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田家英保姆问董边要100块钱，曾自：圆满了我父母一个心愿

“1983年9月，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楼道里，李佩小声叮嘱：‘丫头，回去跟你妈要一百块。’”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曾自当时没往心里去，只觉阿姨可能手头紧。转身想想，那一百块，是她们家与李佩之间拉扯了三十多年的情分，也是父辈未竟承诺的最后落点。

时间拨回到1950年。那一年，刚刚二十出头的田家英在中央办公厅忙得脚不沾地，妻子董边同样在单位操劳。女儿曾立呱呱坠地后，两人合计：请个住家阿姨，否则根本顾不上孩子。就这样，36岁的李佩走进了这个新组建不久的小家庭。

李佩的履历看着简单，实际坎坷。她出身北京一个普通人家，父母疼爱，年轻时曾几次被催婚却都推辞。偏偏命运跟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她嫁进一支没落的爱新觉罗旁系。丈夫是黄埔二期学生，却沾染鸦片，败光积蓄，最终客死街头。李佩三十二岁守寡，还带着一条嗷嗷待哺的命根子，靠亲戚接济辗转到了齐齐哈尔。1949年回京，婆家依然循旧规，媳妇连坐下喘口气都被嫌弃。李佩不甘心，毅然决然提着小包袱离开那个四合院，从此靠一双手讨生活。

因为识字、有旧式家教，又惯于整饬屋子，李佩很快获得了董边的信任。衣服收拾得平平展展，灶台总能反光，孩子夜里哭一声，她就先一步摸黑爬起来。北京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那阵，街道干部隔三岔五上门检查，常常隔着门框就挥手：田家英家不用查，李佩当家，连窗槽都亮。

董边对同事打趣：家里事，我真插不上手。那不是恭维。李佩有条不紊，一口京腔里透着坚定，“孩子调皮？先掂量掂量我的鸡毛掸子。”田家英听见笑呵呵，连声应着：“阿姨说了算。”这种放手背后，是对阿姨人品的笃定，也是那代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尊重。

情分不是一天堆起来的。李佩的大女儿读书差学费，田家英掏腰包；女儿生病，他又陪着跑医院。李佩嘴上不说，心里记得清楚。一回婆家要分老屋，她慌里慌张要回去签字。田家英摆手：“您就留这儿，咱们是一家人，养老的事我包了。”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李佩心里。

然而，1966年的骤变让承诺悬在半空。田家英不幸离世，家里顿时天塌一般。董边担心连累李佩，含泪提出解除雇佣。李佩抱着二女儿曾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走，我要看着娃儿上大学。”可是形势逼人，她还是收拾行李离开那条胡同。自此以后，她靠女儿微薄工资过日子，逢年过节偷偷打听曾立、曾自的近况。

1969年秋，曾自突发阑尾炎。母亲分身乏术，医院押金却刻不容缓。女孩缩在病床上，唯有写信求助阿姨。第三天下午，李佩提着帆布包冲进病房，五斤粮票、五块现大洋递过去，另一只手忙不迭抹眼泪。曾自心里明白，李佩一个月吃用全靠女儿，五块钱是硬攒出来的。嘴里却只说了句：“阿姨，够了够了。”

一个月后，曾自要去东北插队。站台嘈杂，她低头搬行李，忽听身后有人叫小名。回头一看，是李佩，风尘仆仆，脸色煞白。对方闷声问：“冻坏了没有？”然后把一双布手套塞进她兜里。李佩一辈子不出远门，那日却摸到北京站，这份执念，没旁人能体会。

转眼到1983年。曾自怀着第一胎，去医院做检查。李佩闻讯赶来，起锅烧水，嘴里还絮絮叨叨：“你妈那会儿生你，肚子疼得嗷嗷叫……”一边说，一边把白粥端到床头。临别那句“回去跟你妈要一百块”说得轻飘，听者却稀里糊涂。没想到一个月后，李佩女儿来电：“阿姨去了。”原来李佩临终前交代，铺盖底下压着董姨给的一百块，正好够租车和火化的费用。田家英当年那句“我给您养老送终”，迟到了十七年，最终用这张人民币落了地。

有人疑惑：一百块能算养老吗？问题就在这里。李佩要的不是钱，而是句兑现的诺言。从1950年到1983年，她把两个孩子从襁褓带到成家，那一百块像凭证，证明自己不是保姆，而是田家的老人。正因为此，曾自后来对朋友说：“阿姨替我父母收下了，他们的心愿就圆满了。”

细究这段往事，会发现两代人对待承诺的严肃态度。田家英一句话，李佩铭记；李佩一句话，曾自奔走。社会风云变幻，人情未必随波逐流。那些看似微末的细节——五斤粮票、站台上的手套、枕头下的百元票子——勾连起建国初期干部与普通劳动者的相互扶持，也让后人明白，承诺这东西，不在金额，在分量。

田家英当年忙于公事，无法亲自照顾家务，把最柔软的部分交给李佩。她用整整三十年替这对革命夫妻守住了生活的秩序，最终也在遗嘱里划下句号。试想一下，如果那张百元票失约，故事也许依旧温暖，却缺了收束。可惜的是，田家英没能亲眼见到兑现；幸运的是，李佩自己完成了交接。

如今回头去问曾立、曾自，她们仍把李佩称作“阿姨”，而非保姆。词语里蕴藏的情感厚度，无需再翻案。三十年的相处、一次次雪中送炭，足够说明一切。历史课本常聚焦宏大事件，但在普通人家里，真情与担当也能折射那个时代的精神轮廓。李佩要的一百块，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说：我没有白白付出，也没有辜负那句“养您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