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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祝母亲八十大寿,要盖一座万福楼。史料上说,楼中要安置无量寿佛一万尊,光是材料和人工,按和珅最初预算,少说也要百万两银子。这让乾隆皱起了眉头,语气里带着不耐:“你只配当个书办。”和珅恍然大悟——原来乾隆的意思是,这建筑不仅要宏伟,还要讲排场,预算得翻三倍。于是,三百万两银子才成为“万福楼的底线”。
围绕这座万福楼,电视剧中展开了两条并行线,一条是投机算计,一条是正直清廉。
投机线由和珅担当。他聪明,但又懂得投机取巧——按照乾隆的要求,楼里要有鱼池、走廊,甚至连花木布置都要考究。和珅口若悬河,信誓旦旦地说:“不动国库的钱,自己解决。”于是他开始搞募捐。京官们捐了不到百万元,差距显然太大。机缘巧合之下,他收留了王亶望的小妾,从小妾嘴里听说京官捐款远不如地方官丰厚,顺手把捐款范围扩大到地方。结果,一不小心,地方官随随便便捐了四百多万两。乾隆得知此事后大怒,心想:这其中定有贪官在作怪。
另一条线则是钱峰和尹壮图这样的清官。他们知道这三百万两银子的预算,私下里叹气:“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要搬多少银子?”京官都捐了款,而自己家底有限,根本捐不出多少钱。钱峰是乾隆朝里少有敢与和珅针锋相对的人,他的二十年为官生涯几乎都在与腐败抗争。临终枕下,仍然留着上书列举和珅二十余条大罪的草稿。史实里,他并未自杀,但这样的人生注定沉重,短短五十有余,便病逝。尹壮图同样清廉,他后来在《走向共和》中饰演康有为,剧中曾上书反对议罪银制度,可见其一生秉性如一。
钱峰上奏十余地方大员之事,让人不禁想起《雍正王朝》里百官行述,《大宋提刑官》中刁光斗的八口箱子。按钱峰的办法去执行,朝廷或许会塌方,牵一发而动全身。乾隆在与太后谈话时,吐露内心的隐忧:贪官之弊,无法根除。太后以家室比国事:“不能把所有儿子都撵出去吧!”乾隆纵使想整顿朝纲,也不得不与贪官集团妥协,步子不能迈太大。
这里最有趣的,是制度本身对腐败的“默认”。雍正设立“养廉银”,意在让官员贪污合法化;乾隆时期的“议罪银”,则更进一步,相当于把犯罪合法化。和珅虽然逐渐腐化,却恰好解决了财政问题;钱峰、尹壮图虽清廉,却无法替皇帝“解君父之忧”。于是,腐败成为朝廷运转的润滑剂——悲哀而又真实。
从这个角度看,万福楼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乾隆朝的政治生态。乾隆本人贪图排场与荣耀,和珅投机取巧,地方官与京官各怀心思,清官虽有正义,却无力改变整个体系。民间百姓,谁知道楼建好了要耗费多少粮食、多少银两?谁又能理解,这一切的“贪腐”只是皇权运转的成本?万福楼的每一尊佛像,都承载了权力、金钱与道德的博弈。
因此,《乾隆王朝》的万福楼,不只是宫廷建筑的故事,而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贪腐是制度产物,清廉是个人选择,权力的博弈,从未因为道德的高呼而停止。观众看完,既感叹宫廷繁华,也暗自叹息:盛世背后,是无法割除的制度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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