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迁都？没可能的

国庆期间的青岛游客比暑假少多了，但仍然特别堵，尤其老城区，大量道路只有双向单车道，十分钟一公里是常态。青岛虽然财政也紧张，但不至于把马路修宽点的钱都没有，关键是一直延续一百多年前殖民地时期的道路规格，就被限制死了，也只有黄岛这样的新开发区，能把路修宽点。

之所以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本周伊朗新总统再次提出迁都，还称已经向最高领袖提出“必须迁都”的提议，理由是城市规模过度扩张、缺水危机加剧以及地面沉降威胁日益严重等等。

这也引发了一些讨论，自古迁都无非两种，一是就食，解决资源供给不足问题；二是另起炉灶，调整利益关系。

前者比如中国五代时期，反复纠结定都长安还是洛阳，从正统性角度当然想定都大唐首都长安，但粮食不足，只能转到洛阳，而且唐朝鼎盛的时候，皇帝也经常带着大批人从长安到洛阳，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后者就太多了，比如武则天迁都洛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都是针对权力斗争、新利益集团取代旧利益集团；到了现代，迁都也有调节地区利益分配、发展内陆经济的目的，比如巴西从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都到高原中心的巴西利亚，就是为了带动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伊朗的迁都已经是老话题了，2024年7月佩泽希齐扬上任后不久，就提出将首都从德黑兰迁移到波斯湾沿线，主要目的是更靠近主要的贸易线路。过去近40年，伊朗国内也一直在反复讨论迁都问题，早在1989年就提出过迁都的提议，2003年伊朗东南部发生大地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提出迁都建议。

等到强人内贾德上台，终于把这件事正式列入日程，当时海地爆发大地震，内贾德就以德黑兰处于地震带为由，建议迁移500万德黑兰人，也得到了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批准；到了2013年至2015年，伊朗议会曾用两年时间试图通过一部法律案，这个法律案目的是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职研究和寻找新首都。

但一直就没下文。其实伊朗能够迁移的地方很少，总体上伊朗地理环境跟中国的新疆很像，都是三山夹两盆的结构，北方山脉挡住了里海的水汽，导致伊朗全国范围普遍缺水，也很难通过修建运河等人工设施解决德黑兰严重缺水问题，目前向德黑兰输水的价格甚至高达30多元一立方米，消耗了伊朗宝贵的国力。

从水资源供给来看，伊朗能够承载上千万人口的地方就两块，一是里海沿岸平原，二是西南方靠近伊拉克的胡齐斯坦。这次佩泽希齐扬提议的波斯湾沿线，照样缺水，要想解决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饮水问题，光海水淡化就需要巨大投资。

对伊朗迁都这个话题，小镇没多大研究的兴趣。不管是真的为了解决水源不足、地面沉降、空气污染等现实问题，还是想要调节地区发展不平衡，又或者是想着摆脱宗教力量的约束，甚至可能是伊朗内部某些力量想要向美国低头，于是把首都放在美国航母可以轻松触达的波斯湾沿海，等等，有很多可以解释的理由。

但具体原因都不重要，因为根本就搞不起来。伊朗现在就没有足够的财力去重建一个新首都，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基建能力和基建物资，哪怕只是满足几百万人口需求。现在伊朗有限的资金已经投入到国内在建的几个大型项目中，就这些项目有的还因为资金不足进展缓慢，至少20年内很难挤出钱来搞新首都，一个新首都至少需要十年的建设周期，大大超越了伊朗总统的普遍任职期限，而伊朗最高领袖今年也已经87岁了。

何况，就算迁都也解决不了伊朗内部德黑兰独大的超级中心化问题，上千万人口的生计，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加上伊朗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国内矛盾非常尖锐，一旦迁都，就很容易导致内爆，整个国家解体都有可能。

所以新总统提议也仅仅是提议罢了，基本不可能真的落实，不过是出于某种政治考量抛出个话题罢了。

这件事，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基建的难度，当代中国人生活在基建能力严重过剩的时代，严重低估了城市基建的难度。

比如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当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提出把行政中心建在北京古城之外的“北京方案”，这几年也经常被人讨论，觉得当年如果听林徽因和梁思成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但实际上，这个方案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行性，因为哪怕在一五计划完成后，当时的中国仍然不具备凭空兴建一座几十万人口城市的能力。当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国庆十大工程”，排第一的人民大会堂甚至需要周总理亲自协调，而且当时的建筑质量并不好，后来不停地进行内部替换，才慢慢解决了诸多建筑安全隐患。但现在大会堂仍然有不少遗留问题，比如集中空调开启后的粉尘问题，一打开空调，空气污染指数直接飚到一百多，甚至有时候能超过200。

刚建国的时候，啥资源都缺。之所以搞大炼钢铁，也是为了弥补钢材不足的问题。别说1959年，就算到了20世纪80年代，都已经改革开放了，那时候也特别缺红砖，很多乡村企业家，就是从搞砖厂开始的，红砖别看不起眼，但需要土和煤的大量供给，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煤都是被国家重点管控的。

而且还涉及到物流运输问题。烧砖的土和煤，需要车辆运过来，生产好的砖也需要运出去。当时不少砖厂直接重金悬赏购买卡车，谁能找到门路买到卡车，直接另送一辆卡车的钱作为中介费。哪怕2008年北京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都很缺货车运力，小镇就认识一位朋友，他大概2006年开始参与奥运会建设，当时自己贷款买了一辆货车，等奥运会办完，一辆货车的个体户，就变成了拥有几十辆货车的物流公司，大赚特赚。

小镇经常说，中国人目前习以为常的很多生活，也不过十几年的历史，所以回顾历史过往和看待他国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调整思维认知。

基建就是典型，20世纪90年代钢筋线材都是极其紧俏的物资，那个时候哪怕卖预制板都能发财，直到后来基建物资变得充足，才有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建设，比如2006年开始村村通公路，随着基建大崛起，也基本杜绝了停水停电等现象。

所以，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建筑材料就更缺了。当年之所以定都北京，一个特别关键的原因是只有北京能提供满足中央政府办公所需的大量空置住房，现在北京西边多军队机构，就是因为这一块从辛丑条约之后就长期是侵华日军的军营，有足够的场地大院，甚至故宫一度都当过集体宿舍，直到1980年前后才搬空，之后作为景区开放。

后来北京城墙被拆，还是因为缺建筑材料，北京老百姓把城墙和北京老建筑拆了，拿到砖用来修补房子。当时人住的房子都不够，哪来的资格说保护老建筑，更何况由于缺建筑材料，北京城墙、老建筑等不少已经成了危房，拆了反而减少安全隐患。

所以无论林梁的“北京方案”看起来多美，都不具备任何可行性。当年别说凭空建城了，就连搞包钢这样的一五重大工程，都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甚至就算到了今天，想要建一座新城也很不容易，雄安新区已经开工快10年了，仍然在建设中，更别说伊朗了。

身处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代中国人，容易忽略客观物质条件对决策的限制，会容易猜想背后的人的因素。其实没必要想太多权力斗争、利益交换等等，先从客观的能力限制上想一想，就知道如伊朗迁都这样的事，有多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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