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因茶叶而亡国？

宋朝为避免重蹈五代藩镇割据的覆辙，精心构建了一套内向型制度，将权力、财政、军队等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藩镇被彻底削弱，内部叛乱的风险大大降低。

但这种过度防范内部风险的制度设计，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它使宋朝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地方缺乏应对外敌入侵的能力。当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如辽、金、蒙古等大举南下时，宋朝无力抵挡，只能通过割地赔款来换取短暂的和平。

最终，尽管宋朝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却因军事短板而被北方游牧政权所灭。

在这一过程中，小小的茶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宋朝人到底有多爱茶饮，又是怎么因饮茶而亡国的呢？

01

宋朝制度催生的弊病

宋朝的制度设计，虽在维护内部稳定上成效显著，却也如影随形地催生出诸多难以根治的弊病。

在官员选拔上，重文轻武政策使得文官地位极高，武将则备受压制。这导致有志于军事的人才难以得到重用，武将群体士气低落，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大打折扣。

而文官集团的膨胀，又带来了冗官问题，大量官员无所事事，却消耗着国家资源。官员之间为了权力相互倾轧，内耗严重，行政效率低下。

在地方治理上，地方官员缺乏自主权，积极性受挫，面对地方事务往往推诿拖延，难以有效解决。这些弊病如同顽疾，侵蚀着宋朝的肌体，为其后续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为防止武将专权，宋朝在军事制度上可谓煞费苦心，却陷入了“冗兵冗员”的恶性循环。

宋朝不断扩军，太祖时军队仅19万人，到了仁宗时已激增至125万。这看似强大的军队，实则问题重重。由于担心武将拥兵自重，宋朝实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政策，频繁调动将领和军队，使得军队缺乏有效的指挥和训练，战斗力大幅下降。

更严重的是，宋朝推行“养兵政策”，遇灾荒便大量招募流民入伍，将军队变成了社会救济站。这些流民入军后，并未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军队的战斗属性进一步被削弱。如此一来，宋朝军队虽人数众多，但在面对外敌时，却往往不堪一击，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

这支庞大军队的开支如同无底洞，几乎耗尽国库。

为了弥补军费不足，朝廷竟允许军队经商。这一举措看似缓解了财政压力，实则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军队本应以训练和作战为首要任务，如今却纷纷投身商业，士兵们不再专注于军事训练，而是忙于买卖货物，“部队变成了商队”，军队的战斗力进一步下降。

在军队经商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军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他们将本应用于军队建设的资源挪作他用，导致士兵的装备和待遇无法得到保障。王安石变法时曾试图裁军40万以减少军费开支，但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最终夭折，一切又恢复原状。

02

贡茶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带

宋朝的茶叶专卖制度，在起初确实为巩固中央财权，削除地方藩镇割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弊端逐渐显露。官僚系统与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

被称作“宋代五鬼”之一的丁谓，“溜须拍马”这个成语的原型，在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在产茶基地建瓯创制“龙团凤饼”贡茶，以精工细作来讨好皇帝，价值超过等重的黄金，这种奢靡之风迅速蔓延。贡茶的制作越来越讲究，成本越来越高，而皇帝对贡茶的喜好也愈发难以满足，并蔓延至宫廷和民间，掀起了全民浮夸奢侈浪费的消费之风。

丁谓

丁谓首开先河，靠溜须拍马功成名就，后来效仿者众多。

蔡襄担任福建转运使期间，又专门监制了一种小龙团茶，比龙凤团茶更加精美。宋神宗时，福建转运使贾青又创制了密云龙，比小龙团还精细。至宋徽宗宣和年间，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创制出银丝水芽，造价之高，可谓昂贵之极。直至宋徽宗赵佶而达到顶峰，他甚至亲自写了一部论茶的著作《大观茶论》，提到龙团凤茶的制作方法：“采择之精，制造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后世掀起一股炒作普洱茶的风气，不过是对宋朝团茶炒作的拙劣模仿。

不必说从采、拣、蒸、榨到研、造、焙、藏的大致程序有多繁琐，单单是团茶上的龙凤纹饰的工巧精细就让人叹为观止，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中记载：“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意思是每个小龙团茶重半两，但是价值相当于黄金二两。茶叶变得如此贵重，其象征意义已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和实际使用价值，而成为一种礼遇的标志。宋仁宗每次到南郊祭拜天地之时，赐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饼，两府各四人，共分一饼！官员获得赐茶也舍不得喝，“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

在宋代，高端茶叶变成了一种体现身份地位的符号，相当于现代的豪车别墅游艇，宋代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贵族在婚嫁中引入了茶仪，在彩礼中也加入了茶，后世民间婚俗中的“下茶”礼即由此来。

03

极端奢靡的斗茶之风

与团饼茶的盛行相适应，点茶法取代唐代煎茶，成为宋代主流饮茶方式。其核心在于将饼茶碾磨成末，以沸水冲点，用茶筅快速击拂，使茶汤表面形成细腻泡沫（称为"沫浡"或"乳花"）。

这一过程极度讲究，奢靡之处体现在：

原料的极致精选：宋代以北苑贡茶为尊，制茶时"取象于龙团，分其品于凤饼"，其中"龙团胜雪"最为昂贵——仅取茶心一缕，用珍泉蒸研，耗费数万工钱仅得一斤。欧阳修坦言"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其价已远超黄金。

器具的穷工极巧：点茶器具堪称艺术品：

茶碾用金银打造，蔡襄《茶录》载"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尤妙"；

茶罗需极细罗绢，"罗细则茶浮，粗则水浮"；

茶盏推崇建窑"兔毫盏"，其釉色变化需"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过程的繁复铺张：宋徽宗《大观茶论》描述点茶需"七汤点拂"，每道注水都有严格手法，要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整个过程如艺术表演，却需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现代复原的宋代点茶技艺，那是真的能在茶汤之上，给你画出一副山水画。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研究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对生产力是多么严重的浪费！

点茶作画

由点茶发展而来的斗茶游戏，成为宋代从宫廷到市井的全民娱乐，逐渐发展为全民追求的奢侈浪费。

随着标准不断升级，斗茶胜负要求越来越高，对于茶汤泡沫沫持久性的要求是，"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茶汤颜色以纯白为贵，"青白、灰白、黄白"次之；茶痕表现，要以盏壁水痕出现晚者为胜。

为了在斗茶中获胜，宋人为此不惜代价，用名泉佳器好茶追求转瞬即逝的视觉奇迹，在饮茶方面的消费越来越夸张。

《清明上河图》中可见茶坊林立，而贵族斗茶更是"列茶具，试茶品，焚香插花，屏画置器"，每场斗茶都成为炫富现场。

这种极致追求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资源的惊人浪费。制作一斤北苑贡茶需"数百夫役，累月方成"。运输贡茶形成庞大"茶纲"，沿途耗费巨大。斗茶败者常将整盏茶倾弃，"一盏茶汤半盏沫"

奢靡茶风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虚假繁荣：建窑烧制千万茶盏，"百中选一，余皆毁弃"，宜兴紫砂、景德镇青白瓷等皆因茶事兴盛。民间出现"斗茶器"之俗，茶具比茶品更受关注。为了获得一盏绝品茶具，常常要毁掉成百上千盏次品或者是同样的茶盏，只为追求独一无二。

社会风气的腐化：士大夫"终日沉湎茶事，不问政事"，甚至出现"啜茶忘国"的讽刺现象。当岳飞北伐需要军费时，南宋朝廷仍每年耗费巨资维持北苑贡焙。

宋太祖赵匡胤钦定的茶叶专卖制度，本应成为国家财政的稳定来源，演化到后来，逐渐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以及全民腐化的根源。

更严重的是，中央对茶园管控力下降后，民间走私成风。走私集团与地方官员勾结，形成庞大的保护网络，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也侵蚀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走私茶叶的猖獗，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对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学者认为，岳飞北伐之所以受阻，部分原因就是他触动了与金朝走私贸易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通过走私茶叶等商品，与金朝建立了复杂的利益关系，他们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自然不愿看到北伐成功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岳飞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收复失地，坚决抵抗外敌，这无疑威胁到了这些走私集团的利益。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在朝中散布谣言，诬陷岳飞，甚至与主和派勾结，共同排挤岳飞。

最终，岳飞含冤而死，北伐大业也因此而受阻。这些走私集团与地方官员的勾结，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也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军事行动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03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宋神宗时期，面对极为严重的“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启用王安石为相，主要围绕“理财”与“整军”两大核心，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然而，这次变法试图用一个已经腐败低效的体系（旧官僚），去执行一场需要高度清廉高效体系才能完成的重大变革，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王安石变法前，宋朝的茶叶专卖制度（榷茶法）虽在理论上由国家垄断，但在实际运作中，已形成了一个由特许商人（交引铺）、主管官吏、边境将帅组成的稳固利益集团，茶利集团的疯狂反扑，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关键因素。

茶利集团主要通过“入中法”获利：商人运粮草至边境，官府折价后，发给“交引”凭证，商人凭此引可到内地领取茶叶销售。这个过程中，官吏、商人、将领常常勾结，虚估粮草价格，共同瓜分国有茶利。茶利并未完全流入国库，而是养肥了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

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和市易法，像两把精准的手术刀，直刺茶政腐败的核心。

均输法：剥夺特许商的暴利空间
变法前，茶叶运输销售被特许商人垄断。均输法授权发运使（如六路发运使薛向）直接经营，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由国家统购统销，平抑物价，将原先被大商人赚取的地区差价利润直接收归国库。这等于剥夺了“交引铺”等特权商人的垄断地位。

市易法：夺取市场的定价与经营权
在京城及重要城市设立市易司，当茶叶滞销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当市场短缺时，再平价售出。同时向中小商人提供贷款。此举旨在打击大商人的囤积居奇和价格操纵，使国家成为最大的市场经营者和管理者。

改革“入中”旧法，切断勾结链条
变法派试图以现钱支付边境军需，或改革估价体系，减少乃至取代以茶引支付的比例。这直接切断了边境将领、内地官吏与特许商人之间通过虚估价格进行利益输送的链条，触动了最核心的利益。

王安石的改革，几乎得罪了所有从旧茶政中获利的集团：

对于特权茶商集团来说，他们的垄断地位和暴利来源被国家剥夺，从“官商合伙”中的“商”变成了被管理和打压的对象。

对于腐败的官僚集团来说，众多主管茶政的官员失去了通过操纵“交引”发放、定价、审核而进行权力寻租和贪污受贿的机会。市易司等新机构的设立，也触动了旧有官僚体系的蛋糕。

对于边境军事集团来说，一些将领失去了通过与商人勾结在“入中”过程中，通过腐败牟利的机会，同时也担心军需供应方式改变会影响其后勤自主性。

既得茶利集团，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源，对王安石变法发起了全面而猛烈的反扑：

舆论攻势，污名化新法：他们在朝野内外大肆宣扬新法“与民争利”、“刻剥百姓”。这里的“民”，并非普通百姓，实则是他们自己这些“豪民”、“富商”。他们将国家与特权商人的矛盾，偷换概念为国家与全体民众的矛盾，成功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消极执行，故意制造恶政：旧官僚在被迫执行新法时，往往故意极端化、妖魔化。如在执行市易法时，可能出现强行低价收购、摊派贷款等行为，人为制造民怨，以此证明新法“扰民”，从而倒逼皇帝废除新法。

政治结盟，推动变法破产：茶利集团与朝中强大的保守派政治势力（如司马光、文彦博等）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这些保守派本就反对变法理念，现在又得到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利益集团的声援，使得反对派的势力空前强大。他们不断向宋神宗施压，最终成为导致神宗动摇、王安石两度罢相的重要力量。

王安石变法与茶政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一场改革若触动了根基深厚的既得利益集团，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阻力。

王安石的目标是将茶利从“私门”收归“公室”，加强国家财政力量以支持富国强兵的总目标。然而，他面对的敌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商业复合体。这个集团善于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将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用道德口号掩盖利益之争，最终利用皇权政治的摇摆性，成功扼杀了改革。

04

茶饼与江山，孰轻孰重？

茶叶虽小，利贯千秋。一场围绕茶叶的变革，最终映照出北宋王朝深层的政治经济矛盾，也成为衡量其改革决心与能力的试金石，其成败得失，至今仍令人深思。

在宫廷深处，宋徽宗赵佶以惠山泉烹煮新贡的“太平嘉瑞”茶，银瓶朱盏间，茶筅击拂的乳雾如疏星淡月，满室盈香。他亲撰《大观茶论》，将茶道升华为“盛世之清尚”，追求“香甘重滑”的极致境界。这种穷极工巧的奢靡，被徽宗视为盛世文明的象征。

然而，当金人的铁蹄踏碎汴京的繁华，这些曾象征“太平嘉瑞”的茶饼，在战火中沦为无声的讽刺。

宋徽宗痴迷于点茶艺术中的“咬盏”之妙，却未能咬住江山社稷的稳固；他追求茶汤“纯白为上”的视觉之美，却看不见北方天际卷来的硝烟。宋朝的军事防御如茶沫般虚浮一触即散，而北方的铁骑却如重锤击玉，碾碎了一切风雅幻梦。

茶道再精，难涤江山之垢；金饼再贵，难赎社稷之殇。

徽宗的时代，将文化的精致推向巅峰，却也将政治的颓败暴露无遗。当“龙团凤饼”成为帝王赏赐近臣的荣耀时，北方的战马已嘶鸣着踏碎最后的防线。历史的讽刺在于，以茶筑起的盛世幻象，最终只能在铁蹄下化为齑粉。

正如宋人所言：“茶之妙处，非人人可领略”，江山之重，又岂是几两茶饼所能承载？

《一片树叶的传奇之旅》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