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公平之“诗”写进文书——银幕之外的《我和我的父辈》

光影铸魂，党建活动中，我观看了《我和我的父辈》。思绪万千、有感而发，我回忆、勾勒起我和我的父辈间那真实的故事。

那是二十多年前，五月一个上午，乌云当空，较为烦闷。在市检察院工作的父亲找我，当时，我是城北区（现在的石鼓区）检察院起诉股一检察官。到他办公室后，父亲问：“据说你交了入党志愿书？”我说：“是的，您怎么知道？”这一问，我觉得自己傻，怎么忘了他是市院机关党总支书记，何况市院、区院家属区又在一起，信息传递也快。“你们基层院已经好久没有发展新党员了，政法队伍是党领导的。年轻人向组织靠拢是好事，你要接受考验哟。”父亲对我说。我则回答：“我会的。”

整整案头笔筒里那面党旗后，话锋一转，父亲问：“我的入党史你好奇吗？”我纳闷了，上班时那么忙，他又要讲历史、授传统了。我被他带至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一九五二年底，一个指挥所无名高地上，担任“文书”一职的他，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在残垣断壁上，父亲所在的炮兵营另外三名战友还进行了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硝烟弥漫中显的那么庄严、真切。

讲完后，父亲深深吸口烟，欲言又止。若有所思，良久后，他才问：“我的入党介绍人，你猜猜？”我一头雾水，摇摇头。他说：“我的老班长，你的王伯伯。”父亲所提至交王伯伯，我熟悉。一九五五年父亲由四川辗转至衡阳公安，一九七八年参与市检察系统重建工作；而王伯伯则直接转业到衡阳一大型企业。涌起一份敬意时，我顿生警觉。父亲叫我来，最终为了他？

早些时候，公安分局预审股（现称法制大队）移来一件六个犯罪嫌疑人（当时称被告人）盗窃案，王某系从犯，而他正是王伯伯唯一的儿子。为了从轻处理，王伯伯几经周折找到主办人我，说，“以前没管好儿子，今个我求你。”我热情解释，案件刚分，具体等阅卷、提审后再说。王伯伯悻悻离开，我向单位申请回避，被拒。几天后，王伯伯又找我，还特意带来律师。他神秘对我耳语道，据说一个月前，上级已联合发文，提高了盗窃入刑的起点金额；相应地，数额较大、巨大也提高了标准，政策大约两个月后生效。该“利好”，在旁的律师也不停地“点拨”，该案能否拖一拖，这样，王某量刑就会轻些。该套路，即便律师不出主意，我早已心知肚明。就诉讼时间节点，我推算了一下，用足法定时间，再在权限内延长半个月撰写法律文书、移送起诉，既不违法，又隐蔽。看来此次，王伯伯是有备而来的。

不过，他的执拗，给我出了难题。当时从严、从重的“严打”的刑事政策，要求快捕、快诉、快判。该案性质恶劣、民愤较大。六个被告人单独或合伙作案，次数多、受害面广、主犯至少也得判上个七八年。王某虽排在最后，但也得判实刑。王伯伯说，“你那不争气的哥哥一旦判实刑就会被开除，我下跪求你了，侄儿！”我恻隐、徘徊，不过，我最终清醒。作为一入党积极分子，对党忠诚是起码要求。近期向组织递交申请书后，支部柳书记多次找我谈话交心。有意延迟，即便手续合法、程序合规，但我总觉得有悖党性。让王某打时间差，那其他五个被告人量刑也会相应偏轻，这无疑是放纵整个犯罪团伙，对被盗人不公平，有失正义。权衡再三，我决绝地表示：“王伯伯，莫软磨硬泡了，这忙我帮不了。”面对油盐不进的我，王伯伯也决绝发话：“你不答应，有人答应！”

今天这架势，分明是王伯伯已找过父亲。我直觉没错，父亲接着说：“六一快到了，王伯伯给你女儿买了童装，请我转交。我腿脚不方便。王伯伯家你是知道的，远了点，骑我的单车也快。”既然王伯伯纠缠至父亲，我想解释，却遭到制止：“他跟我唠叨了好久，求情一事我不干预，如何处理你自己拿捏，我相信你。”看来，父亲是理解我的。而后，他将办公桌玻璃板下那张王伯伯居中、回国战友的合影轻轻抽出，柔和地抹去一些尘埃。此时，一丝难以觉察的痛苦、挣扎却从他那刚毅脸庞瞬间的掠过。我望望窗外，清风驱散了那片乌云……

经院检委会研究，七一前夕，我将《起诉书》等文书及一沓案卷及时地移送了法院。据律师说，事后王伯伯找父亲大吵一架。

来源：石鼓区纪委监委 李灿

编辑：龙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