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与周恩来：从大革命到建政初

我的父亲黄炎培是1878年生人，1965年去世，在他八十七年的人生当中，经历了四个领域：教育、社会、经济、政治。这篇文章，我想主要讲讲黄炎培这一生与周恩来的关系。

1927年共产党在上海搞起义，周恩来曾说，黄炎培是在社会扎了根的人，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借重他。黄炎培对周恩来、对共产党的最早了解是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后来他有一首特别著名的茅台诗，是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画了一瓶酒、两个杯子，请黄炎培题字，他就写了：“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当年红军长征时路过贵州茅台镇，伤员拿茅台酒擦伤口，这件事呢，后来国民党在报纸上污蔑共产党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黄炎培拿这首诗反讽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董必武把这幅画买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把这幅画挂在了会客室。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见毛主席，到客厅第一眼就看见了自己写的茅台诗。

1938年武汉会战的时候，黄炎培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黄炎培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从此两人就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在抗战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到了重庆以后，在社会上的亮相很多时候是借助黄炎培的。

第一件事，黄炎培办了《国讯》杂志。他一生共办过三个杂志，第一是《生活》；第二是《国讯》，原来叫《救国通讯》，简称《国讯》；第三个杂志叫《展望》。他办的《国讯》杂志，请周恩来发表文章。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熬了两三个夜写就《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国讯》杂志上连载发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第二件事，黄炎培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请周恩来去演讲，原来计划是在礼堂，结果报名的人太多，去了上万人，坐不下，改到广场上去了。周恩来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重庆的公众面前亮相，收到很热烈的反响，现场观众掌声雷动。演讲进行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中华职教社请周恩来题词，他写道：“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近一万将士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当时周恩来非常生气，在《新华日报》上开设个“天窗”，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罪行。中华职教社发表声明，黄炎培本人上街去散发《新华日报》，散发周恩来的题词。他深夜还守在电话机旁，等周恩来报知新四军的消息。

我母亲跟我讲，那时候见周恩来常常是很秘密的事，比如事先约好在某个商厦门口，载着周恩来的车开来，我父母上车，在重庆市里转几圈，把事情交代完，再把我父母放下来。中华职教社在重庆是中共人士的一个重要的据点，《红岩》里的江姐就曾被安排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周恩来、董必武经常打个电话给我父亲说安排个人，我父亲则立刻就会安排。所以他们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很深。

△黄炎培。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

民国时候，北洋政府两次邀请黄炎培做教育总长，都被他拒绝了。他曾说：我一辈子不做官。上海解放后，中央紧急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陈云任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任第一副主任，拟让黄炎培担任第二副主任。周恩来两次来我家，第一次来时说请我父亲做副主任。我父亲说，我不做官，我给你推荐个人吧。于是推荐了马寅初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后来在周恩来的动员下，我父亲答应担任中财委委员，但不做副主任。这是1949年7月份的事。

8月初，毛主席把黄炎培请到中南海颐年堂，要他出山，在新政府担任公职，谈了四五个钟头，非常耐心地做思想工作。10月新政府成立以后，周恩来又来到我们家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父亲终于被打动，答应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为人民服务。

1956年是中华职教社成立40周年。周恩来出席了中华职教社的建社纪念会，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跟全体人员照了合影，就在南河沿，当时叫文化俱乐部。

黄炎培是1965年12月21日凌晨3点去世的。上午周恩来就赶来了。我父亲一生非常节俭，去世时穿的是常年穿的一件黑色中山服。周恩来一看，跟我母亲说：这不行，黄老一生操劳国家，一定要给他换一身新衣服。之后立刻做了安排。待到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告别式时，我父亲身上就已换了新衣服。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