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李玉琴向溥仪提出离婚，多年后溥仪回忆：当年我对不起她

“1962年10月，北京饭店门口，我真能见到她吗？”溥仪压低嗓音，小心问身旁的工作人员。距离那份离婚判决生效已经五年，他仍然摸不透李玉琴此刻的心情。几分钟后，那个剪着短发、穿灰色呢子大衣的女子出现了，一如当年爽利，只是眼神里少了徘徊。

会面的寒暄不过十来句，两人都刻意避开“皇妃”“战犯”这类词。李玉琴只是淡淡地说：“你改造得不错。”溥仪点头，却突然想起1956年冬天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说出的那句——“离了吧，这样对谁都好”。当时他怔住，后来回忆起那一幕，总觉得自己开口太晚，挽留太轻。

把时间推回十三年前。1943年8月，伪满洲国宫内府忙着给傀儡皇帝续娶。日本顾问吉冈安直接连跑数家女校挑照片，六十多张一字摊开在溥仪面前。溥仪在排斥“日本侧室”的念头驱使下，选中了年仅十五岁的李玉琴——理由简单，年纪小、好掌控。李玉琴以为自己得了奖学金，进宫当天还追着太监问“教室在哪”。没人回答，她却从下一刻开始被贴上“福贵人”的身份标签。

被迫“册封”后，她的日常是唱京调、背家谱、等待皇帝召见。溥仪一面端着天子架子强调“三从四德”，一面又把自己囚徒般的处境和盘托出。李玉琴后来回忆：“我们像两个迷路的人，互相取暖，却都看不清出口。”短暂的温情并没化成稳固的感情，原因很现实——战争来了。

1945年8月，苏联红军逼近长春，日本人指挥溥仪西逃。只有三架飞机，名单里没有李玉琴。她站在空场上看着螺旋桨卷起尘土，飞机越升越高，最后化作黑点。那一刻，年仅十七岁的她第一次真正理解“弃子”二字。之后，李玉琴随伪满残部被八路军收编，先到通化，再到长春。八路军干部告诉她：“旧皇妃也得有新身份，你考虑离婚吧。”她摇头，“好女不嫁二夫”，一口气撑了十年。

1955年春，一封来自抚顺的信打破僵局——寄信人是溥仪。信里先谈认罪，再谈思念，“亲爱的玉琴”几个字把她拉回过去。她带着变卖首饰换来的车票去了抚顺。第一次会见，溥仪关心的是自己能否活着出狱；第二次会见，他仍旧纠结刑期；第三次，她明白眼前的男人与其说需要妻子，不如说需要一个“听众”。李玉琴开始动摇：“改造要紧，你我都还年轻，各自活法吧。”

1956年12月，气温零下二十度，她第五次去抚顺。简单寒暄后，李玉琴直截了当：“岁数相差悬殊，你在高墙里，我在外面，人前人后都不自在。过不去的坎就别过了。”溥仪愣住，过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句：“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签字。”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那天我没掉泪，是因为心里空了；我亏欠她的，不止一个道歉。”

1957年4月，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李玉琴拿到判决书时，天正下雪，她在院门口站了几分钟就把文件折好放进包里，然后搭车回长春图书馆上班。日子往前走，新工作、新同事、新家庭都来了。1960年，她与吉林广播电视台工程师黄毓庚登记，次年得子。有人背后议论：“前皇妃再嫁，真不怕流言？”李玉琴只回一句：“我怕的东西早在飞机起飞那天见识过，剩下的没什么可怕。”

另一边，溥仪在抚顺继续学习、劳动、写检查。1959年特赦前夕，他对管教员说：“如果能出去，我想见李玉琴，跟她好好说声对不起。”真正见面已是1962年政协文史小组会议。短暂叙旧后，两人各自归位：他是北京市园林局特种园艺师，她是长春市政协委员。往后几十年，偶有活动相遇，客客气气，像同事，多说一句都是额外。

1975年，溥仪病逝。报纸登出讣告那天，李玉琴正在图书馆整理期刊。同行悄悄递来报纸，她停了几秒，说：“走了也好，他总算心安。”没再表态，转身继续工作。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审书目、写提案、下基层查物价……2001年春，她在病榻上嘱咐子女：“我最看重的不是‘福贵人’，也不是离婚，而是后来有机会做点实事。别替我写回忆录，活人搞好眼前的活儿更要紧。”

李玉琴的一生横跨帝制余晖、伪满黑暗、战后重建、新中国草创。从被选妃那天起，她就像被历史推着走；1956年那纸离婚判决，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手调转方向。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下那句“当年我对不起她”，算是迟到的注解。可若论人生得失，李玉琴后来常对亲近的年轻同事说：“人得靠自己，别指望谁给你盖章幸福。”说这话时，她的眼神平静，没有哀怨，也没有炫耀，倒像多年馆藏书页上的一行批注——不鲜亮，却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