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入住华东医院，看到王行娟来看她时，提出一个要求

“星期六晚八点整，我来取材，可以吗？”1979年5月19日，王行娟推开上海华东医院神经内科的病房门时，轻声询问。床上的贺子珍点点头，随即伸出右臂：“先掰手腕，再说采访。”

那是她住院的第三个月。此前一次脑血管意外，让这位曾在井冈山摸爬滚打的老战士左侧偏瘫。医生叮嘱卧床静养，可她偏偏爱和探望者较力气，用并不完全康复的身体反复提醒自己仍旧“能干事”。护士无奈、家属担心，却发现这种近乎顽固的锻炼，让她情绪稳定，恢复速度也快过同龄患者。

回到一月中旬。刚入院时，贺子珍几乎拒绝康复治疗，情绪低落到连饭也不肯多吃。原因并不复杂：她觉得自己“花国家钱、占医务资源，还干不了活”，一句“我成了组织的负担”令主治医师一时语塞。老战友谭震林得信后，立刻把消息转给在沪休整的孔从洲。孔将军思忖片刻，留下一句“先别劝，根子不在病”，随即飞沪探视。

孔从洲和贺子珍既是战友，又是亲家。两人一见面，先聊东北前线旧事、再谈新中国十年建设，贺子珍的双眼渐渐有光。但话锋一转，她还是叹息：“我这把老骨头没用了。”孔从洲没有空口安慰，当夜写信北上，向有关部门建议：恢复贺子珍一定的社会职务，让她重新找到价值感。信函往返一周，中央批示：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当年七月会议。

决定落槌的那天，新华社摄影干事带着灯架和底片走进病房。录像灯一亮，贺子珍下意识摸了摸被褥，一脸认真地把衣领拉直。闪光灯咔嚓一声，她如释重负：“终于不是吃闲饭的人了。”照片六月份刊发，人民日报短短两百字的消息，却让井冈山和长征时期的众多老同志回想起当年的“湘赣边红军卫生部部长”。医院接待处电话被打爆，病房外放满了同学会、部队老连队送来的花篮。医护人员这才意识到，这位外表清瘦的老太太，在历史长卷里占据着重要一章。

热闹中，采访邀约雪片般飞来。出版社关心读者，记者关心选题，学者关心史料。贺子珍本人却只挑了王行娟。原因很简单：王行娟当过短期卫生员，懂最基础的神经康复护理；另一个理由，她口风紧。三十年代的伤痛、异国的漂泊、家庭的曲折——有些可公开，有些只可含糊。贺子珍需要一个既能持笔，又会闭嘴的人。

两人商定：每周六、周日晚，王行娟带着录音机、速记本和一支温度计来病房。前十分钟掰手腕，检验体温、脉搏；后面一个小时，记录口述史。王行娟自己笑称“半护理半采访”。这种节奏持续四十多次，积累下二十余万字原始材料，为后来出版的《贺子珍口述》奠定了底稿。

第一次正式对谈，王行娟抛出井冈山时期的卫生救护。贺子珍打开了话匣子：“当年药品主要靠缴获，碘酒兑了又兑，纱布洗了又洗……”她描述给毛委员换药时的情形，又提到曾在八角楼灯下熬夜挑灯的同志。说到兴头处，左手抑制不住地抖动，可右手仍和王行娟紧紧相扣。人们常把她形容为“毛主席的第一任夫人”，可在那一刻，她更像一位固执、自豪的老军医。

然而，两周后，当访谈进入“1937年赴苏联疗伤”章节，她的语速突然慢了。王行娟追问子女教育，她只回答“大娃上了寄宿学校，小娃给别人帮衬”。再问在莫斯科见闻，她轻描淡写“医院伙食不错”。采访似乎撞墙。结束时，王行娟自嘲：“像打了一仗，还没拿下阵地。”那晚她记下疑点：苏联岁月，为何三缄其口？

谜底在第五次见面揭开。闲谈间，贺子珍忽然道：“那几年，我没再流血流汗，只是养病。同志们拼命打天下，我却在外面躺着。”简短一句，把内心的歉疚暴露无遗。王行娟沉默片刻说：“可那是医疗安排，又不是个人游历。”贺子珍摇头：“军队里规矩，多一条枪多一分胜算。少我一把枪，心里不踏实。”医师查房铃声响起，谈话到此中断。

此后，王行娟调整策略——先聊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休养院，再衔接到“为继续工作而申请回国”。线索被拉直，贺子珍自己也感觉到：那股“想工作的劲儿”，从未被身体缺陷打断。于是，她干脆主动补充材料，将早年求学、入党、涉险送情报的细节悉数道出。那些原本散落的碎片，被一支钢笔串联，成了另一种革命史。

采访之外的时光，她依旧握着右手练臂力。有人拿体会打趣：贺子珍掰赢了新华记者；又过几天，她掰赢了医院年轻实习生。偶尔输一次，她朗声说“记下，下周再比”，仿佛回到红军夜半拉练的年代。对外人看，这只是康复训练；对她自己，却是精神坐标——只要右臂有劲，心就不偏。

七月初，她在医生陪同下飞赴北京列席政协会议。轮椅进会场的那一刻，她环顾四周，用沪上康复师教的发声方法，清清楚楚喊出“报告”。大家先是一怔，随后报以掌声。开幕式结束，驻会记者凑近采访，她先把名片递给对方，再主动介绍王行娟：“我的口述史，她在写。”

北京议程紧张，但她仍挤出两个中午的空档，与王行娟续稿。因为时间有限，话题直奔“长征中的三次手术”。她回忆伤口裂开、无法打麻药、刀片在灯光下闪的细节，说完却轻描淡写：“疼完就过去了。”王行娟边写边吸气——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伤筋动骨的真实体验。

政协闭幕后，贺子珍再次返回华东医院。新病房挂了块小白板，上面写着每日康复指标：握力、下肢步数、吞咽评分。她拿圆珠笔自己填写，若达标便画个勾，未达标就圈红色叉。护士笑了：“老太太自带监督功能。”有意思的是，一周后，这块白板吸引了隔壁病房老干部效仿，神经科走廊竟排起一排“战斗数据板”，医护氛围明显活跃。

采访进入尾声，王行娟整理录音，发现仍缺少苏联段落。她抉择再试一次。某晚交班后，她坐在床边，没打开录音机，只轻声说：“许多年轻人不了解那段历史。倘若您不讲，他们只能靠猜。”贺子珍盯着窗外夜色，良久，缓缓开口：“那就挑几件能说的吧。”声音不大，却意味放下戒备。她讲到列宁墓的肃穆、苏中友协的活动，也讲到夜里听国内战报时的焦虑。王行娟暗暗松了一口气——重要拼图终于补齐。

1979年12月，贺子珍右手握力达标，左侧下肢可扶椅独站三十秒。医师评估，她已达到出院条件。然而她只提出一个请求：留院观察到次年春天，好让王行娟把最后稿子收尾。医生们商量后同意，每周复查一次，其他时间随她安排。于是，两人在病房里通宵校对，用红蓝铅笔圈错别字、核实人名地名。偶尔瞌睡，她便用那句熟悉的“掰手腕”把自己和王行娟叫醒。凌晨一点，病区走廊静得出奇，只有纸页翻动声。

稿件定稿日，王行娟请来医院照相科，为贺子珍拍摄封底肖像。镜头里，她身穿深色中山装，别着政协委员徽章，神情庄重。拍完，贺子珍调侃：“这回照片得允许我笑一次吧？”摄影师按下快门，她脸上浮现极其克制却真诚的笑意。像那年春荒里的第一颗青稞芽，倔强却鲜活。

数十万字的手稿后来压缩成二十万字正式出版，成为研究党史的重要参考。可不少读者更记得序言中的一句旁注——“每次采访开始于掰手腕。”那是一则小插曲，却精准揭示了贺子珍的性格：倔、硬、永不服输。

1979年，对国家来说是改革之初；对贺子珍，则是从病床回归社会角色的起点。政协委员、口述作者、病房“运动教练”，多重身份叠加，让她的晚年重新发光。有人问王行娟：“那位老太太到底要证明什么？”她回答：“证明还能为党工作，证明自己还是那位井冈山里的贺子珍。”说完，她补充一句，“只是方式不同，心没变。”

故事就停在这里。病床、录音机和右臂，构成了1979年那个特殊舞台。舞台不大，却足以容下一个老红军的坚毅与热望，也让后来人懂得：岗位或许可以转移，信念却不因时间和病痛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