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毕生心血献史学——忆郑天挺教授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郑天挺教授离开我们已近三年。他一生执教六十多年，而三十个春秋是在南开园度过的。他留下的史学遗产是《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等著作，颇为史学界推崇。他多年呕心沥血，经营南开历史系，也是人们所称赞的。我和郑老相处三十多年，过从甚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起过“牛棚”生活，受尽折磨。对他的业绩、乐观精神，虚怀若谷和遇事能泰然处之的态度，我是很佩服的。

一

郑老是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调来南开主持历史系工作的。那时他已年过半百，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充满青年人的朝气，这是第一次我们见面时，给我的印象。

当时郑老是系主任，我是系助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朝夕相处，经常谈论各种问题。范围极其广泛，从国内外大事到个人生活，无所不谈。议论最多的是办学方向、师资队伍的提高，学生的培养、图书资料的建设等问题。起先在一块聚会谈论的还有雷海宗和冯文潜两位老教授，后来雷先生被康生点名定为右派，不久就去世，冯先生也千古，我和郑老单独接触就更多了。有时在郑老家中，有时郑老来到我的家中，有时我们则漫步于南开园的林荫大道，或在湖边叙谈。

郑老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经验丰富，经常纵论古今，向我讲过许多历史知识和治学之道，实是难得的良师益友。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清末到民国初年的社会状况和五四运动时期人物的看法。对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他都有中肯的评价。他很敬佩李大钊，正因为如此，一九三三年四月全国百数十名人士捐款，公祭李大钊，郑老捐了款。当灵柩由宣外下斜街妙光阁浙寺迁至香山万国公墓时，护灵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郑老是其中之一。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可以想见，积极参加这一活动，是要有多么大的勇气!

郑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总是手不释卷，顽强地学习。在他去世前的一些日子，还要每天读书六个小时以上，他和他的书斋已融成一体。我每次去他家，他总是伏案读书、写卡片。他常讲，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时间长了，记忆就模糊了，要运用卡片，帮助自己。他写一篇文章，要翻阅大量资料，构思很长时间。据我所知，他写《织工对》那篇文章，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花了很多精力的。他治学严谨，不赞成轻率写文章去发表。

郑老对刘知几讲的治史必须具有才、学、识的见解，颇为欣赏，他在这方面一有机会就发挥自己的思想。

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治史的人应该懂得一点音韵学和古典文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史是不分的，现在科学进步了，学科分得细了，但要治古史，就要从古史所具有的特点上去下功夫。

二

郑老有一坚强的信念，就是要办好南开历史系。他认为这是他的事业，是组织赋予他的使命，他因此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经营这块园地。

在历史系，他颇有威望，能团结人，老中青教师都尊敬他，谁有问题，就向他请教。他也乐意帮助别人，使每个人都可得到圆满的答复。

他以自己的行动为人表率，除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处理日常事务，还坚持讲课。每天造访他的人很多，但他从未耽误授课。他把教书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他讲的明清史和史料学是很受同学欢迎的。以史料学来讲，系统扼要地传授治史所需要的古文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题铭学、印章学、钱币学、历史度量衡学、年代学、史讳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等方面的知识，讲述了鉴别史料真伪正误的方法和手段。他讲授没有华丽的词藻，但一字一句都显出质朴、厚重。他八十二岁高龄时，还登台演讲，为明清史研究班讲清代制度等课程，一连讲四个小时，也不知疲倦。

为提高师生水平，他在很多场合都阐述过“博”和“专”的关系，他说“专”必须建立在“博”的基础上，不博就去专，根基就不厚。他以自己曾担任过语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近代史诸课程来说明这对他专攻明史是很有好处的。他讲他曾研究过历史地理学、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而不是只攻明史，这对他后来标点《明史》,是不可缺少的。

在郑老的带动和影响下，五十年代历史系的教授们都冲出了只研究一个断代史的圈子，在更广泛的历史领域里驰骋，都自觉地担任两门课程，还带研究生，对教师这一辛勤的努力，郑老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从各个方面做工作促成此事。

郑老认为教学和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研究，教学是提不高的，只能起传声筒的作用。他说在教学中只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五十年代历史系几位教师出版了几部颇受好评的书，就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

郑老对青年教师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那时历史系青年教师较少，包括我在内，只有几个人，当发现我们的知识有缺陷，他执意要弥补，让雷海宗教授开了一个小班，讲授中国上古史。

他很注意理论的修养和学习。我们曾一起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他从未旷课，有时因事去北京，也要按时赶回来。平时他要求历史系教师多读马列诸大师论历史科学的著作。我记得我们曾多少遍地读过一九四三年联共中央通过的《论写历史》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以便从中获得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水平太差，一九六○年前后，他在北京获得翦伯赞教授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共八条，其时还未公开发表，他高兴极了，拿回天津翻印给每个教师，人手一册。

在郑老的心目中，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列主义史学家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常去北京向他们请教讨论。好几次也约我陪他同去。

当时历史系的学术空气是很活跃的，大家对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人物评价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郑老还特别请翦伯赞、吴晗、白寿彝等先后来南开讲演，以推动历史系的学术研究。学生去北京实习，他多次自己带队，在北京请史学界名流作报告。

郑老还用自己的稿费为历史系买了几乎是一整套《东方杂志》。

郑老以全部心血灌注于南开园。在他执教六十年时，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庆贺活动，全校师生员工赠送一幅条，上面写着“桃李增华”四个大字。

名画家范曾创作《苏子赤壁吹箫图》赠送给自己的老师。那天郑老是很兴奋的，特地请了几位学生到他家里作客，郑老眼神里露出了喜悦之光。

三

郑老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清末、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但他的思想毫不守旧，一直在追求进步，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一点上。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他已是一位爱国者，卷入了反封反帝的洪流。后来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还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地位已很高了。但在民族受屈辱的年代，他怎能安心呢?他内心是倾向于学生运动的，也有所表现。在抗日战争中，他发表的《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都寓有时代的反抗精神，以确凿的证据说明满族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阐明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指出：东三省“元明以来我国疆圉固极于其地”,而“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这一宏论是对日本制造伪满洲国，肢解中国，而德意法西斯等国予以承认的有力的回击。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老主持整理出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撰写《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着重从理论上探讨。这说明他的学术思想是有时代的特点的，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有时是不一致的，有时则是同步增长。郑老学术思想的特点，一是有时代的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一是像他自己所讲的“探微”二字。他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而目的应在于求真、求用。他采用探微的方法，即研究比较小的题目，然后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研究具体的，比较小的问题，就可以做得深一些，好一些，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研究解决，集少成多，积小成大，以求对历史的某个方面和大的历史事件有所说明。他的论题往往初看范围比较狭小，但阅读后，才了解它是联系较大问题的。如《“黄马褂”是什么》好像只是解释清朝官吏的一种服装，但文内却将它与清代的服制、政治制度和清后期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郑老思想的高峰，是他八十一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身心健康、生气勃勃，人们期望他步入期颐之年，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多贡献，但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教诲了。

可以告慰的，先生去世前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中青年教师的成长，一是办好《南开史学》,都有了积极的结果。

郑老的业绩是永存的。

(原载《天津日报》198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