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是混蛋，她独自培养出4位中央委员，临终不知儿子已壮烈牺牲

1913年夏天的湖南湘乡县城，街头巷尾都在传一件新鲜事：有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领着儿子、女儿，连4岁的外孙女都抱来了，要去县立第一女校报名。

这老太太就是葛健豪，那会儿还叫葛兰英。校方瞅着她满头半白的头发，又看了看她身边的一大家子，直摆手：“您这年纪太大，我们收不了。”葛健豪一听就忍不住有些火了：“读书还分老少？男女都要救国，不读书咋懂道理？”

没等校方再辩解，她转头就找儿子蔡和森：“你帮娘写张状纸，咱去县衙评理！”县官见了这状纸也纳闷，召见她时问：“你年近半百，在家含饴弄孙多好，为啥非要折腾着读书？”葛健豪坐得端正，一字一句答：

“大人，这世道不太平，国家要救，就得男女都有学问。我自己要学，也得带儿孙学，不能再被封建礼教捆着！”

县官被这股劲头打动，提笔在状纸上批了“奇志可嘉”四个大字，逼着学校破格收了她。从这时候起，葛兰英把名字改成了“葛健豪”：“健”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是要打倒封建的豪强。

在葛健豪16岁那年，父母一句话，她就嫁给了永丰镇的蔡家少爷蔡蓉峰。按说门当户对，可这婚事，成了她一辈子难捱的开头。

蔡蓉峰看着体面，却是个实打实的纨绔子弟，整天跟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家里的活儿啥也不管。后来靠着葛家的关系，蔡蓉峰在上海机器局找了个小职员的差事，本以为能收收心，没成想在上海更离谱，不仅抽上了大烟，还在外头找了别的女人。

葛健豪在上海跟他吵过无数次，可蔡蓉峰要么左耳进右耳出，要么就摔东西发脾气。有回，她看见机器局的工人被蔡蓉峰克扣工资，连饭都吃不上，悄悄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接济工人，还帮着工人跟蔡蓉峰理论。

日子过到这份上，葛健豪心也冷了，收拾了行李，带着几个孩子回了湖南老家。

原以为离开上海能清静点，没成想蔡蓉峰也追了回来，在葛家附近买了房子，说要“悔改”。可封建家庭的枷锁，哪是说拆就能拆的？小女儿蔡畅刚满5岁，蔡蓉峰就拿着裹脚布过来，说“姑娘家就得裹脚，不然没人要”。

葛健豪一把抢过裹脚布扔在地上，红着眼眶喊：“我闺女不遭这罪！女人不是靠小脚活着的！”从那以后，她天天把蔡畅带在身边，吃饭、干活都不撒手，直到蔡畅过了裹脚的年纪，才松了口气。

更让她生气的是，蔡蓉峰还不让儿子蔡和森读书，说：“不如早点去挣钱养家”。葛健豪知道，要想让孩子不跟蔡蓉峰一样没出息，就得读书。她没跟蔡蓉峰商量，把自己当年陪嫁的首饰、绸缎偷偷拿去当了，凑够了学费，硬是把16岁的蔡和森送到了长沙求学。

也就是在长沙，蔡和森认识了毛主席，两个人聊起救国救民的道理，越聊越投缘，慢慢走上了革命的路。

葛健豪的革命念头，一半是被家里的糟心事逼出来的，一半是受了“鉴湖女侠”秋瑾的影响。秋瑾的婆家就在荷叶镇附近，葛健豪早就听说过这位能文能武的巾帼英雄，特地跑过去拜访。秋瑾跟她说：“女人不能一辈子围着锅台转，要为国家做事，要争自由、争平等。”

这些话，像一颗种子落在了葛健豪心里。1907年秋瑾在绍兴被害，葛健豪偷偷带着孩子们去凭吊，摸着秋瑾的遗像跟蔡和森、蔡畅说：“你们长大了，就得像秋瑾先生这样，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14年，蔡蓉峰又干了件缺德事：他要把10来岁的蔡畅卖给财主家当童养媳。葛健豪气得浑身发抖，跟蔡蓉峰吵得翻了天。远在长沙的蔡和森听说后，连夜赶回来，跟母亲商量：“娘，咱不能让妹妹跳火坑，我把她接到长沙读书去！”

就这么着，蔡畅跟着哥哥去了长沙，进了周南女校，总算躲过了一劫。这件事也让葛健豪下了决心：必须离开蔡蓉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她想起蔡和森说的“省城有女子教员养成所，能学知识，还能教别人”，干脆带着儿子、女儿、外孙女，一家三代去了长沙。

可到了养成所，校方又嫌她年纪大，不肯收。这一回，葛健豪没再忍，让蔡和森写了状纸告到县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在养成所里，葛健豪比年轻学生还拼。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背课文，晚上宿舍熄灯了，她就点着煤油灯接着学，唐诗背得滚瓜烂熟，连音体课都不落下，那会儿封建思想还重，不少女生觉得“抛头露面不好意思”，葛健豪却带头跑步、唱歌，说“身子骨练好了，才能干大事”。

同学们都喜欢她，年纪大的叫她“大姐”，年纪小的喊她“伯母”，连毛主席来学校找蔡和森，都恭恭敬敬地叫她“蔡伯母”。

1915年，葛健豪从养成所结业，回永丰镇办了所“湘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她自己当校长，还当教员，招的都是劳动人家的妇女。学校不仅教国文、算术，还教缝纫、织布、刺绣，一分钱学费不收，还给贫困学生发生活补贴。

葛健豪常跟学生们说：“你们学了本事，不用靠男人，自己能挣钱，腰杆才能硬起来。”

在学校里，她还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讲秋瑾的故事，说封建婚姻的坏处，鼓励女生放足、留短发。可这样的“越轨”，也惹恼了当地的封建势力。他们到处说“这学校教坏女人”，还联合起来告到县里，停了学校的经费。

葛健豪没办法，只能把学校停了，可她心里没服：“只要我还在，就不能让女人一直被欺负。”

1917年，葛健豪跟着儿女搬到了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这儿很快成了蔡和森、毛主席他们聚会的地方，一群有志青年围着桌子，聊时政、谈理想，葛健豪就坐在旁边听，有时候还端上自己种的蔬菜、煮的粥，让他们垫垫肚子。

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会址就选在了刘家台子，葛健豪和长女蔡庆熙做了一桌子菜，笑着说“你们干的是大事，娘得支持”。

后来毛主席的母亲来长沙看病，没地方住，葛健豪就把她接到家里，端茶倒水、熬药，照顾得无微不至。

1919年，“五四运动”闹得轰轰烈烈，赴法勤工俭学成了热潮。蔡和森跟母亲说：“娘，咱们去法国吧，看看外国的样子，学真本事回来救国。”

那会儿葛健豪已经54岁了，裹着小脚，连外语都不会，可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只要能为国家做事，娘不怕折腾。”为了凑路费，她找了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借了些钱，还帮着没钱的学生凑钱。

12月25日，葛健豪跟着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人，从上海坐船去法国。35天的航行，她晕船晕得厉害，却从没喊过苦。到了法国，她跟几个女生一起进了蒙达尼女子公学，开始学法语。

年纪大了记性差，一个单词记十遍八遍还忘，她就写在手上、贴在墙上，做饭的时候瞅两眼，走路的时候嘴里念叨着。每天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没过多久，居然能用法语跟人对话，还能读法文报纸。

在法国的日子里，葛健豪没闲着。白天上学，晚上就跟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她的绣活好，花鸟鱼虫绣得栩栩如生，法国太太们都抢着买。挣来的钱，除了交学费、过日子，还用来资助穷学生。有个学生没钱买课本，葛健豪悄悄把自己的刺绣卖了，帮他凑够了钱。

她还支持儿女们的婚事。蔡和森跟向警予情投意合，想自由结婚，可那会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规矩，有人说“这不合礼法”。葛健豪却笑着说：“只要他们俩真心好，能一起为革命做事，就是好姻缘。”她还帮着他们办了婚礼，成了留法学生里的一段佳话。

不仅如此，葛健豪还敢跟北洋政府叫板。1921年2月，留法学生为了争取权益，要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请愿。400多人的队伍里，葛健豪跟着蔡畅、向警予走在最前面，推开使馆的大门，跟公使据理力争，硬是逼着对方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1923年秋天，蔡畅、李富春要去苏联学习，葛健豪带着外孙女李特特回了国。一回到长沙，她又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里。次年，她参与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跟唐群英等人一起，逼着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在《湖南省宪法》里加了一条：

“无论男女，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25年夏天，她在长沙颜子庙办了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这所学校看着是教手艺，其实是革命者的联络点，葛健豪帮着传递信件，掩护同志，还让党内的人住在学校里。“马日事变”后，学校被查封，葛健豪也成了“重点盯防对象”，没办法，只能躲回了永丰镇。

1928年，二儿子蔡麓仙为了革命牺牲；没过多久，儿媳向警予也在汉口被害。葛健豪捧着他们的遗物，哭了整整一夜，可第2天一早，她又擦干眼泪，跟儿女说：“他们是为国家死的，咱不能垮，得接着干。”

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年仅36岁。家里人怕她受不了，一直瞒着她，只说“和森在外面忙，没功夫写信”。

葛健豪的晚年，过得很清苦。1932年蔡蓉峰去世后，她搬到了永丰镇外的石板冲，种了几亩地，跟长女蔡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活。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种水稻、种蔬菜，晚上还教孙辈读书，说：

“你们要记住，你爹、你舅舅是为革命死的，你们将来也要做有用的人”。

1943年3月，葛健豪病倒了，躺在床上连饭都吃不下。她拉着蔡庆熙的手，一遍遍地问：“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吗？他们啥时候回来？娘想看看他们。”蔡庆熙只能忍着眼泪说：“快了，他们忙完就回来。”临终前，葛健豪还喃喃地说：

“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等胜利了，他们就能回来了……”

她到死都不知道，蔡和森已经牺牲很久了。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提笔写了挽联：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