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甘祖昌遗孀龚全珍遭人质疑：你们真是糊涂的农民意识

“阿姨，我讲句心里话，现在谁肯为了那点精神去吃苦？”——1992年10月，江西莲花县街口，一名刚从外地打工回乡的青年边推自行车边质问眼前的老太太。老太太微微一笑，扶了扶老花镜，没有立刻应声。她叫龚全珍，是“将军农民”甘祖昌的妻子。

对话结束后，街边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秋风卷落的枯叶。龚全珍没再追问那个青年，她更在意的是青年背后的普遍心态：崇尚物质、轻视奉献。类似的声音，她近几年听得不少，但1992年的这一次刺激尤其深，因为甘祖昌去世才六年，他的选择被贴上了“糊涂”两个字。

时间退回1957年。那年冬天，甘祖昌辞掉军职，带着全家回到家乡莲花。有人惊呼，这位在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肩负荣誉的中将怎么突然跑回泥泞的山沟？龚全珍只问丈夫一句：“家乡有没有学校？”得到肯定答复，她收拾行李上路。原因很简单，她是师范出身，乡里缺老师，她能顶上。没有多少浪漫主义，纯粹是把“党员”两个字落到实处。

刚到村里，最紧要的是水利。甘祖昌拿着铁锹下田，几乎天天湿泥裹腿。修圩堤、凿渠道、平良田，他总把自己当普通劳力：“我多干一镐，乡亲们就少弯一次腰。”龚全珍在学校里则带着学生念课文、算珠算。夫妻俩白天各忙一摊，晚上围在煤油灯下对进度。多年后乡亲回忆：“甘家那盏灯，经常亮到鸡叫。”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外界争议最多的。村里劳动力缺，儿女们放学就下田，这在当时再正常不过。恢复高考后，甘祖昌对孩子们只提两句：考试靠真本事，别挂父亲的名头。长子甘和平1980年考入南昌某技校，临行前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进厂也好，下地也好，只要正当就行。”龚全珍补一句：“想走多远，凭你自己。”听上去朴素，却成了甘家子女日后共识——不攀附、不伸手。

1975年龚全珍退休，按政策可以“顶替”安排子女进机关，但她放弃了。女儿们陆续进银行、进医院，待遇普通，没引起多少波澜。1988年企业精简，小女儿下岗，龚全珍只说：“靠自己救自己。”女儿最终在家搞起来料加工，日子虽紧巴，却始终平稳。有人替她打抱不平，龚全珍摆手：“为一个岗位到处求人，今天争来了，明天政策再变，你让孩子怎么站住？”

进入90年代，全国讨论市场经济，物质观念急速转弯。那位街头青年口中的“糊涂”反映出时代焦虑。龚全珍并非不懂，她清楚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可她更确信，“精神”不是口号，而是行为准绳。1994年，她在日记里记下：“干部、教师、普通农民，本质都是工作者。谁拿工资，谁就该干好分内事。”

2004年，莲花县人大请龚全珍以“特邀代表”身份参会。她推辞：“我没在枪林弹雨里立功，代表不了谁。”劝说无果，她依旧参加，却自费乘车、不住宾馆。会议结束，她主动写报告：今后不再列席。县人大常委会最终尊重了她的意见。有人说她固执，她笑答：“规矩多一点，好处就是心里踏实。”

2005年，外孙从广东务工返乡，报考县里教师岗。龚全珍高兴得合不上嘴，特地买几本教学参考书送去。外孙略担忧分配偏远，她拍拍桌子：“哪儿缺老师去哪儿，别挑肥拣瘦。”简单一句，却跟当年她追随丈夫回乡的逻辑一脉相承——看准了职责，就别回头。

2013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道德模范表彰会。面对“助人为乐模范”称号，龚全珍感到惶然。她站在台上，握着证书，对工作人员小声说：“我只是帮助了身边的人，这么大的荣誉，怕是不当得。”一句真话，场下不少记者红了眼眶。回到莲花，她把奖金和慰问金全部捐出，理由简单：钱放手里睡大觉，不如早点发挥作用。

有人统计过，龚全珍捐出的现金物品换算下来至少上百万元。她自己却过得精细：旧棉袄洗补再穿，公交能坐绝不打车。还有一次，她硬是拒绝了教育局安排的公车，骑三十多分钟电动车去偏远小学送书，结果摔倒擦破了手肘。同行老师提醒她：“您都九十多岁了，非得亲自跑？”她摇摇头：“托人捎过去，心里不踏实。”

龚全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丈夫留下的家训：“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外人觉得它像标语，她却执行得近乎苛刻。县里拍摄纪录片宣传她的事迹，她只提三个要求：不占学生上课时间、不搞仪式、不请客吃饭。结果摄制组人多嘴杂，排场仍旧不小。片子播出那晚，龚全珍回到家，第一句话是：“镜头里的我，皱纹太多，观众看着难受，以后尽量不上镜。”

2023年9月，龚全珍在医院安静离世，享年整整一百岁。噩耗传出，莲花县街头自发摆起追悼花篮。有人回忆起三十一年前那场对话，不禁感慨：被嘲笑“糊涂”的选择，最终铸成了一生的笃定。站在人群中的那位青年如今已年过半百，他对朋友说：“当年我真不懂，原来坚守也是一种锋利。”

龚全珍留给后人的，不是宏大的理论，而是一条实用准则——身份可以普通，行为必须可靠。这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足以让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