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一统”成功原因：被隐藏的太深，难怪欧洲无法大一统

所谓“大一统”，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或者是地理上的统一，更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统一和集中，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恰如《公羊传》中所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就是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因此，秦始皇扫灭六国后，采纳李斯的郡县制建议，彻底拒绝分封，从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自然需要相应政策措施，所以出台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及修建各种道路等。

但问题是：秦末六国贵族复国、以及项羽再度分封等历史，既说明延续几千年的分封制，早已根深蒂固，没那么容易消亡，时刻等待复辟，也说明秦始皇政策还存在不足，那么汉代如何弥补不足，让中国成为真正成功的大一统国家呢？接下来，就汉朝三大政策措施简单谈一谈。

首先，陵邑制度

所谓陵邑制，是秦汉时期围绕帝王陵墓设置的特殊行政单位，兼具军事防御与政治管控功能，始于秦朝，汉朝时发展成为迁豪强、固中央的重要措施。

汉高祖九年，刘邦采纳刘敬（娄敬）建议，首迁关东豪族至长陵周边，之后一直延续到汉昭帝。明朝唐寅的“不见五陵豪杰墓”，其中“五陵”就是汉朝长陵、安陵等合称“五陵邑”，所在地五陵原横跨今咸阳北部约500平方公里区域。

问题在于：汉朝为何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汉朝的各地豪强，原本是各国贵族后裔，有地、有人、有钱、有粮、还能造兵器，对中央王朝威胁太大。

在六国复国思想还没有真正消亡之时，尤其一旦天灾人祸，各地豪强极有可能打着复国的旗号造反。由于中国地域太大，地方发生叛乱，等到中央知道、再调兵反击，中间往往已经过去数个月。但实行陵邑制度之后，各地没有了豪强，发生造反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而中小地主的影响力不足，很难掀起大规模的造反。

总之，陵邑制度的确非常残忍，但从长远来说却有利于大一统，否则很难说六国残余不会复国成功。一旦六国残余复国成功，那么对大一统的打击将是巨大的。

其次，察举制度

汉朝时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过去，人们一般认可察举制的人才选拔功能，但其实还有利于大一统的重要作用。

其一，虽然察举制后来变成权贵通道，但起初却让不少下层人士进入了国家管理层（察举制是从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当中选拔），也就是说让阶层相对不固化，有才华的下层有机会称为高官，这显然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

其次，察举制是在全国各地都察举，由中央和各地高级官员推荐，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名额，不是集中在某地察举，其中边疆地区还有优待。换言之，察举上来的官员，了解各地情况，就相当于各地的代表。因此，汉代每个郡都有自己的官员代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意代表，从而让各地都有人参与到大一统政府，同时也让各地的情况能反馈到中央。

因此，对于维护和巩固大一统而言，察举制作用显然极其重大。

第三，独尊儒术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有没有真正罢黜百家，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但他更推崇儒家是不争的事实），现代有不少学者批评，但对于当时形势而言，“独尊儒术”却是时代的需要，也更利于维护大一统。

其一，汉武帝上台时，汉朝主流还是黄老学说，但这种学说讲究无为而治，既不匹配当时汉朝逐渐增强的实力，也与汉武帝的进取精神相悖。于是，汉武帝相中了更具进取精神的儒家，尤其公羊传提出“九世之仇犹可报乎？百世之仇犹可报”非常如何汉武帝北击匈奴的想法。

其二，如果诸子百家纷争不已，必然造成思想上的撕裂，进而导致社会撕裂，重蹈战国乱局，因此独尊儒术对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汉朝来说是必要的。之后，确立儒家地位也有助于在思想上维护大一统，同时儒家与大一统集权政府命运息息相关，也会主动维护大一统。

汉代之后，历朝历代崇儒，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思想上的分裂，维护了思想上的大一统，进而显然有助于政治上的大一统。

当然，独尊儒术的确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任何事物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需要辩证的看待。

相比之下，虽然西方宣称存在一个强大的罗马帝国，姑且不论其真假，但与中国秦朝、以及汉朝为了维护大一统的诸多努力来看，即便罗马帝国靠一时武力强大实现“统一”，却显然缺少后续维护措施（后虽以基督教为国教，某种程度上实现思想统一，但宗教比较容易极端，远不如儒家包容），一旦风吹草动，就会像秦末一样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