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形式逻辑来贬低辩证法，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网络上，吹捧形式逻辑而贬低辩证法，似乎是件“很时髦”的事情。

然而仔细看这类网文，不禁令人想起鲁迅1922年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估学衡》。鲁迅在文中讽刺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是“假古董放假豪光”，自己连“准星”还没“定准”，却要去“衡”别人。

辩证法可以质疑讨论吗？

当然可以。不过，前提是真的搞明白了辩证法是怎么回事。否则，再“慷慨陈词”，也难免“谬之千里”，仍属“假古董放假豪光”了。

辩证法是怎么回事呢？

先来举“实例”。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1948年公开发表时，林彪请求别点他名字，毛主席同意并亲自做了某些修改。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等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提出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此信发表时就以此为标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历程，证明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无比英明。在1930年正是暗夜如磐的艰难时刻，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叫辩证法。这是任何形式逻辑“公式”都难以超越且无法辩驳的真理。

还有。

1938年5月26日，毛主席在延安做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此时，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0个月余，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已经占领了近半个中国。国民党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亡国论”“速胜论”纠缠不休。毛主席在这个讲演中，提出既要重视军力强悍的日本侵略者，又要坚定必胜的信心，他鞭辟入里地论证了战争规律，批判了各种错误认识，指明了抗日战争唯一取胜的持久战方向。

到达延安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当时的力量还极其微弱，毛主席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足以统一自己内部又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预测，并被抗日战争的胜利所证明，这就是辩证法。这也是任何形式逻辑“公式”难以超越且无法辩驳的真理。

再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急迫问题。为期42天的重庆谈判后，国民党政府立马撕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其当时拥有美国提供精良装备的430万军队，统治着全国约76%的面积和3.39亿人口。而解放区仅占全国面积的24%和1.36亿人口，军队只有装备极差的127万人。1946年8月6日，毛主席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一场深入谈话，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主席还纠正翻译，就此产生了“Paper-Tiger”这一英语词汇。

当时的力量对比，优势完全在国民党一边。毛主席指点江山，风轻云淡，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又岂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可比，这就叫辩证法。这仍然是任何形式逻辑“公式”难以超越且无法辩驳的真理。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以上这些最基本的、以纯熟“辩证法应用”所铸就的历史事实，岂不远胜形式逻辑的各种“雄辩”！

实际上，唯物辩证法并不排斥形式逻辑。

有人以“苏式逻辑”作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的“证据”——其实，这些人谁也说不清什么是“苏式逻辑”——的确，苏联曾有过关于形式逻辑的讨论，焦点是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属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也有类似讨论，遂引起毛主席的极大关注，并邀请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到中南海座谈。毛主席提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属性，并鼓励全党全民多研究些逻辑。

一些人在吹捧形式逻辑而贬低辩证法时，频繁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逻辑是一切思维的基础”，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

殊不知，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中，从没说过这个话——这个黑格尔名言是伪造的。

黑格尔是过往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认为，他之前的古典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都已经过时，不足以成为审视历史和促成发展的思想武器——他说，所谓不学逻辑人们就不会思维，就如同说不学生理学和运动学就不会消化一样可笑。

黑格尔说，以往的古典逻辑，只解决思维形式是否正确的问题，丝毫不涉及事物的本质、内在的发展原因和动力——“形式逻辑”一名，即从此一论断而来。

黑格尔写了《逻辑学（即“大逻辑”）》，后来他的学生又从他的《哲学全书》抽出相关部分，以《小逻辑》为名出版。但要说的是，黑氏的“逻辑学”和“逻辑”，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逻辑”，讲的就是辩证法——是“绝对精神”外化为万物，由自身内在的矛盾促成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变化。

认真翻阅黑氏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就会发现，他列举了无数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等例证来说明“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规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首次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纳入了辩证法考察的范围，并给出了之前所有哲学家们从没触及和揭示过的深刻认知。

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形式逻辑；黑格尔的“逻辑”＝“辩证法”。 所以，研究事物的发展原因和规律的“辩证法”≠只研究思维一般规律的形式逻辑。

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并列起来，硬“捆绑”成一对矛盾体，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他俩，本就不在一个层面。

黑格尔的“逻辑学”或曰“辩证法”，给与了马恩经典作家极大的启发，称其为宝贵的“合理内核”，同时指出了黑氏哲学“头足颠倒”的致命缺憾——在经过“扬弃”后，便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提粹之精华。

“唯物辩证法”，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完整理论体系。

“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首先，“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其认为，联系或关系，是重要的哲学范畴，包括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其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这样的联系具有多样性。

“唯物辩证法”又是关于发展的科学。

其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种普遍联系与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密不可分。现实存在的相互联系，总是通过联系着的诸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凡不发生相互作用的事物，其之间往往因为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相互作用，必使事物的原有状态和性质发生或大或小的改变，这就是相互作用引起了运动；如果事物彼此没有引起状态和性质的改变，就表明这些事物间没有发生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运动，这是事物、现象的客观逻辑。

其还认为，事物的运动形式是多样的，如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这是宇宙间的五种基本运动。各种运动形式之间是相互区别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其进一步认为，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就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的、必然向前发展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则是那些丧失存在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事物。

“唯物辩证法”是包含一系列普遍规律和范畴的科学体系。

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唯物辩证法”主要包括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统一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范畴是基本的概念，是人们思维对事物、现象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唯物辩证法”中，包含质、量、度、量变、质变，矛盾、对立、统一，肯定、否定等范畴；还包括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对应范畴。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学说。

这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尤其揭示了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矛盾分析方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根本性改造提出的。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还包括前面说到的几篇文章，以及《论十大关系》等等，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彻底中国化了。

还要说的是，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辩证法传统。

《老子》和《孙子兵法》是典型代表著作。

比如，《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还强调事物的相互转化，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此要“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云云。

毛主席在将“唯物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中，充分巧妙地将中国古代的这些宝贵思想融入其中，并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使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正因为毛主席将中国化了的“唯物辩证法”娴熟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被历史证明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郑重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这是从国家最高立法的层面，确定了持续进行“唯物辩证法”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用怀疑，以形式逻辑来贬低辩证法，将辩证法庸俗化、污名化，不仅仅是“无知者无畏”这么简单。背后没有操控势力和常人所不知的企图，是难以置信和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