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仇鳌刚下火车,肩头落了层薄雪,田家英一把拽住他胳膊,往暖和地儿带,他缩了缩脖子,听见那年轻秘书用湖南口音说主席安排了住处,可他的眼睛还盯着中南海那边,没人晓得那双浑浊的眼里,还亮着二十年前船山学社的烛火,那时他是毛泽东的先生,在长沙街上替读书人挡风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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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毛泽东突然来了,军靴踩碎颐年堂前的薄冰,仇鳌刚要行礼,一只粗糙的手按住他肩膀,北风冷,别摔着,主席的话带着湘音,像早年在自修大学门口说的那样,桌上摆着剁辣椒炒肉,仇鳌递上老家捎来的霉豆腐,毛泽东边吃边笑,周公他们肯定吃不惯,火盆噼啪响着,两人说起一九二三年那场闹得长沙人尽皆知的论战,毛泽东忽然举杯,当年要不是先生那句话,哪有后来的自修大学,老人仰头喝干,沙哑着说,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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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那边战事吃紧,毛泽东在书房摊开地图,铅笔圈着鸭绿江,冷光映在纸上,仇鳌的手指停在“边防为宜”四个字上,主席没急着说话,等了片刻才开口,讲出兵的好处和难处,老人提到无宣战不合规矩,笔尖在纸上沙沙动,写下“自愿”两个字,毛泽东盯着那两个字,改了偏旁,仇鳌一看“志愿”两字,笑了,说润之改的这俩字,比多带一个师还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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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冬天,仇鳌咳着血给中南海写信,十六开的纸写满字,全是担心贪腐的事,他守着油灯等了十天,回信只有一句,共产党就需要你老这样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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