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2日傍晚】“老乡刘春泉可还在?”毛主席沙哑的声音打破了安静的招待所走廊。守在门口的工作人员愣住,仅几秒,走廊两侧便像被春雷惊醒,所有人都在找答案。
彼时的毛主席气色不佳,眼神却透着熟悉的执拗——他若想知道一件事,总要追问到水落石出。湖南省委负责人李振军被连叫两次名字,他却连刘春泉是男是女都说不明白,只能连声应“马上去查”。我后来听一位在场的老干部回忆,那一刻场面真有些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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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泉究竟是谁?湖南戏曲圈里年纪稍大的演员当然知道“六岁红”大名,可那时她已经因骨病跛行,被下放江永,退出舞台九载。新干部对这位曾经的名角子自然陌生,这才造成李振军的慌乱。
夜里十二点,负责联络的同志抵达江永。昏暗灯泡下,46岁的刘春泉正靠在土墙边捶腿。听到“毛主席点名找你”,她的泪几乎止不住。瘸腿的身影摇晃着,嘴里反复一句话:“他还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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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长沙后,省里安排体检、恢复训练,毕竟距离她上次正式登台已过去整整九年。腿疼、气短、嗓子也生疙瘩,但她一句“别说唱戏,叫我去死我也愿意”把医生噎得无话。倔强依旧,跟二十多岁时一样。
追溯缘起,要回到1956年春。那年湘剧团进京献演《六郎斩子》,刘春泉扮杨延昭。她一甩水袖,台下的毛主席便跟着节拍打指掌。演出结束,他问李维汉:“演杨延昭的是男孩?”得知是女孩后,他笑:“原来是咱湘潭的妹子。”一句“妹子”,让刘春泉暗下决心:生角我非唱到底不可。
两年后武汉会议,毛主席又点名《卢俊义上梁山》。演员在舞台上少见观众如此专注,“好”字未出,领袖已在座位上轻点节拍。会后,毛主席把她拉到身边问:“你父亲唱旦角,你为何唱生角?”她自嘲“不够秀气”,毛主席却抬手摸了摸她额头:“大眼睛多精神,胡子下更精神。”这段小插曲后来成了戏班里常挂嘴边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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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南海家宴,湘剧团十八人受邀,毛主席特意叮嘱“带上胡琴”。那一晚,他连听三折老戏,还要刘春泉示范“抖须”动作,朱德总司令在旁笑:“真够讲究。”毛主席顺势说:“艺术不能糊弄。”这一句话,刘春泉记了几十年。
时间走进六十年代末,她却跌入人生低谷。特殊年代里,反串、生角都成了“靶子”,刘春泉被当“旧艺人”批判,下放江永插秧种谷。寒冬腊月,剧团后台的锣鼓声被牛铃取代,她靠回忆在田埂上练嗓,声音沙哑,腿也因长期劳作加速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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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提起“刘春泉”的瞬间,实际已与她阔别近十年。有人说,这一声点名比任何专家的诊断都更管用——因为一个月后,刘春泉就能在排练厅里连唱《生死牌》《八贤王》和《六郎斩子》,哪怕膝关节肿得像馒头,依旧咬牙坚持。
1975年1月,长沙红色剧场连演三昼夜,戏票一票难求。为了减少站立时间,她把拖板改短;为了保证高腔落点,她把咳嗽硬是憋回胸腔。剧终谢幕时,她差点跪倒,乐师赶紧扶住。录像带送到北京,毛主席看完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这一句评价,刘春泉后来给学生复述过无数次。
湖南省文化厅随后决定:为刘春泉量身组建“湘剧实验班”,专攻生行传承。她挑脚本、订调门、盯排练,一点不含糊。“毛主席让我教年轻人,我得交差。”她对晚辈常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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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病情并未消停。阴雨天,骨纤维增生如蚁噬骨。医生劝她住院,她却把病房变成简易课堂,学生围床沿学身段。有人不忍,她摆手:“躺着也能划水袖。”我见过那段录像,袖子在空中竟没有半点滞涩。
1980年代,她几次受邀出国演出。外国观众听不懂湘腔,却被浑厚嗓音震住。有人问她秘诀,她回答简单:“嗓子是生活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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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5日,83岁的刘春泉因病逝世。噩耗传来,很多老观众才想起那位“带胡子的女角”。同事整理遗物时,在她的老戏箱底发现一本发黄的练功笔记,扉页写着:“主席说艺术不能糊弄,记之。”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却足够说明一生信念的来源。
刘春泉说过,毛主席既是观众,也是长辈。有人觉得这种情谊带着时代色彩,我却认为那更像两位湘潭老乡的惺惺相惜:一人以文艺守艺,一人以目光识人。历史档案里或许只留下一行简短座谈记录,但在戏台边长大的老观众心里,这段故事仍清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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