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评说父亲一普通文人不适合居高位，栽跟头是必然

对于“陈伯达”这个名字，在特殊的年代，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来说，可以用“如雷贯耳”这四个字来形容，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和报纸上，所以很多人对这个身居高位的人觉得颇为神秘，但作为他的儿子陈晓农回忆起自己的父亲，觉得他在外人面前是显赫的人物，可在自己看来，父亲其实是一个普通软弱的文人，一生可谓是历经坎坷，尤其是在幼年成长，个人生活，家庭剧变，虽然他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适合于做点学问，但他偏偏热衷于争权夺利，结果栽跟头被摔得粉碎，其结局令后人一声叹息。究其原因，这跟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是颇有关联的。

陈伯达，原名陈健相，字尚友，1904年出生福建惠安洛阳镇岭头村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家庭，他的曾祖父陈金城，是方圆百里的一名才子，先是考取了清朝举人。嘉庆年间，又考取了进士。按照清朝官制，陈金城考取进士后被清朝当局录用，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官阶七品。几年后，升迁为六品官。后来还衣锦还乡，在老家继续当官，不久，鸦片战争爆发。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卷进了这场划时代的，然而又是不大不小的战事，陈金城认为立功升官的机会来了，便写了一篇《平夷论》文章提出“未至则防守为先，将至则嘹望为要，既至则策应为重”的御敌策略和“兵以卫民，民以卫兵”的兵民团结、共同抗敌的军事思想。

谁知腐败透顶的晚清统治者哪有能力打仗，一门心思想的是苟安求和，为此陈金城撰写《杞忧私记》等数十篇文章，坚决反对列强“讲和”、“互市”及开放沿海码头，极力主张出兵拒敌，当然，他的反对无效，51岁那年病死于老家，陈伯达祖父陈玉书也想仿效父亲去做官，虽然同样考取了清朝末年的举人，无耐生不逢时，先是太平天国战争使清朝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继而列强侵入，彼时的国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使他当官的愿望一辈子也没有实现，直至人到中年以后，仅仅在惠安县文峰书院做个院长，终生执教。但他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后代，通过读书入仕才是唯一的正道。

受祖辈、父辈读书入仕的熏陶教育，到了陈伯达父亲陈其潜这辈时，同样努力攻读诗书，指望读书入仕，结果是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代不如一代”，根本没有取得功名，连做官的机会也没有，只好娶同乡獭窟村的一名叫曾玛官贤惠女子为妻，同样盼望带“官”字名的妻子能给他带来当官的好运，但结婚后还是使他失望，一生守着其父那点家业，在文峰书院执教，经常为不得志而长吁短叹，家境也越来越差，一天天走下坡路，不过，令陈其潜十分高兴的是膝下有三子，故陈其潜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三个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长大后，继承父志，恢复家业，取得功名，耀祖光宗。

但令陈其潜失望透顶的是，他那大儿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材料，跟着其父读了几年私塾，几如白读，陈其潜看其长子无可造就，不便勉强让自己儿子受苦，便由他去，开始让他务农，而次子还是比较机灵，根据陈家的族谱“世振家声，云曼肇祥”排名，声字辈的他一开始取了个名叫“陈声训”，后来上过私塾时，先生按照乡里的规矩“金玉其相，忠信为宝”的排行，取了个学名叫“陈建相”，字尚友。父亲一开始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甚严格，盼望的是他日后学有所成，官至极品。

不过，建相这孩子刚刚破破蒙时的确使父亲陈其潜欣喜，学习格外认真，课本背诵得滚瓜烂熟。其父暗自庆幸，说不定是块光宗耀祖的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厄运降临到这个家庭，就在建相8岁那年，其父患鼠疫去世，年轻守寡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只得独自后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每当夜深人静时，其母便长吁短叹，暗自伤心落泪。后其姑母心地善良，看到其兄病逝后，其嫂和三个孩子无人照料，便接其遗嫂和三个孩子来惠安县城家中度日。老家岭头村的几亩薄田和几间房子，雇人看守和耕种。

陈建相在父亲死后，便到他堂兄所办的私塾去读书，三年后，转梅山小学读书。因他开始读的是私塾，未学过数学课，转到梅山小学后，数学怎么也跟不上，努力学习亦捉襟见肘，所获甚少。从小学开始，数学就没有学好，长大之后，对数学仍是一知半解。弗兰西斯·培根说过：“数学使人周密，自然科学使人深刻。”他的少年时期，乃至后来的青年时期，未学好数学和自然科学，其定型的世界观，仅是中国传统经学培养铸造出来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缺乏科学性，遇事凭自己主观臆断，空言义理，与近代很不协调。父亲去世后，他在学校读书觉得很孤单，没有长辈做坚强的后盾。转学后，数学又那么差，别的学生一度很看不起他，他很自卑，经常独自一人来往，与人不合群。久而久之，养成了孤僻的个性。同时，于自卑中又很傲慢。但根植在他心目中的，依然是父亲那依稀的影子，读好书能当上官。

在读书期间，陈建相国文水平遥遥领先于同班的同学，后来华侨富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招生的老师，看到他作文非常棒，便破格录取他成为一名师范生，毕业之后在老家找个学校教书，但爱好写作的他不断向报社投稿，后来被当时已经成为文坛大咖的郭沫若看中，认为他是一颗文学的新星，最让陈伯达一生记忆深刻的是，自己写一篇郭沫若的《女神》读后感，郭沫若亲自给他回信，对一名小学老师来说，可谓是莫大的鼓舞，他到处都说与郭沫若有交集，尤其是他写了一篇题目叫《寒天》的小说，刊登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一卷九期，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文章的旁边，使他一下子名声大振，由此并结识了一些先进组织的知名人士，并加入先进组织，随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寒天》小说截图

进入了外国高等学府学习，陈建相高兴异常的陈建相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便是改具时髦的名字，那时刚好看了电影《斯巴达克斯》，心里崇敬这位古英雄，故而给自己取了个“巴达”的笔名。不过 ，这名字听着少了些中国味，于是，他就改成了“伯达”，自此毕生他就用这个名字。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陈伯达可谓是妥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外国学自然也非常的风光，不少女子都十分羡慕这种有才气的人，这时，一位面容清秀，气质出众的川妹子褚有仁看中了他，褚有仁的姐姐名叫褚有伦，而她的姐夫罗亦农，则是先进组织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遗憾的是，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年仅26岁，而她的姐姐褚有伦也因为在留学期间因意外溺亡。受姐姐姐夫的影响，褚有仁这个来自四川的小姑娘也逐渐追求进步，虽然她比陈建相小6岁，但她的才气吸引了年轻的褚有仁。可以说，正是这段缘分，两人后来结为伉俪，婚后两人感情十分不错，后来生下儿子陈小达，寓意小陈伯达的意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命运并未对这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温柔以待。随着时局变化，陈伯达不得不带着妻子前往天津工作，期间，《实话报》的办报工作繁忙，妻子褚有仁则为照料孩子，住进了泉州会馆。陈伯达继续忙碌在上海、北平等地，家人的团聚逐渐变得不再容易。陈伯达将妻子和年仅三岁的儿子接到延安，本以为能迎来温馨的家庭团聚，却不曾料到，这段九年婚姻的裂痕已经悄然出现。两人最后的分离，或许源于性格不合，而离婚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建国后，陈伯达一度身居高位，而褚有仁先是在四川工作，之后被调到了北京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担任研究室主任和机关宣传部长，属于司局级干部吧。

陈伯达与褚有仁离婚之后，当时在延安他的职务是节节攀升，尤其是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真正能做到笔尖带感情，从而引起大家的共鸣，那时看到文章的老蒋气得七窍生烟，还曾经发布了一道内部通令，严禁读这本小册子流到其体制内，还称陈伯达为“陈逆伯达“，一时，他的名气非常之大。恰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在抗大四期读书的一名女学员，名叫余文菲，她是湖北黄安高桥镇黑石咀村人，她的舅舅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詹才芳。

詹才芳姐姐詹厚娣，姐夫余楚臣是个文化人，是早期先进组织的成员，12岁那年詹才芳成了孤儿，无亲无故，爹妈走了，家也就散了，便跟着姐姐家生活，姐夫对詹才芳就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照顾。他常常抽时间教詹才芳读书写字，这些对詹才芳以后的人生帮助特别大，姐夫余楚臣的母亲正是董必武的姐姐，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詹才芳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后来，余楚臣就被反动派杀害成为革命烈士，他的女儿余文菲参加革命并安排进了抗大学习。毕业后，又被送到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党校工作，此时，25岁的余文菲认识了陈伯达，陈伯达慢慢地与余文菲接近，始则相互交换学习心得，继之深谈古今中外的名人与学问，陈伯达这么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很快俘获小姑娘的心，两人便结婚。

40岁的陈伯达和25岁的余文菲结婚之后，余文菲倾其全部身心打理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著书立说。余文菲不辞辛苦的打理，也促使陈伯达在延安时期进步很快。1945年，余文菲生下个男孩，取名陈小龙。陈伯达第二次婚姻，开始时很幸福，余文菲显得十分富有青春活力和贤淑勤快，陈伯达对这位年轻的妻子亦十分满意。但是，好景不长。此时正值“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本来根正苗红的余文菲被人揭发为有“问题“。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陈伯达看来，与这样的妻子在一起自然影响极大，由此两人的矛盾升级，最终以离婚收场，他们俩的儿子便是后来的陈晓农。

全国解放后，余文菲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两人因经常吵架，日子已经无法再过下去了。陈伯达和余文菲两人离婚后，孩子陈晓农留在陈伯达身边，余文菲组织上分配到中南局工作，后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意离开故乡前往他地，乃留在武汉医学院工作，待遇仅为副科级，具体工作是管理图书。

这个时期，因为陈伯达的位置越来越高，成为高级干部，46岁的他第三次组建家庭，妻子刘淑宴28岁。刘淑宴是四川灌县人，1922年生，她先是在重庆中央南方局做党的工作，后来到延安，建国后调到北京工作，陈伯达和结婚后刘淑宴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任副场长。每周回家一次。那时陈伯达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内，每周六下午，陈伯达嘱其秘书派车接刘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无事。伯达与刘淑宴结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女儿取名陈岭梅，儿子取名陈晓云。有了孩子之后，再去双桥那边工作，十分不方便。于是，1956年，陈伯达把刘淑宴调进中南海，担任自己的秘书。这样一个五口之家便生活在一起。

陈晓农是一直与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的，陈晓农从3岁时就和父亲继母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那时，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他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有大人牵着，他还是在一次上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幼年时期的陈晓农父亲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忙碌的”，有的时候别人问他的父亲是谁，他的回答：“陈教员。”陈伯达告诉儿子这样说的。

慢慢长大之后，他才知道父亲的工作性质，而且从一些人的口中得知，父亲主要有五点能力，一是善于摸清上级领导的动向，比如领导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有时，他不得不如同中医“悬线搭脉”一般，借助于“线”摸情况。这种“轧苗头”、摸行情的作风，宛如一名商人，随时可以随机应变，“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有时为了抢风头，连夜急就章，以求得“头功”，可谓“闻风而动”，可谓随机应变“胜如神”。

二是系统总结能力强。把上面领导的意图摸清楚之后，把一些零散的片言只语，或者偶然的表达，各个场合的行动、讲解，甚至问候，开玩笑，非正式场合的讲话等等，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归纳总结能力极强。

三、演绎诠释，逻辑性强，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讲话”，加以延伸、扩大、推理、没演绎，或者说明，解释，最后能变成一篇理论性、说服性强的文章。能达到把上级领导的一句话变成长篇大论、说教性非常强的重要文章，更重要的是顺应当时的特殊情况。

在儿子陈晓农的眼中，父亲的学问不仅表现在写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法也很出众，他的字写得非常好，可以用豪放潇洒来形容，他的书法以行书、楷书为主，字形多呈宽博大气之势，笔法上注重线条的粗细对比和墨色变化。部分作品可看出魏碑的笔意，尤其在点画处理上带有碑刻的刚强感，例如捺笔收笔处常呈现重按出锋的效果。 同时，他的字风格平和自然、温婉冲淡，兼具碑学笔意与时代审美。其书法作品多表现出宽博大气之感，部分点画处理带有魏碑的刚强感，同时融入颜真卿楷书的笔意。

特别是他流传下来的“大火炼真文”这幅字, 书法可谓是“无火气无霸气”，整体风格平和自然，甚至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感。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密切相关，尤其在笔法方圆变化、墨色浓淡对比等方面表现出扎实的基本功。

陈晓农回忆起自己的父亲，觉得他在外人面前是显赫的人物，可在自己看来，父亲其实是一个软弱的文人，正如其母亲余文菲说的，陈伯达性格太懦弱，是个老实精。后被批为“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专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不过，父亲有时候却又表现得很倔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陈晓农的眼里，父亲的为人处世，也有很多的缺点，也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偏听偏信的时候。

陈晓农的人生轨迹，与其父截然不同。1965年在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后，完全可以进任何一所大专院校深造，但他还是遵照父亲的意愿，背着一大筐书下乡插队到了内蒙临河县的狼山公社。在农村插队期间，这一批年轻人想得很多，也有一些行动，比如先是想在农村办一个半农半读领导思想讲习所”，没有实现。后来又想在农村改天换地，跑到大寨参观，想学点经验，回来后怀揣“战天斗地”的豪情，结果从春天折腾到秋天也没闹出什么名堂。

不过，在农村的陈晓农先后收到了父亲三封来信。其中都在讲革命大道理。他在信中写道：你决心到乡里去做普通劳动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年轻人，如果不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的各种事项，知道他们的心，而同群众格格不入，将来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初到乡村，一切不熟悉，当然会有些困难，但持之有恒，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后来，他的继母刘淑宴出来信，陈伯达在该信的后面附写了以下的话：妈妈的话说得很对，你要记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静思索，要同群众商量，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众，熟悉劳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成一个有用的人。

接下来进入特殊的年代，陈伯达成了“”组长红极一时，他依然没有忘记给在内蒙的儿子写信：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有前途，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样，我们总只是群众海洋的一滴水。

不过，随着陈伯达地位的变化，陈晓农的身份是公开的，当时的局面是文斗武斗，有人想从他这个儿子身上做文章，无奈之下，向“知青办”提出换地方的申请，得到批准后，陈晓农只好离开内蒙古，被调到了石家庄一家制药厂工作，改名叫“林岩”，他当一名普通工人，从最基层的学徒做起。不得不说，陈伯达的这一手安排也是明智的，在那个年代，尽管外面纷纷扰扰，但都没影响到陈晓农，陈晓农后来在这里成家立业，直到与父亲陈伯达失去了联系。

陈晓农在基层煅练的日子，陈伯达和刘淑宴这对夫妻出现矛盾冲突，起因是刘淑宴吵口时对他的讥讽：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风，这场运动，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打倒你了。要知道，这话到了陈伯达的伤口，两人越吵越凶，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当时正处于权力巅峰的陈伯达一气之下，把刘淑宴发配到山东济南部队某部疗养所，她几次三番要求回去，但没有陈伯达发话，谁也不敢放她回去，家中两女一儿，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亦对其父陈伯达产生憎恨之情。最终夫妻和子女都分道扬镳，行同路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也正如他最后一任妻子刘淑宴讥讽他的一样，最后被打倒了，还被判刑。在别人眼里陈伯达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初始印象觉得他很亲和，不会端着架子。意思根本不像一名高级干部，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喜欢把“我们就是一个小小老百姓”挂在嘴边，很多人对他的初始印象都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在每个人的心里，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能从人们不经意处抓住要点，抽绎综合，启人思考。就好比一幅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的面孔都不尽相同，都会有不同的描绘，正如苏东坡看山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儿子陈晓农看来，父亲尽管他有个风光，总体来说是一位不幸的人。

就说与刘淑宴分开之后，无论是在狱中或者保处就医期间，年轻的她根本不愿意来照顾他，几个孩子也形同路人，最后陈晓农对他悉心照顾，耄耋之年陈伯达在弥留之际，轻声地叨叨着念道：我现在感觉就像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每次战斗都败下阵来，全身伤痕累累，瘫倒在黄昏时分荒凉的草地上。我抬头望着西边天空那勉强支撑的落日，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陈伯达21岁那年写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小说《寒冬》的一段文字，时隔六十年他依然记得如此清晰，这篇他的成名之作，发在当时有名的时代评论一卷第九期，这也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小说作品。也是他崭露头角的关键一篇文章，说罢看了一眼天边的落日，橘黄的日轮只剩最后一点光芒还照耀在山的顶端，他的头颅缓缓低下，因突发的心肌梗塞病逝，享年85岁。

在陈晓农看来，父亲作为一名普通文人，完全可以写出一篇足以支撑生活的文章，但他偏要在跻身什么高位，结果就如他自己文章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了。死后他给父亲写副对联以示纪念，联云：功名利禄皆浮云，是非成败任评说。看后陈伯达坎坷的一生，的确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