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创刊40周年 | 靠基础研究提升公共史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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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40周年报庆之际，本公众号从9月1日起，陆续推出“社科报创刊40周年”专题，撷取我们创刊以来的经典篇章，以飨读者。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0日

原标题 | 靠基础研究提升公共史学表现

作者 | 上海大学谢维扬

现代中国公共史学出现全新活跃平台

近些年，无论在图书市场还是影视领域历史题材作品都有大量涌现，也拥有了十分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较为通俗易懂写法见长的非小说类历史著作成为畅销书，电视台推出的一系列历史讲坛有不低的收视率，而网上还可以看到普通观众对讲坛内容的热烈评论。这表明公众对历史话题的兴趣是在高涨，而历史话题本身也在被极大地普及。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出现这种现象无疑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如果历史话题是为公众所高度关注的，并且被他们所享受，这几乎可以体现出历史研究本身的最大价值。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由于有这样的发展，公众对精神活动的需求增长了，而了解历史和讨论历史的兴趣变得高涨起来便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这应该是中国在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会出现的很必然的一个现象，而其意义则可能是很深远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显然不应当仅凭物质性成就的数据来衡量，人的素质的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而且越是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上，人本身的问题可能越重要。当前中国公众对历史话题兴趣的高涨，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人自身素质建设上的一个可喜的前进的现象。

但是从另一角度我认为也应该看到，近年来在公共文化领域出现的这种“历史热”同历史研究或者说历史学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意见把现在出现的这股“历史热”拿来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本身开展的情况相对比，从而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很冷，很边缘”，这恐怕并不确切。我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学并不“冷”，也不“边缘”。以我从事的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许多重大基础性和突破性研究成果问世的年代。迄今我国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实施的最高规格的国家级大型研究计划“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在90年代进行的，说明历史在当时的不冷和不边缘。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公共历史学表现确实还没有出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历史热”的境况。因此应该说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历史学本身继续发展的同时，一项重要的变化是历史学融入公众生活的程度有极不寻常的加大，对此也许可以说已经出现了现代中国公共历史学活跃的全新的平台。

公共史学作品应注意内容严谨性

当前“历史热”的本质是属于公共历史学的表现，这意味着“历史热”同历史学基础研究本身在目标和方法上是既有联系、又都有区别或者说分工的。所谓“既有联系”是指公共史学作品的许多认识尤其是一些核心和基本认识的基础是来自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而且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否则将流于庸俗或者荒诞而不再具有公共史学满足人们对历史话题了解需求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史学作者需要做足了解历史学基础研究成果的功课。我不认为公共史学作者有权把其作品变成完全凭想象和意愿随意发挥的平台，因为虽然其本身并不是在做基础研究，但毫无疑问，公众有理由要求其所提供的是有依据因而有价值的内容，包括对事实的认定和据此展开的分析。就这一点来说，当前有些公共史学作品似乎有需要进一步提高或改进的问题。例如有的学者在宣讲读《论语》心得时将孔子所说的“小人”讲成是指“小孩”，这在训诂上并无依据，应是出于讲者的想象，对公众提供这种认识是没有价值的。还有作者在讲述经学史上“六艺”和“五经”含义的关系时说“六艺”相比“五经”多出的是又一部礼书，这也是不准确的。公共史学作品应该注意提高和保持自身内容基础的严谨性，这对于公共史学真正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营养品是一种保证。

史学基础研究有助提高公共史学水平

看到在所谓“历史热”与历史学之间是存在某种区别或者说分工的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在“历史热”中涌现的公共史学作品的最大特征是拥有对公众的亲和力，也就是它们在内容的组织和叙述方式上更为公众所喜闻乐见并易于接受。其价值也由于这种特性而得到很好体现。而历史学基础研究成果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可能也不应当也以此为主要要求，有些研究甚至基本上不可能也不应当贯彻这样的要求，其价值也并不与此有必然联系。原因很简单，贯彻这些要求对于这些研究本身的发展是根本不相关的。所以有些意见拿历史学基础研究成果的发行量来同公共史学作品比较，并不能得出有益的结论。如果历史学基础研究要贯彻公共性的全部要求，很可能最终使基础研究本身变形，而公共史学也将失去其认知的一个重要来源。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主张历史学基础研究的成果表述得越晦涩难懂越好。事实上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基础研究成果均语言优美、生动，表述极呈精彩而有感染力，甚或令人觉得是享受。这是史学作品所达到的很高的境界。但是这同公共史学所体现的公共性要求并不完全等同。总之对于公共史学意义的肯定，并不应当导致对历史学基础研究目标和方法的质疑。恰恰相反，我觉得，历史学基础研究的成果将在更高水准上帮助满足公众终将不断提高的对于历史话题关注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应当说当前中国广大读者和观众群热衷于欣赏和享受公共史学作品的现象，并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公众精神生活水平的最佳表现。我似乎觉得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包括广大年轻读者，在乐于欣赏精彩的公共史学作品的同时，也都有了要求和能力来直接阅读古代主要典籍和艺术遗产，从中获得自己的一些认识，并以古代典籍和艺术遗产的精华成分来帮助塑造自身素质时，才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水平是达到了一个更高、更成熟的阶段。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公共史学是帮助他们一步步达到这一阶段的帮手。而公共史学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或许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对于基础研究成果的某些要求。这从另一个角度等于说，历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会随着整个公众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公共史学的表现中。所以历史学基础研究成果从根本上说绝非与全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无关，而是对其有最重要的意义。由此我想到，在“历史热”中备受欢迎的公共史学作品应可设法使读者或观众知道，它们的精彩内容的来源在哪里，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引导公众对历史话题的了解进入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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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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