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诗人穆旦：拿好灯，展开“新的抒情”

文｜陈杰

一生诗歌“探险”的起点

2025年，可称是已故诗人穆旦叙事的丰年。他的名句“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列入全国高考试卷语文作文题，高考第一天引发很多人的寻觅：谁是穆旦？从夏到秋，有关穆旦的话题经历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持续不衰。

40年来，穆旦在诗坛被发掘，切入大众的发现，投入公众话语。2025年这一波的寻找，能进入深层，不停留在一时的喧闹。

穆旦之成为“现代汉语诗歌最杰出的探险者、最有成就的实验者、最深刻复杂的致思者”（曹元勇语），“中国现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才、怪才”（李怡语），他的诗歌观发端、创作的自况及追求究竟在哪里？

1940年7月，22岁的穆旦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被聘为助教。此前已发表《玫瑰的故事》《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等公认的佳作，在联大校园有诗名。这一年2月穆旦作诗《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3月3日、4月28日在《大公报》（香港版）连续发表两篇诗评，分别评析艾青写在1939年春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和卞之琳1940年1月5日至16日发表在《大公报》（香港版）的《慰劳信集》，是穆旦诗人生涯仅有评述当下诗歌创作的文章，为其一生诗歌“探险”的起点。

穆旦与艾青

穆旦评艾青诗集《他死在第二次》的文章题目就是《他死在第二次》，开篇说以促成这本诗集出版短短时间来讲，不得不敬佩艾青创作力的丰盛。而从质上看，在抗战后新兴的诗坛，这本薄薄的诗集又是可珍贵的收获。

穆旦称赞艾青是“一个土地的爱好者”，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

艾青的笔触范围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都可以嗅到同一“土地的气息”。这些诗行正是我们本土上的，而没有一个新诗人是比艾青更“中国的”。“中国的”“土地的”情结也是穆旦自励和共通的。

穆旦认为，读着艾青的诗有和读着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作品一样的愉快。

艾青的诗里充满着辽阔的阳光和温暖以及生命的诱惑。如同惠特曼歌颂着新兴的美国一样，艾青在歌颂新生的中国，窥见那是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向上的力量。“比着惠特曼那种中产阶级的盲目自足的情绪，诗人艾青是更进步更深沉的”。熟悉惠特曼诗风和走进艾青的穆旦是这样评价的。

他不能想起什么

——母亲死了

又没有他曾亲爱过的女人

一切都这末（么）简单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

穆旦评曰：难得的却是这样一个简单质朴的人格，牺牲和心理状态，都为诗人艾青表现得如此生动而深刻。刻画了这样的一个战士，等于树起了成千成万中国的战士：因为我们会想到，正是有多少同样单纯的人们在为着祖国做出可歌可泣的事迹。“《他死在第二次》正是为这些战士们所作的一首美丽的史诗。”穆旦称道。在民族抗争之际，以心灵抒写祖国解放的史诗，保持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公共性是诗人穆旦的选择。

娴习欧美文学的穆旦分析艾青的心理刻画，使人联想到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所用的手法——以各种不同的场合中，描摹出了更贴近真实的主人公的浮雕来。“很明显地，这种手法是比一切别的心理描写法都更忠实于生活的。”穆旦评道。

艾青曾提出了“诗的散文美”这一标帜——“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穆旦称，我们终于在“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贫血的堆砌的词藻”当中，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而这是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藉的路子。“让我们像平日说话一样地吟出他的诗来吧，有谁不感到那里面单纯的，生动的，自然的节奏美的么？”这出自年轻穆旦真挚的感受，此后我们看到穆旦沿着这条路子不断“创试。”

穆旦赞扬《他死在第二次》是“光明的鼓舞”，“艾青正是新生的中国里一员健壮的歌手。”

“这正是我们的时代”

穆旦评论卞之琳诗集《慰劳信集》文章题为《〈慰劳信集〉——〈鱼目集〉说起》，敏锐的穆旦意识到进入二十世纪英美诗坛风气之变：“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S.Eliot）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拜伦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摩（模）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肯以他们的诗当鉴赏的标准了。”“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上苦苦地垦殖”。

穆旦认为，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鱼目集》的有些诗给五四以来诗运的短短路程上立了一块碑石。

穆旦察觉到，七七抗战以后的中国大不同前。过去“灰色的路”现在成了新中国的血管，无数战士的热血，斗争的武器，觉醒的意识，正在那上面运输，并且输进了每个敏感的中国人心里。七七抗战使整个中国跳出了一个沉滞的泥沼，一洼“死水”。在新生起来的中国里，我们的诗运又该采取哪个方向呢？

诗人徐迟提出来了：是“抒情的放逐”。

穆旦称，一方面旧的抒情（自然风景加牧歌情绪）是仍该被放逐着；但另一方面，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何为“新的抒情”？穆旦说，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

穆旦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应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穆旦再举艾青的《吹号者》为例，是“新的抒情”较好的代表作，“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揉合”。自然风景仍是可以写的，只要把它化进战士生活的背景里，离开了唯美主义以及多愁善感的观点，这时候自然风景也就会以它的清新和丰满激起读者朝向生命和斗争的热望来。

穆旦认为，诗人“可以应用任何他所熟习的事物，田野、码头、机器，或者花草；而着重点在：从这些意象中，是否他充足地表现出了战斗的中国，充足地表现出了她在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来了呢？”

穆旦提出，“强烈的律动，洪（宏）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该如此。”穆旦评论卞之琳《慰劳信集》中比较更舒畅，更自由一点的起伏是在这样的诗行里——《给山西某一处煤窑的工人》：

拿好灯，这里也不是抬头的地方，

伛下去：就这样走了，是什么动物

对面跑来了，辘辘辘，拉着满拖筐，

后面又赶过了，推着空拖筐，辘辘辘？

额上一双角一点火，黑脸上一对星

只一幌点明了这里并没有野性——

穆旦称赞道，就是这些人们，这些艰苦的战士，这些坚强地走向解放之路上去的，他们需要一种欢快，洪（宏）大的脉搏在诗里和他们共鸣。他们需要“新的抒情”！现在，这种抒情的欢唱是比七七抗战以前容易获得了，因为我们这时代现在正开放了美好的精神的花朵，它对于诗，不再抑制、摧残，而正为它开辟了一块肥沃的土壤。无论是走在大街、田野，或者小镇上，我们不都会听到了群众的洪（宏）大的欢唱么？这正是我们的时代。

穆旦提倡诗人汇入民族宏大欢唱中的知性抒情，他肯定卞之琳继《鱼目集》后创试了新的题材，包括在《慰劳信集》里的十几首诗，如同给开荒者、矿工、民族解放战争中各阶层战士们部分的、侧面的拍照，同时指出在这些首诗中，“新的抒情”成分太贫乏了。

“这是一个失败。”穆旦说，这些诗行是太平静了，缺乏伴着那内容所应有的情绪的节奏。这些“机智”仅仅停留在“脑神经的运用”的范围里是不够的，它更应该跳出来，再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卞之琳所作《慰劳信集》是1938年秋后，中国抗战文艺界发起“慰劳信”活动，当年11月初至下一年，卞之琳客居延安、过黄河到太行山内外访问、随军，陆续写出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真人真事，这些生活是当时的穆旦隔膜的，所以，他统称《慰劳信集》“新的抒情”成分太贫乏，不能不说存在一种偏颇。

在两篇诗评刊载之间，穆旦写出了《玫瑰之歌》，当年他发表了《在旷野上》《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等经典之作，穆旦“第三条路创试”“新的抒情”的主张和观念，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根基，奠定了个性的形成。正如他在西南联大同班诗友王佐良所述：“穆旦和他的年轻诗友，是将西欧的现代主义，同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诗歌传统结合起来了的。这一结合产生了许多好诗。”

以深沉的感情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王佐良所说的“好诗”来了！

穆旦发表两篇诗评的第二年12月创作了《赞美》这首诗，刊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文聚社的刊物《文聚》创刊号，而且作为“头条”，穆旦时年24岁！3月，穆旦辞去西南联大教职，投身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而《赞美》一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首诗实则建构起穆旦的诗人形象，在第三条路上创试“新的抒情”——宝石出土。穆旦创作《赞美》之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文聚》杂志的主要创办者林元（诗人冯至称他为“组稿能手”）说，诗人穆旦对祖国和人民倾泻了海一样深沉的感情，用无数象征性的事物诉说一个民族走过的贫穷、灾难、耻辱的道路。颜色虽然暗淡，调子虽然沉郁，但主旋律却是昂扬的——诗人看到了人民“溶进”了抗日洪流，激情地一再欢呼：“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人的才华当时还被埋在泥土里，我们决定把《赞美》放在创刊号的‘头条’。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的光辉，读后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林元回忆道。

“带血”的歌。西南联大诗坛“四杰”之一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说，上世纪40年代初，穆旦以深沉的感情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诗篇的第二段，出现在田野中劳作农民的形象，令穆旦想到多少个朝代在劳苦大众的身边升起又降落，把希望和失望压在大众身上，如今中国民众在抗日宣传鼓动下投入了军队，“溶进了大众的爱”“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因为战争总是有伤亡的，穆旦沉痛地写道：“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痛感自己没有力量给这样的农民创造幸福，只能为他的死难痛哭，但暂时的苦难终将带来民族的复兴，因此说，“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种悲痛、幸福与自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他对祖国的赞歌伴随着深沉的痛苦和严厉的自责，是“带血”的歌。

心和双脚。《文聚》创刊号只是一册薄薄24开本杂志，这期杂志上也刊发了穆旦的外文系同学杜运燮的诗《滇缅公路》。杜运燮写道：凡是读过穆旦《赞美》一诗的，都会对他在每节末重复的“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诗行，留下深刻的印象。穆旦要以“带血的手”拥抱“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真挚地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同时表达了他对多难的民族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作为穆旦一生的挚友，杜运燮说，穆旦的心和双脚总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土地连在一起。

同期《文聚》杂志还刊发了《一月一日》和《角度》两首诗，作者是与穆旦同为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成员的罗寄一（江瑞熙）。罗寄一说，穆旦以形象的语言刻画苦难中祖国的山川，赞美受饥饿、贫穷和压迫下挣扎却并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民，那江河直下般深挚的抒情引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巨大希望。

穆旦，值得我们不断地品味和深层发现。当下西南联大的叙事不能沉浸在趣闻轶事乃至传说的转贴之中，需要我们摒弃浮躁，从原典和思想语境出发，激活历史信息，与前人处于同一境界，重建他们面对具体情境的可能性，走一条自主、开放，非预设结果、非先入为主的探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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