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对比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语言是地名起源的先决条件，地名作为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和俄语地名的命名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汉语历史人物地名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事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记录了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纪念意义，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往往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文化名人相关联，反映了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汉语历史人物地名注重人物与事件的文化内涵，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倾向于直接描述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俄罗斯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地名来源和演变等方面的知识，而且需要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地名蕴含的语音、语义、语用信息。以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为语料，通过对比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演变过程、命名类型、历史背景信息，分析语言特征，总结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时期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异同。

［关键词］汉语和俄语；地名；命名类型；语言特征；文化内涵

地名是遵循一定的语言规律而形成的地理词汇，具有悠久的历史。地名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当地不同时期的语言、地理、历史、人文等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对比研究，可以分析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异同，加深人们对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时期的文化历史和民族情感的了解。

一、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命名类型

与中国地名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地名记录和起源分析方面。各文献的释名数量显示，中国古代早期以山、水、地形、方位等自然环境命名的地名数量较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数量较少。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3处人物地名渊源解释，约占地名渊源解释总数的1/20；应劭的《汉书集解》中有13个人物地名释名，约占渊源解释总数的1/12；南北朝时期，地名渊源解释的数量增多，以人物命名的释名数量也随之增加，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了约130处人物地名的渊源，大致占其释名总数的1/8。

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命名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发现者、建立者、居住者的姓氏、名号、爵位等命名

地名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人类的迁入和居住促进了地名的命名进程，人烟稀少之地的命名进程则发展缓慢。中国的姓氏和地名具有特殊的联系，从古至今，大量地名源于居民或者当地著名人物的姓氏，“因姓得名”的地名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其中既有单姓和双姓地名，又有连名带姓的地名，例如：

“蔡洲”（今湖北省襄州区东津镇老营村），《元一统志》注：“在襄阳县东北汉水中，后汉蔡瑁居其上，因名。”蔡洲因东汉蔡瑁曾居其上而得此名，后来成为襄阳的名胜之地。

“何山”（今浙江省湖州市境内金盖山），《太平寰宇记》注：何口山“昔曰何山，亦曰金盖山，晋何楷居之，修儒业。楷后为吴兴太守，改金盖山为何山”，金盖山更名的原因是东晋吴兴太守何楷在这里建造读书堂。

“山阳故城”是大型古城遗迹，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南村。《太平寰宇记》载：“山阳故城，魏兖州刺史山阳公所筑，城因人以立名”，山阳故城以建城人命名。

俄罗斯拥有大量以发现者、建立者、居住者或者氏族的姓命名的地名，例如：

“扎里科沃”（Жариково）是阿穆尔州（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坦波夫卡区（Тамбов）的村庄，以最早居住该地的居民姓氏扎里科夫（Жариковые）命名；“杰日尼奥夫角”（Мыс Дежнёва）位于楚科奇半岛（Чукотскийполуостров），为纪念最早发现该地的俄国航海家谢苗·伊万诺维奇·杰日涅夫（Семё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жнёв）而命名。

“鲁尼诺”（Лунино）取自中尉奥西普·伊万诺维奇·鲁宁（Осип Иванович Лунин）的姓氏；“阿尔汉格尔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警卫所建于1665年，中尉奥西普·伊万诺维奇·鲁宁于1973年来到这里，此地以中尉的姓氏命名。

十月革命（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之后，以沙皇、大公爵、贵族等创始人姓名命名的居民点数量明显减少。

（二）以该地所有者命名

中国和俄罗斯均存在以土地所有者命名的地名，一些地名随着历史变迁和发展而有所更改，一些地名保持不变（例如“菽庄花园”“虎豹别墅”“丁家田”等）。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有大量以诸侯命名的地名，例如南阳郡“冠军县”（位于今河南省邓州市），《汉书·地理志》注：“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诸军，故曰冠军。”霍去病在战场上功勋卓著，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划地赐为冠军侯邑，因此得名。又如“斟寻”（今山东省潍坊市），得名于诸侯斟寻氏族。《水经·巨洋水注》记载：“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业而表其邑。”

学者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以该地所有者命名的历史人物地名，既有助于寻找过去的世袭领地位置，也有助于厘清血统关系。俄罗斯中部以土地所有者的姓名命名的村庄包括“索洛古博沃”（Сологубово）、“谢列梅捷沃”（Шереметьево）、“屠格涅沃”（Тургенево）等，与之相应的名或者姓包括“索洛古博夫”（Сологубов）、“谢列梅捷夫”（Шереметев）、“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等。

（三）为纪念某种原因与该地相关的人物而命名

第一，以在此地逝世或者安葬的人物命名。汉语中以被安葬的人物命名的地名蕴含的信息主要包括被安葬的人物和地点，例如代郡“灵丘县”（在今山西灵丘县东十里固城村），《汉书·地理志》注：“应劭曰，武灵王葬此，因氏焉。”除此之外，汉语中含“坟”字的地名出现的频率较高，主要集中在北京，例如“公主坟”“八王坟”“李家坟”等。

以在此地逝世的人物命名的地名蕴含的信息倾向于与此人相关的事件或者精神。

例如“屈潭”（在今湖南岳阳市汨罗市），《水经·湘水注》记载：“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屈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创立了“楚辞”文体、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公元前278年，白起攻郢都，屈原闻讯自感振兴楚国无望，遂于农历五月初五怀石自投罗渊而死，他的爱国情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曹娥江”（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名称源于东汉孝女曹娥。曹娥因父亲溺水身亡，为寻父亲尸身投江而死。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曹娥的行为在民间影响很大，符合以孝治天下的文化传统，后人为了纪念曹娥的孝节，将此江命名为曹娥江。

“莫干山”（位于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相传干将、莫邪夫妻在山区铸剑而死，后人便将此山命名为“莫干山”。

俄罗斯勘察加半岛（Камчат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一部分地名可以追溯到土著居民的名字例如“科里亚克”（Коряки）、“伊特里门”（Ительмены）等，当地河流通常以居住或者安葬在此地的人命名。最常见的是由科里亚克人的男性名构成的河流名称，例如“埃梅肯瓦亚姆河”（река Емекенваям），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被安葬在河边的科里亚克人埃梅凯恩（коряк Емэкэн）。

再如“安昆河”（река Анкун），科里亚克人安昆（коряк Анкун）和家人在这条河里捕鱼并被安葬于此，这条河就以安昆（Анкун）命名。

第二，为纪念某人的出生命名。有一类汉语地名是后人为纪念某人的杰出贡献，将某人的出生地改为与人物同名。例如，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祥谦镇的名称是为了纪念全国首位壮烈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林祥谦。朱仙镇（位于今开封市）相传是战国名士朱亥的出生地，朱亥在窃符救赵中击杀晋鄙，帮助信陵君立下功劳，后人为纪念朱亥而将这里称为朱仙镇。

俄语里的此类地名更多的是纪念新生的皇室继承人。例如，“阿列克谢耶夫卡”（Алексеевка）是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Челябинск）地区的一个村庄，建于1904年，以尼古拉二世新生的皇子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命名。1154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尔戈鲁奇（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Долгорукий）建立了一个城市，为纪念儿子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的出生，城市名称被定为“德米特罗夫”（Дмитров）。

第三，以与重要事件相关的人物命名。地名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地名研究涉及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从发展的角度看，地名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朝代变更、战争、社会变革、民族迁徙等都有可能影响地名的演变。与重要事件相关的人物地名既是人们认识历史和借鉴历史的依据，也是漫长曲折历史的见证。例如，汉语地名吴越街（位于今安徽省安庆市），名称源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吴樾，该名称不仅记录了清廷的“预备立宪”骗局和中国革命运动的艰辛，而且代表了中国人民致敬革命烈士的红色精神。田横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东部），名称源于田横和五百名忠义将士的悲壮故事。史书记载，西汉建立后，刘邦遣使诏田横降，田横被迫前往，因不愿称臣于汉，于赴洛阳途中自刎，留居岛上的五百将士皆挥刀殉节。后人感叹田横和五百将士坚贞不屈的气节，遂将此处命名为田横岛。

俄语里与重要事件相关的历史人物地名多数与战争英雄相关。例如，以俄罗斯1812年卫国战争的军官命名：“丹尼斯·达维多夫路”（улица Дениса Давыдов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军官命名：“沙季洛夫将军路”（улица Генерала Шатилова），以苏德战争军官命名：“崔可夫元帅路”（улица Маршала Чуйкова）等。

（四）以各领域的杰出人物命名

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与各领域杰出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同名的地名，人们为纪念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的贡献而对某一地域命名。例如，以文学家命名：“茅盾路”、“果戈里路”（улица Гоголя），以科学家命名：“墨子路”、“罗蒙诺索夫路”（улица Ломоносова），以英雄命名：“子长县”、“朱可夫路”（улица Жукова）等。

以中国和俄罗斯各领域杰出历史人物命名的地名示例，见表1。

（五）以国外人物命名

西方国家至今习惯用国内外人物命名道路来纪念他们的个人价值和成就。近代，这种命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现了以国外人物命名的地名。如今，中国以国外人物命名的地名大多已经被更改，少量存在例如牛顿路、达尔文路、高尔基路等。俄罗斯以国外人物命名的地名数量不少，例如恩格斯路（улица Энгельса）、牛顿路（улица Ньютона）、爱因斯坦路（улица Эйнштейна）等。

二、历史人物地名反映了汉语和俄语的语言特征

笔者在语言学的视角下，从两方面分析历史人物地名的语音特征和构词特征。

（一）历史人物地名的语音特征

汉语作为孤立语，地名的语音特征主要反映为语音的长短，通过音节构成可知语音的长短。中国不同时期的地名，音节结构不同：汉语地名的通名，早期大多是单音，例如“河”“山”“乡”“路”等；双音节通名出现较晚，例如“胡同”“盆地”“丘陵”“公园”等；三音节通名的数量极少，例如“三角洲”等。中国早期的地名也存在省略通名/保留专名的情况，这与上古汉语的书面语特点有关。早期汉语地名专名以单名为主，甲骨文地名里双名、多名的地名数量稀少；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专名，从单名占绝对优势过渡为双名、多名占主要优势。大量双名、多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单名完全消失。对汉语地名来说，一方面，双音节地名较为简单，指位性不明确，五音节及以上地名较为烦琐，不易记忆，所以这两种地名的数量都比较少；另一方面，三音节地名在方便人们记忆的同时，既保持了适当的字数和简单的形式，又能够更准确地指出具体方位、更细致地表达地名的内涵，因此，汉语中三音节地名数量占比最大。

汉语历史人物地名在音节构成上也不例外，古代以人物命名的双音节地名数量很多，例如“霸水”“长子”“娄湖”等。

笔者整理了中国现有的历史人物地名，对汉语历史人物地名音节构成分析如下。

第一，双音节地名与五音节及以上地名在人物地名中占比极少。双音节地名，例如“韩江”“黄山”“梅岭”等；五音节及以上地名，例如“武松东大街”“欧阳海水库”等。第二，三音节地名和四音节地名在人物地名中占较大比例，三音节地名例如“光启路”“茅盾路”“李冰路”等，四音节地名例如“李时珍路”“郭守敬路”“徐霞客镇”等。

俄语属于屈折语，人们无法通过语音的长短来分析俄语地名的词汇单位。俄语地名通常由两个词汇单位形成，俄语历史人物地名也是如此，双单词地名占很大比例。笔者整理了俄罗斯圣彼得堡路名数据库，对俄语人物地名单词构成数量分析如下。

汉语历史人物地名的专名音节数量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专名单词数量，同汉语和俄语的人物命名体系具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双单词俄语人物地名占绝对优势，例如“马雅科夫斯基路”（улица Маяковского）。第二，三单词俄语人物地名占据小部分，例如“戈沃洛夫元帅路”（улица маршала Говорова）。第三，存在少量的四单词及以上俄语人物地名，例如“马术拉赫塔一号路”（улица первая Конная Лахта）。

现今汉语历史人物地名中，三音节地名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四音节地名数量占比次之，双音节和五音节及以上地名数量占比最小。在这些三音节和四音节的人物地名中，通名多以单音节为主，即“路”（沧白路）、“街”（守仁桥街）等，历史人物地名的专名多为双音节或者三音节。

俄语历史人物地名中，双单词地名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三单词地名数量占比次之，四单词及以上地名数量占比最小。在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俄语双单词和三单词人物地名中，通名基本由一个单词表示，例如“托尔斯泰路”（улица Толстого）等，专名基本由一个单词或者双单词构成。

（二）历史人物地名的构词特点

汉语和俄语人名的共性是既有名又有姓，二者都有独特的命名体系。中国古代人名大致包含“姓”“名”“字”“号”几个部分，中国现代人名主要由“姓”“名”两个部分组成。俄罗斯人名主要由“名”“父称”“姓氏”三部分构成，父称来源于父亲的名字，是汉语人名结构和俄语人名结构较大的不同。例如，“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是人物的名，“谢尔盖耶维奇”（Сергеевич）是父称，“普希金”（Пушкин）是姓。

俄语地名的词序不如汉语地名严格，所以俄语人物地名既可以由“专名+通名”组成，例如“普希金大街”（Пушк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也有“通名+专名”的形式，例如“果戈里路”（улица Гоголя）。

汉语中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大致分为两种。第一，姓+名/字+通名，例如“张衡路”“黄兴路”（姓+名+通名），“尹道真路”“唐伯虎文化园”（姓+字+通名）等。第二，姓/名/字/号+通名，例如“韩江”（姓+通名）、“靖宇县”（名+通名）、“太白路”（字+通名）、“阳明路”（号+通名）等。此外，有些地名采用人物谥号命名，例如“文定路”（徐光启谥号“文定”）、“文成县”（刘基谥号“文成”）等。

俄语中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多由三种方式构成。第一，通名+姓/父称的二格，例如“契诃夫路”（улица Чехова，通名+姓的二格）、“彼得罗维奇路”（улица Петровича，通名+父称的二格）等。第二，通名+名+姓的二格或者通名+名+姓+父称的二格，例如“奥列格·科舍沃伊路”（улица Олега Кошевого，通名+名+姓的二格）、“安·巴·契诃夫博物馆”（Дом-музей А.П.Чехова，通名+名+姓+父称的二格）等。第三，姓的形容词+通名，例如“苏沃洛夫大街”（Суворо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列宁大街”（Лен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等。屈折语的特点是用丰富的词形变化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俄语人物地名比汉语人物地名的词形变化和构词模式更丰富、更复杂。

三、历史人物地名反映汉语和俄语民族的文化内涵

（一）反映历史文化

第一，反映历史进程。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印记，留有大量表示时代变迁和历史进程的记录，人物地名蕴含很多历史意义，这些地名的由来和更迭，体现了相应的时代背景。

从历史角度，人们可以将汉语人物地名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之前、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亥革命之前，人物地名保留以崇高社会地位之人命名的传统，传统人物地名与姓氏的关系十分密切。重大历史事件对道路名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地名受西方国家的影响，以同时期历史人物命名的地名数量有所增加，例如“中山市”“黄兴路”“蔡锷路”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很多人物地名已经被更名。

俄罗斯人物地名可分为十月革命之前、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解体之后这三个阶段。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人物地名大多数使用地名来突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氏族。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地名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物地名消失了，以同时期革命英雄的姓名命名的人物地名数量增加，例如“列宁大街”（Лен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斯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今称伏尔加格勒州Волго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等。苏联解体之后，大量人物地名在特殊时期的背景下恢复了原有的名称，例如“乌里扬诺夫路”（Ульяновская улица）恢复为“尼古拉亚姆斯基路”（Николоямская улица）。

第二，反映历史战争。中国历史上战事频繁，地名中有与战争和军事活动相关的内容。汉语里的这类地名较少出现直接表达战争的文字，人物地名也不乏其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多个时期，冠以英雄人物姓名的地名数量很多，例如“公略县”“左权县”“昌勋村”“根思镇”等。在战争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外国人物地名，例如“斯大林广场”“高尔基路”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推行以人名作为地名，1951年12月之后，大多数人物地名整改更名，保留了“中山市”“左权县”“黄骅市”“靖宇县”“尚志市”“志丹县”“子长市”“子洲县”。

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不仅对俄罗斯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俄罗斯的许多历史事实都记录在地名之中，尤其是以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来命名地名，例如，与卫国战争英雄和卫国战争事件相关的地名在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景观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俄罗斯有很多道路以1812年卫国战争的指挥官命名，例如“巴格拉季昂路”（улица Багратиона）、“库图佐夫路”（улица Кутузова）、“将军叶尔莫洛夫路”（улица Генерала Ермолова）等。

第三，政权更替。每个国家更改地理名称，通常是由社会政治原因引起，一些没有牢固政治基础或者未被人们习惯的地名被恢复为旧名，一些地名成为国家发生重大事件的印记，人物地名体现了人们对杰出人物的纪念。

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有数量庞大的地名昭示着历代政治的“气候”。辛亥革命之前，各朝代的统治者习惯按照夙愿命名或者更改前朝的地名，其中包括一些人物地名，例如“不韦县”（古地名，位于今云南省保山市东北金鸡村）。汉武帝不满吕嘉拥兵抗汉的行为，以“置不韦县，以彰先人之恶”为由，将吕不韦后人吕嘉的族人全部迁徙到古哀牢国。政治变化对现代人物地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汉语人物地名的数量在这段时间骤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为地名，很多以人物命名的地名被更改，保留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地名。例如，北京的“佟麟阁路”“张自忠路”“赵登禹路”先后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被更名，再于1984年恢复原有名称。

俄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基辅罗斯，继而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和事件，成为如今的俄罗斯：伊凡四世（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时期称为沙皇俄国（Росси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彼得一世（Пётр I Алексеевич）时期改称俄罗斯帝国（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十月革命时期，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制度，成立了苏联，1922年至1991年发生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1991年至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独立的国家。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地名多以此地的发现者、建立者、居住者或者氏族的“姓”来命名；十月革命之后，随着与新政府人物无关的教堂、房屋、庄园所有者信息和名称的变更，俄罗斯地名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物地名消失了，例如“布拉戈维申斯克路”（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я улица）、“尼古拉街”（Никольская улица）“、特罗伊茨基路”（Троицкая улица）等；苏联解体之后，大量人物地名在特殊时期的背景下恢复了原有名称，例如“加里宁大街”（Калинин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恢复为“新阿尔巴特街”（Новый Арбат）。由此可见，人物地名的变更受政权更替的影响很大。

（二）反映社会文化

第一，反映社会制度。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具有重要的地位。古代中国早期，贵族才能有姓氏；秦国统一战争之后，人们普遍拥有姓氏，姓氏作为血缘关系的标志性符号，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了表达对姓氏的重视，人们习惯以作出重大贡献或者最先来到此地之人的姓氏来命名村落，汉语人物地名因此产生了“姓氏+通名”的结构，例如“尹巷”“刘庄”“赵店”等。人物姓氏或者名字与地名的重合并不意味着一定先出现姓氏或者名字，有些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很多姓氏起源于地名，例如以国名为氏、以山水地名为氏、以居住地为氏、以邑地为氏等。

在姓氏文化方面，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同汉语历史人物地名的情况相似。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历史人物地名多以当地所有者、最先居住者或者作出重大贡献之人的姓氏来命名。来源于人名的俄语地名后缀多为“-ово/-ево”，例如“杰米多沃村”（село Демидово）源于村庄主人杰米多夫（Демидов）；后缀“-ин/ино”，例如“鲁尼诺村”（село Лунино）取自中尉鲁宁（Лунин）的姓；后缀“-иха/-уха/-аха”等较为罕见，例如“切列巴尼哈”（Черепаниха），相关的人物姓氏为“切列帕诺夫”（Черепанов）。一些村庄不带上述姓氏后缀，原因是村庄移民数量增加，村中出现很多同姓人，名称采用复数形式。例如，“莫尔昌内”（Молчаны）得名于姓氏“莫尔昌”（Молчан），“特鲁汉内”（Труханы）源于姓氏“特鲁汉”（Трухан），“科夫沙雷”（Ковшары）得名于姓氏“科夫沙尔”（Ковшар）等。

第二，反映社会意识。地名能够从多方面反映社会意识。不少汉语历史人物地名涉及传统道德观念，例如上文谈及的“屈潭”“曹娥江”“莫干山”等。“屈潭”阐述了爱国精神和忠诚公正的品质，“曹娥江”彰显了重视孝道的传统美德，“莫干山”代表了坚韧不拔、信念坚定的崇高品德等。一些人物地名映射了当代人的心理活动，或者表达了人们心中美好的意愿，包括对民族英雄的尊重、对崇高社会地位的渴望等，例如“吴起县”（以战国名将吴起命名）、“南宫市”（西周南宫适封侯于此地）等。辛亥革命之前，与著名历史人物相关的地名普遍反映了人们对崇高社会地位和社会繁荣的渴望；辛亥革命之后，历史人物地名主要与政治和军事相关历史事件相关，例如“黄骅市”“志丹县”“子洲县”等。

20世纪，俄国群众支持革命，为表达对革命运动领袖的最大尊重，革命领袖的姓名被用来命名居民点。例如“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旧称“圣彼得堡”ранее-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加里宁格勒”（Калининград，旧称“柯尼斯堡”ранее-Кёнигсберг）。

四、结束语

地名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在文化发展中，地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名不仅记录了重要的民族文化史实，而且保存着丰富而意义非凡的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地名不仅反映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体现不同民族的常见语言活动的总体特点。

笔者研究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史人物地名是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形成的语言作品，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能够反映中国和俄罗斯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异同。第二，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具有多种命名类型，中国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地名数量少于俄罗斯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地名数量。第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俄罗斯语言世界有重叠和分离的部分，展现了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的异同，有助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第四，从地名的文化内涵角度来看，汉语和俄语历史人物地名在反映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同时，揭示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民族美德和文化核心理念。

作者：史佳鹭，邹华静

来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选稿：耿 曈

编辑：贺雨婷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杜佳玲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