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身患重病的毛主席视察湖南，突然问道：刘春泉在哪里？

【1974年10月12日傍晚】“老乡刘春泉可还在？”毛主席沙哑的声音打破了安静的招待所走廊。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愣住，仅几秒，走廊两侧便像被春雷惊醒，所有人都在找答案。

彼时的毛主席气色不佳，眼神却透着熟悉的执拗——他若想知道一件事，总要追问到水落石出。湖南省委负责人李振军被连叫两次名字，他却连刘春泉是男是女都说不明白，只能连声应“马上去查”。我后来听一位在场的老干部回忆，那一刻场面真有些尴尬。

刘春泉究竟是谁？湖南戏曲圈里年纪稍大的演员当然知道“六岁红”大名，可那时她已经因骨病跛行，被下放江永，退出舞台九载。新干部对这位曾经的名角子自然陌生，这才造成李振军的慌乱。

夜里十二点，负责联络的同志抵达江永。昏暗灯泡下，46岁的刘春泉正靠在土墙边捶腿。听到“毛主席点名找你”，她的泪几乎止不住。瘸腿的身影摇晃着，嘴里反复一句话：“他还记得我。”

回到长沙后，省里安排体检、恢复训练，毕竟距离她上次正式登台已过去整整九年。腿疼、气短、嗓子也生疙瘩，但她一句“别说唱戏，叫我去死我也愿意”把医生噎得无话。倔强依旧，跟二十多岁时一样。

追溯缘起，要回到1956年春。那年湘剧团进京献演《六郎斩子》，刘春泉扮杨延昭。她一甩水袖，台下的毛主席便跟着节拍打指掌。演出结束，他问李维汉：“演杨延昭的是男孩？”得知是女孩后，他笑：“原来是咱湘潭的妹子。”一句“妹子”，让刘春泉暗下决心：生角我非唱到底不可。

两年后武汉会议，毛主席又点名《卢俊义上梁山》。演员在舞台上少见观众如此专注，“好”字未出，领袖已在座位上轻点节拍。会后，毛主席把她拉到身边问：“你父亲唱旦角，你为何唱生角？”她自嘲“不够秀气”，毛主席却抬手摸了摸她额头：“大眼睛多精神，胡子下更精神。”这段小插曲后来成了戏班里常挂嘴边的笑料。

1959年中南海家宴，湘剧团十八人受邀，毛主席特意叮嘱“带上胡琴”。那一晚，他连听三折老戏，还要刘春泉示范“抖须”动作，朱德总司令在旁笑：“真够讲究。”毛主席顺势说：“艺术不能糊弄。”这一句话，刘春泉记了几十年。

时间走进六十年代末，她却跌入人生低谷。特殊年代里，反串、生角都成了“靶子”，刘春泉被当“旧艺人”批判，下放江永插秧种谷。寒冬腊月，剧团后台的锣鼓声被牛铃取代，她靠回忆在田埂上练嗓，声音沙哑，腿也因长期劳作加速病变。

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提起“刘春泉”的瞬间，实际已与她阔别近十年。有人说，这一声点名比任何专家的诊断都更管用——因为一个月后，刘春泉就能在排练厅里连唱《生死牌》《八贤王》和《六郎斩子》，哪怕膝关节肿得像馒头，依旧咬牙坚持。

1975年1月，长沙红色剧场连演三昼夜，戏票一票难求。为了减少站立时间，她把拖板改短；为了保证高腔落点，她把咳嗽硬是憋回胸腔。剧终谢幕时，她差点跪倒，乐师赶紧扶住。录像带送到北京，毛主席看完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这一句评价，刘春泉后来给学生复述过无数次。

湖南省文化厅随后决定：为刘春泉量身组建“湘剧实验班”，专攻生行传承。她挑脚本、订调门、盯排练，一点不含糊。“毛主席让我教年轻人，我得交差。”她对晚辈常说这句话。

然而病情并未消停。阴雨天，骨纤维增生如蚁噬骨。医生劝她住院，她却把病房变成简易课堂，学生围床沿学身段。有人不忍，她摆手：“躺着也能划水袖。”我见过那段录像，袖子在空中竟没有半点滞涩。

1980年代，她几次受邀出国演出。外国观众听不懂湘腔，却被浑厚嗓音震住。有人问她秘诀，她回答简单：“嗓子是生活熬出来的。”

2012年7月15日，83岁的刘春泉因病逝世。噩耗传来，很多老观众才想起那位“带胡子的女角”。同事整理遗物时，在她的老戏箱底发现一本发黄的练功笔记，扉页写着：“主席说艺术不能糊弄，记之。”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却足够说明一生信念的来源。

刘春泉说过，毛主席既是观众，也是长辈。有人觉得这种情谊带着时代色彩，我却认为那更像两位湘潭老乡的惺惺相惜：一人以文艺守艺，一人以目光识人。历史档案里或许只留下一行简短座谈记录，但在戏台边长大的老观众心里，这段故事仍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