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天价彩礼，结不起婚的大量农村剩男该怎么办？

如今县城的外延扩张，经济发展，往往以乡村空心化为代价。

那些新修的高楼要人去购买，出租车与小餐馆要人来运营服务，

而县城里原本受教育较好的劳动力，又会被区域中心城市甚至北上广深吸走。

于是县城为了维护发展，只能持续从农村汲取人口。众所周知资源要追随利润，人也要追随机会。

由此，乡村的萧条、空心化甚至逐渐消失，似乎成了难以避免的结局。

毕竟年轻人要进城打工、买房、扎根。农村留下的多是老人、残疾人，另一类便是拿不出彩礼、结不起婚的单身男性。

这一次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县域城市化进程中付出代价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团队发布了关于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的调查。

课题组在全国26个省区市的119个村、1785个农户中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结果显示

超过四成的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其中中部地区比东西部更突出。

从结果能看出，农村男性的婚配问题已经是一个普遍性问题。那又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从宏观角度分析，性别比例失衡是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的一大原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

数据发布后，网上流传出“三千万光棍”的说法。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婚恋这种行为是动态而复杂的，并不会自动分配出谁去做光棍。

但是性别失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三千万光棍”虽然不切实际但是也提醒我们在婚配层面，性别矛盾正在变得尖锐。

再去看适婚人群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2022年的分年龄段性别比例数据显示，1998年出生的适婚人群中，男女比例已超过1.13。

这意味着在20—24岁这个区间，男女比例是113:100，除此之外25—29岁区间的比例也不乐观，维持在111:100。

从这个数据能直白的看出男性相对过剩的问题。

再去看全年龄段的男女比例，会发现我国的性别失衡竟然主要集中在适婚年龄。

根据数据显示，90后整体性别比已超过100，00后的性别比更夸张。2001—2010年间，某些年份的新生儿性别比甚至突破120。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或许00后会有将近20%的男性会面临婚配缺口。

不过有人主张“性别比例失衡不是问题”，理由是男性可以跨年龄段选择女性，同龄比例失衡，只需要面向更年轻的女性年龄层即可。

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以及成立。

第一点就是在婚配上搞“寅吃卯粮”的做法，只会将矛盾向后推移，最后累积成更难解的问题。

第二点就是这不符合与真实的婚恋市场。现实中并不存在“男性可以面向全年龄段自由选择”的情形。

对于“老牛吃嫩草”的有一个必要前提，资源。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的是农村女性外嫁到城市，而不是城市女性主动下嫁到农村。

由此我们能看出婚姻市场上关键不是年龄的比例失衡，而是有钱、有权、有资源者对弱势男性的挤压。

在当前城乡差距大的现实背景下，这种挤压体现为城市男性对农村男性的优势。

这种挤压植根于市场逻辑，又在车、房与彩礼上集中显形，形成对男性，尤其是农村男性的强大压力。

因此，再来看农村男性的择偶难题，就会发现他不是近年的突发现象。

而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化确立以来，就已经开始普遍存在，并一路强化。

只不过如今它以财产为表现形式。但是在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针对农村男性的婚配压力体现在拐卖妇女的黑色交易。

徐州“八孩女子”事件，正是那个年代残留的真实写照。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是观念问题导致的性别对立，进而在网络上用“田园女权”与“男权”相互攻讦。

但是这些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

在农村，性别失衡带来的婚嫁矛盾更加直白。婚嫁像是一场市场交易。刚认识或经人说媒，就要谈妥彩礼、房车等条件。

根据调查不少地方流行彩礼十几万元。这对月均攒不下1000元的农村男性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彩礼方面这只是“平均水平”。

另外，彩礼还承担着对双方家庭阶层差距的补偿功能。

于是，男方家境越好，彩礼反倒可能不高；男方家境越差，反倒彩礼越高。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现象，越贫困的家庭，反而婚姻成本越高。

婚嫁高昂的成本不仅让男方家庭负债，还让适婚的农村男性在婚嫁市场更加弱势。

并且，现在不少村庄，婚事是由女方家庭主导。

只要家里有适婚女儿，上门说媒便络绎不绝，甚至连带孩子的离异妇女也不放过。

根据调查，不少男性表示只要女性处在生育期，并不介意多一个“现成”的儿女。

不少男性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把传宗接代看的更重，女性被看作“生育的载体”。

眼下男性在婚嫁上之所以表现出低姿态，多是近十余年来经济地位的持续下滑所致。

但是顽固的旧观念，又造成了男女性别比失衡，又进一步加深了婚姻上的恶性循环。

另外农村男性的这种困境弱势还带来更恶劣的其他影响。有部分农村女性意识到自身在局部市场中的稀缺，从而在不同男性间周旋。

那些让人为自己花钱，结了又离、甚至骗取彩礼之类的事逐渐变多。

有不少男方家庭因为结婚变得一贫如洗，但至少“成了家”。还有更糟的情况是人财两空。

这对某些年纪已大的单身汉来说，意味着自己的养老钱也随风而逝。

这里说结婚的成本只是一个切面，农村男性所面临的压力是全方位的。

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你意味着农村男性在婚恋市场要与城市男性竞争，甚至随着女性外出务工并进入劳动力市场，村里的男性还要与更大范围的人群竞争。

城镇化打破了以往隐性的地域保护，不少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

随着市场化的加深，消费主义逐渐替代勤俭节约的价值观，众人竞相攀比。

许多人打工挣的工资甚至还不够还账，信用卡要办几张倒着还，花呗白条也是能用就用。

对于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既要在城里买房，又要支付彩礼，还要维持体面的消费，难免捉襟见肘。

另外，人情往来也不能落下，经济压力巨大之下逐渐把部分农村男青年推向潜在的不稳定。

不少农村男性参与赌博，已经成家的男人还有妻儿劝阻，那些单身者往往没有顾虑，逢年过节，可能把一年的收入都丢在牌桌上。

这些问题在城镇化狂飙的阶段，还能有所缓解。

毕竟进城打工总能找到工作，哪怕过年回乡输个精光，来年还能进城再拼。城市提供就业机会，生活也有盼头，婚娶也还有希望。

但是一旦经济收缩，城市岗位减少，农村男性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被迫退回农村，矛盾便会集中爆发。

失业的农村未婚男性，就会从“潜在的不安定”变成真正的不安因素。

他们甚至很难在统计中被看到。我国城镇在调查失业率时，是不包含农村人口的，即便许多人实际上并不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作为市场经济全链条的底层，他们在增长期分到最少的利益，在下行期却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这些问题很容易他们发展成社会问题、治安问题，最终可能演变为犯罪问题。

不少地方也有政策上的行动。

例如多地推出“红娘奖”等行为鼓励为农村适婚青年牵线，也有地方移风易俗，官方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婚礼大操大办，降低结婚成本。

只是这些行为与现实的经济压力相比，更像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

但是不改变农村男性在经济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不持续推动健康的城镇化，仅仅依靠这些举措，很难触及根本。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对农村收益的支持，显然是在对婚配困难等问题进行系统应对，也隐含着想通过农村改善生育率的想法。

在这种经济受阻的阶段，资源越需要向底层与弱势倾斜，尽量稳定他们的收入，降低生活成本。

弱势群体的生活预期成本本就不高，维护预期的实际成本也不大，一点点福利投入，就能换回实在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对于农村未婚大龄男性而言，同样如此。经济问题才是根本问题。

若是这些根本问题一时难以解决，那么“隔靴搔痒”的措施多一些、力度再大一些，也能缓解农村婚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