屠杀现场，这些屠戮平民的现场就这么成为了，日军展示其所谓消灭了敌军民兵武装武功的场所。

像是文献中记载的，日军在自己安全区中突然暴起杀害路过的中国平民的暴行，其实目的也是一样的，这些遇害的无辜平民都会被拍照作为所谓击毙敌方间谍功绩的证据。

日军基层单位的屠杀行为，基本上都与杀良冒功相关。

令人扼腕的是，日军投降后在国民党的纵容包庇下，得以将他们杀良冒功的证据大多都付之一炬。

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光政策’带给日本侵略者的负面效果越来越大。

1943年5月1日，日军以驻扎在北平西部的独立步兵第十五混成旅团为主体，新编成了步兵第63师团。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元凶之一，日军前桥陆军预备士官学校校长野副昌德少将晋升中将，调任第63师团师团长。

由于第63师团负责守备平津地区西部和南部，因此野副昌德在出任第63师团师团长后对防区进行了走访调研。这个从淞沪会战开始就参与侵华，从南到北杀害了我无数军民的刽子手，在对防区的走访调研后竟然向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提出了，放弃‘三光政策’采取怀柔手段与八路军争夺华北民心的建议。

而令人惊奇的是，时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这个‘三光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居然轻易便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令人不得不怀疑，野副昌德的这个调研结果是冈村宁次授意做的。

由于日军在太平洋节节败退，日军不得不一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这应该是冈村宁次这么做的原因。其试图以此来缓和华北的局势，以便从华北战场抽调出兵力用于其它方面。

随着‘三光政策’被放弃，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大规模地屠杀平民的行为逐渐消停。但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日军干得最多的屠杀行为，是杀害路遇旅人这种话零散的屠戮行为。这种零星的屠戮，直到日军投降后都未彻底结束。

多田骏、冈村宁次执行的‘三光政策’给敌后根据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三光政策’造成了超过四百万同胞遇害，被毁坏的财产更是无法计数。

多田骏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军人执行命令为这两个巨恶开脱，对多田骏不引渡不追究，民国法庭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判冈村宁次无罪！

蒋介石那班玩意，根本就没有把北方的同胞当成是人啊！

日军在侵华期间屠戮平民的暴行都是有目的进行的，不过纯粹为了杀人取乐不但有还很普遍，只是并非日军屠杀的主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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