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观点您认同吗？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预计为5.2%

国庆已至，意味着2025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已成定局，又到了对宏观经济成绩单进行前瞻性研判的时刻了。综合当前已发布的各项数据和多家分析机构的展望来看，南生认为：

我国2025年第三季度的GDP同比实际增长率预计落在4.9%至5.0%的区间内，这一增速与一季度的5.4%相比，回落了0.4至0.5个百分点；与二季度的5.2%相比，则放缓了0.2至0.3个百分点。

将三个季度的表现进行综合测算，预计GDP的累积增速约为5.2%，较上半年5.3%的微降0.1个百分点。

这0.1个百分点的细微变化，看似微不足道，但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经济正处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之中，动力与压力并存，机遇与挑战交织。

首先，从支撑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的积极因素来看，产业升级的成效尤为显著。高技术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中最突出的亮点——观察1至8月的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

这一增速本身已属稳健，而其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实现了9.5%的强劲增长，表现分外抢眼。这一结构性变化表明：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新装备与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崛起。

它们不仅是当前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更代表着中国正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技术与创新驱动转变，为经济的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其次，外部需求的韧性同样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出口尽管面临着不小的压力。然而，通过积极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外贸表现依然超乎预期。

前8个月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出口总额保持了6.9%的同比增长，再度成为重要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商品出口增速扩张至11.8%，对东盟诸国的出口整体大涨15.8%。

对非洲大陆地区的出口增速更是高达25.9%，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也达到了8.5%，有效对冲了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影响——前8个月，中国对美出口下降14.6%，美国在我国商品贸易中的地位继续下滑。

这种出口渠道的优化，增强了中国外贸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成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的定力之源。

然而，在肯定经济韧性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面临的下行压力。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仍是最大的拖累因素。1至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2.9%，降幅未见明显收窄。

作为过去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探底，不仅直接拉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对上下游长达数十个行业的市场需求、企业营收和地方财政产生了广泛的连锁冲击，构成了当前经济复苏进程中最主要的内部约束。

此外，居民消费的复苏基础尚不牢固，尽管前8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4.6%的同比增长，处于持续修复通道，但复苏的力度和广度仍显不足————与相对强劲的外需相比，内部需求潜能仍未释放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居民部门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谨慎性储蓄动机较强，从而抑制了边际消费倾向的快速提升。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复苏的斜率直接决定了经济内生动能的强弱。

投资与消费，作为内需的一体两面，既相互依存，又时常面临资源分配的权衡，也就是搞清楚“当前状态下谁更加需要激励”。

投资的本质是提升未来的供给能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投资，不仅直接拉动当期增长，更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为消费升级创造物质基础——没有先进的产能，何来吸引消费者的优质商品？

这正是当前政策着力推动“两重”建设、引导产业升级的深层逻辑。然而，投资的最终价值需要通过强劲与可持续的消费来实现——如果消费端持续疲软，居民购买力与供给能力不匹配，再先进的产能也可能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

换言之，我国当前内需不足的核心矛盾并非是商品生产的数量或质量不足，而在于居民部门购买力的增长滞后于供给能力的提升——收入预期不稳、投资带来的收益回馈给老百姓的比例不再，社会保障网有待完善等因素，制约了消费潜能的释放。

而消费潜能释放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投资的增值与“新投资的提升力度”——循环往复。因此，当前内需政策的着力点，需要在保持必要投资强度以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更需注重打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

这要求政策从单纯的刺激消费，转向更深层次的收入分配改革、稳定就业预期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当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投资形成的先进产能才能被有效消化，内需的两个轮子才能真正协同转动，推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然后就是注重“新旧增长动能的合理转换”，尽量做到在重视新动能投资的时候，减缓旧动能的下行——高技术产业和韧性外贸所提供的向上拉力，与房地产低迷及消费复苏缓慢所形成的向下压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

新动能的增长虽快，但体量尚不足以完全抵消传统动能减弱带来的下行影响，这正是2025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出现微幅放缓的结构性原因。换言之，旧动能的跌幅超过了可控程度。

当前及今后的宏观政策核心任务，在于精准把握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与力度。在坚定不移培育新兴产业、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同时，需着力稳住房地产、钢铁等传统部门的基本盘，防止过快收缩引发系统性风险。

唯有在"破旧"与"立新"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让新旧动能实现平稳交接，中国经济方能在转型升级的阵痛中积蓄持久动力，最终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