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六声枪响,45岁的朱枫倒下,没人知道她来台湾,竟和养女住同一栋楼,更讽刺的是,那个叫阿菊的女子,是她自己主动写信叫母亲回来的,可她死后,连尸首都没去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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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北姑娘叫朱谌之,早年为躲包办婚姻跑进上海滩,成了街坊口里的新鲜事,1927年她还是嫁给了技术员陈绶卿,他家里早有四个孩子,七岁的陈莲芳,后来叫阿菊,是她最上心的养女,朱枫用半辈子撑起这个家,供阿菊念书,盼她成才,丈夫一走,她就转身进了革命,悄悄给共产党跑腿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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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天,朱枫在香港收到阿菊的信,说台湾日子过得安稳,孩子刚生下来,叫她来住几天,那时华东局正为吴石将军的情报联络发愁,这封信正好派上用场,组织让她以探亲的名义去台湾,她没多想,把写给丈夫的回家信烧了,上了开往基隆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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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想到阿菊早就进了国民党保密局,朱枫住进台北新生南路的养女家,每天早上到菜市场买菜,没人知道这个讲宁波话的主妇,把吴石将军给的情报藏在菜篮底下,她通过三荣行杂货店接头,把台湾海防图塞进饼干盒,再让渔船偷偷运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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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发生在1950年1月,蔡孝乾突然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给朱枫,上面写着张志忠被捕,她抱着孩子去找吴石帮忙,这位以前的上司冒风险开了张特别通行证,可他不知道特务早就布好了网,被捕后连续七天审问,朱枫一直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商人太太,直到看见阿菊走进审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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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以为女儿会帮母亲?审讯官冷笑一声,把朱枫和阿菊的合影扔在地上,照片里母女搂着,朱枫才想起来,阿菊家那本电报密码本,她随口说的军舰动向,还有那封邀请函,全都是早安排好的,后来档案解开才知道,阿菊早在一九四七年就通过同学介绍进了国民党的情报系统。
临刑前夜,朱枫在牢房墙上写了“光明磊落”四个字,四十年,她从逃婚的女学生走到情报线的暗处,一直没等到养女来看她,直到二〇一〇年大陆去台湾接回她的遗骨,当地人才从旧报纸上知道,那个叫“红色间谍”的女人,穿旗袍时会哼宁波小调,给养女织毛衣,偷偷在袖口缝了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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