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发文称我国人口红利依旧！经济能否迎来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发布“十四五”以来社会民生统计报告显示，2024年末，全国人口总量为140828万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5798万人，占总人口的60.9%，规模优势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要我说，时间一开始都是算好的，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2002年人口达到第一次易斯拐点，随着美元债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大家印象中的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也是那个时间开始！

随后我国经济开始快速规模化，中国制造开始，城镇化建设开始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但经历10年发展后，又赶上2008-2012年的金融危机，此时的经济结构，在经历4万亿放水后，社会经济面开启第一次大基建时代，城投及土地经济开始快速占绝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市场端出现了第一次规模化全面生产过剩，人口再度进入快速下探通道，且经济进入了“类通缩”区间，因此中央开始了第一次“供给侧改革”，全面升级制造业结构，并进行稳物价，反内卷之类的多项市场化宏观调控，2015年电商平台经济开始全面超越线下经济。

就这样，又一次十年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十四五” 以来社会民生统计报告显示，2024 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 岁）为 8.58 亿人，占总人口的 60.9%，这一数据表明我国人口规模优势和人口红利仍在延续！此时是否要加速刘易斯第二拐点呢？我们拭目以待！

而所谓的第一次刘易斯拐点，说的是当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AD1-AD2），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

而随着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超过供给，劳动力价格上升，工资水平显著上升（统计局端口，我们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每年都在随GDP有效增长），这就到了“第二拐点”

话不多说，先看下统计局的数据，都说了什么？

一、规模优势与传统人口红利的延续性

首先感慨下，经过延迟退休后，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确实庞大：8.58 亿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仍居世界前列，远超美国（约 1.6 亿）、日本（约 6500 万）等发达国家。这一群体不仅为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产业提供稳定劳动力供给，也为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注入活力。从数据看，仅2024 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达 2.997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87 亿人，跨省流动占比 38.3%，支撑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

其次，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我国区域人口分布存在明显的结构化特点：城镇化率达 67%，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占比 40.32%，人口向城镇和经济活跃区域集聚。这种分布格局提升了劳动力配置效率，也为城市群发展（如长三角、珠三角）提供了人口基础，而经济大省广东、浙江等省份通过吸引外来人口，缓解了本地劳动力短缺压力。可问题是，中西部、东北的增长潜力被东部“虹吸”，导致统一大市场建设、税制改革等遇到了一些周期性困难！

接着，是人口质量提升，也有效支撑了增长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1.21 年，比 2020 年提高 0.46 年，公民科学素质比例达 15.37%。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 14 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工程师数量全球第一。这种 “人口质量红利” 正在替代传统 “人口数量红利”，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2024 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1%，高技能人才需求激增。

但当下的就业面和退休结构、技能结构、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错配效应，且随着新兴行业资本化程度的聚集，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大规模的新能源、AI、大基建确实领先世界，但人口的规模，此时如何不让其成为发展的包袱，也确实值得思考！

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我国当下，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22%，65 岁及以上达 15.6%，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超 60%，但绝对数量自 2012 年以来持续下降，年均减少约 300 万人。若不采取措施，劳动力短缺可能制约经济增长。例如，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29.3%，劳动力短缺已影响餐饮、护理等行业。

其次，2024 年出生人口 954 万人，虽较 2023 年增加 52 万人，但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长期人口增长动力不足。总和生育率仅为 1.09，低于日本（1.20）和德国（1.35），人口负增长趋势难以逆转。这将导致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萎缩，养老金收支压力增大，未来养老金和税收税基创收，可能会被列为财政首要优化目标。

最后，就是我前面说的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面临 “招工难”，如建筑、纺织等行业；另一方面，青年失业率（16-24 岁）仍处高位，2024 年 9 月为 18.7%。这种 “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 的现象反映出劳动力技能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当下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仅 26%，高技能人才占比不足 30%，虽然绝对数量很高，但随着AI、机器人的深入，就业替代效应会更加明显。

三、政策应对与转型路径

当下，我国针对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主要通过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和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人口布局和流动三方面入手！

首先是延迟退休政策落地：2025 年起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男职工退休年龄逐步延至 63 岁，女职工延至 55-58 岁。这一政策预计每年可增加劳动力供给约 100 万人，并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参考日本经验，65 岁以上就业率达 25.7%，老年劳动者已成为经济重要支撑，未来这个标准可能会到65/70的极限关口，因此社会就业面可能会出现老中小就就业状态失衡的局面，当下老龄化严重的北欧已经开始研究“弹性养老金模式”，以追求更为人性的职业生命周期，而我国主要使用的是类似西方的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度，但在发放上，和日本等的一次性发放等制度，美国的401K之类还有较大差别!

其次，是激活老年人力资源：这个我写过专门文章，就是解读新闻“老年人创业正当时”！当下，我国 60-64 岁低龄老人占比超 40%，健康预期寿命达 13.5 年，具备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可通过返聘、兼职等方式开发这一群体，上海已经试点 “55 岁可退、60 岁享全额养老金” 政策，员工留存率提升 18%。

除此之外，另一条就是提升劳动力质量与产业适配性：

这个的前提是深化教育与培训改革：我们看到当下的中小学教材全面去负、二元制分流已经大面积开始，这是为了让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需求与产业结构的发展相适配，例如 “新八级工” 制度畅通技能人才晋升通道，2024 年超 1200 万人次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块，我们主要借鉴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模式，其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占比达 40% 以上。

我们还看到，我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 48.8%，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

未来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与流动也可加速开展！

比如建设现代城市群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户籍制度改革需进一步深化，让 2.8 亿农民工市民化，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中西部地区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劳动力回流；完善跨省就业、社保服务平台，降低流动成本等。

总之，从统计局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其内涵已从 “数量驱动” 转向 “质量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