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的张家川,秋总是来得早些。刚过八月,北山上的白杨树就开始泛黄,风里带着镰刀碰在磨石上的声响。
天不亮,父亲就蹲在院门口磨镰刀。青灰色的磨石淋上水,镰刀在上面来回地刮,发出有节奏的"唰唰"声。母亲在灶房烙馍,麦香混着柴火气,从土坯房的窗棂里飘出来。我帮着把烙好的馍装进布口袋,馍还烫手,得不停地倒换着手拿。
"今年麦子成色好。"父亲磨完镰刀,在裤腿上擦了擦手,"公粮该是够了。"
这话他每年都说,像是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打场的日子最是热闹。整个打麦场上都是人,连枷起落,麦粒飞溅。王老汉是场上最老的把式,总爱眯着眼看扬起的麦粒:"看这麦子,多饱成,跟金豆子似的。"
他儿子在一旁笑:"再好也是交公粮的份。"
"你懂个啥?"王老汉瞪起眼,"五八年要不是有公粮,饿死的人还得多。"
麦子晒够了三个日头,就要装袋了。父亲一簸箕一簸箕地舀,母亲在旁边撑着口袋。每装完一袋,父亲都要捏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咬,"咯嘣"一声,然后点点头。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皱纹里的汗珠闪着光。
交公粮那天,天还没亮,村口的路上已经排起了队。架子车、驴车、手推车,都装得满满的。麻袋摞得老高,用粗麻绳捆了一道又一道。李老四家的驴受了惊,差点把车掀翻,几个汉子赶紧上前按住,都说:"这畜生,也知道舍不得哩。"
粮站的大门吱呀呀打开,验粮员老张背着手上场了。他是个瘦高个,永远皱着眉头。长长的铁钎子插进麻袋,抽出来时带出一把麦粒。他捏起几粒放进嘴里,眼睛望着天,腮帮子一动一动。
"这个,再晒半天。"他的声音不大,却让空气都凝住了。
被点到的人家也不争辩,默默把车拉到一边。大家都知道规矩——老张虽然严,但从不为难人。他说要晒,那就是真没晒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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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们家时,父亲的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老张的铁钎子插进去,抽出来,麦粒在他手心里滚来滚去。他看了父亲一眼,什么也没说,在单子上画了个圈。
父亲长出了一口气,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中午的日头毒得很,粮站院里飘着麦粉的香味。领到条子的人家并不急着走,三三两两蹲在树荫下啃干粮。王老汉掏出烟袋,给父亲递了一锅:"交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父亲点点头,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冒出来。
隔壁村的马有才过来搭话,说他们村有人偷偷藏了粮,被查出来罚了款。一桌子人都摇头,王老汉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糊涂啊,公粮是能藏的吗?"
夕阳西下时,粮站终于安静下来。老张锁上门,背着手走了。空了的架子车在土路上吱吱呀呀地响,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后的叹息。
回到家,母亲已经熬好了小米粥。父亲把交粮的条子仔细折好,放进墙上的镜框后面。那里已经攒了一叠这样的条子,从泛黄到崭新,记录着这些年的收成。
"明年..."父亲喝了口粥,话没说完。
但我们都懂。明年的这个时候,麦子还会黄,镰刀还要磨,公粮照样要交。这是庄稼人的命,也是庄稼人的根。
夜深了,我听见父母还在炕上说话。
母亲说:"今年留的麦子,够吃到新麦下来了。"
父亲"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说:"国家的粮,一粒都不能少。"
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照在墙角的空麻袋上。麻袋还保持着装满时的形状,像是还在等待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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