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赣语：那些以江西为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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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秋晨总带着点雾，像给老建筑披了层纱。我从江西中路的福州大楼下走过，花岗岩墙面被晨光照得暖融融的，铜门把手上还留着昨夜的凉。这条路曾叫“教堂街”，1865年改了名，用一个千里之外的省份命名——江西。从此，黄浦江畔的金融街，就和赣江两岸的红土地，有了扯不断的牵连。

一、江西中路：铜板声里的乡愁

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中路，是沪上人称的“东方华尔街”。沿路边走，新城饭店的尖顶还翘着当年的气派，原工部局大厦的窗户像一只只深褐色的眼睛，看过穿长袍马褂的钱庄老板和戴礼帽的外国银行家擦肩而过。花岗岩门楣上的浮雕早已斑驳，却还能辨认出当年的精致——那是殖民时代的印记，却被“江西”这个名字悄悄中和了。

我站在原汉弥尔登大楼（今福州大楼）前，想象1937年的清晨：穿西装的职员匆匆进门，手里攥着印着“江西中路”的信封；挑着担子的小贩在路边叫卖“桂花糖粥”，吆喝声混着银行门口铜铃的脆响。江西人善商，江右商帮曾踏遍天下，或许当年在这里算银票的先生里，就有从吉安、九江来的。他们听着路牌上“江西中路”四个字，乡愁该是淡了些吧？就像把故乡的一块土，揣进了上海的口袋。

1862年英领事麦华陀的提议，让租界的路有了新规矩：南北向用省名，东西向用城名。江西中路恰是南北向，成了最早一批“被命名”的路。这命名里藏着殖民的傲慢，却意外成了两地的纽带——就像赣江的水，顺着路名的河道，流进了黄浦江。

二、南昌路：墨香里的星火

从江西中路拐进南昌路，喧嚣突然就矮了半截。梧桐树的枝叶织成绿网，漏下的光斑落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砖墙上。铭牌上的字已经有些模糊，却还能看清“1920年，陈独秀在此编辑《新青年》”。

南昌是江西的省会，这条路的名字，像一枚邮戳，把江西的革命火种，盖在了上海的街巷里。1924年，毛泽东曾在这条路上的民居里暂住，那时他刚从江西考察回来，或许就在这窗前，写下了关于农民运动的思考。傅雷的故居藏在弄堂深处，黑色的木门虚掩着，据说他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窗台上总摆着一瓶从路边采的野菊——这随性的浪漫，倒和江西人骨子里的热烈很像。

徐志摩和陆小曼曾在南昌路的公寓里住过，传闻他们的客厅总飘着咖啡香和诗稿的墨味。而不远处，巴金曾和友人在小茶馆里讨论《家》的结局。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半个民国的人文江湖。南昌路的名字，不像江西中路那般张扬，它更像一杯温茶，慢慢浸透着江西的文气——就像滕王阁的序，写在上海的弄堂墙上。

三、高安路：梧桐影里的更名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高安路上，法国梧桐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把时间都拉慢了。这条路是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道路”之一，路边的阿麦仑公寓红墙爬藤，荣德生旧宅（今徐汇区少年宫）的铁门还留着当年的雕花。

我在路牌下驻足，想起它的旧名——“高恩路”（Route Andre Cohen）。1943年，汪伪市政府给租界路改名，很多都用了谐音。“高恩”成了“高安”，从异邦人的名字，变成了江西高安的地名。这不是简单的替换，是把殖民的烙印，换成了故乡的胎记。就像给一个穿洋装的孩子，换上了母亲做的土布衫。

荣德生的旧宅现在成了少年宫，孩子们的笑声从雕花铁门外飘出来，和当年荣先生实业救国的心思，奇妙地叠在了一起。高安是江西的小城，以陶瓷闻名，而这条路上的建筑，也像一件件瓷器——民国的花园住宅是青花，法式公寓是粉彩，历经岁月却愈发温润。

我沿着路边走，梧桐叶落在肩头，像一封来自江西的信。高安路的安静，和江西乡村的清晨很像，只是少了鸡叫，多了电车的叮当。或许当年给路改名的人，也藏着一点私心：让在上海的江西人，走在这条路上，能想起故乡的田埂。

四、小众路：烟火里的故乡

进贤路藏在淮海路的热闹背后，路牌小小的，像怕被人发现。进贤是江西的小县，以文风鼎盛闻名，这条路也带着江南小镇的秀气——街边的咖啡馆开在老洋房里，老板用江西瓷杯盛咖啡，说“用家乡的杯子，喝着更暖”。

我走进一家开了二十年的本帮菜馆，老板娘操着一口带江西口音的上海话：“我爷爷是进贤人，当年逃荒来上海，就住在这条路上。”菜馆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上世纪90年代的进贤路，路边还摆着煤球炉。“那时路名就叫进贤路，爷爷说，看到这名字，就像看到了老家的祠堂。”

安义路更静，老式自行车靠在墙边，车筐里放着刚买的青菜。安义县的古村我去过，青石板路和这里的柏油路，竟有着相似的温度。路边的修鞋匠姓刘，是安义人，他说：“年轻时来上海，一听到‘安义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的修鞋箱上，贴着一张小小的安义古村明信片——那是他的根，藏在上海的街巷里。

鄱阳路在虹口，路边的老房子多是石库门。鄱阳是江西的大县，挨着鄱阳湖，这条路也像湖一样安静。我在鄱阳路的弄堂里看到一位老奶奶，正在晒萝卜干，她说这是江西的做法：“切成条，晒三天，再用盐腌，和上海的酱菜不一样。”阳光落在她的银发上，像撒了一层碎金，萝卜干的香里，飘着故乡的味道。

五、瑞金路：红土里的印记

夕阳西下时，我走到了瑞金路。这条路的名字，是最浓的江西味——瑞金，红都，当年红军在这里升起过旗帜。

路边的老人们坐在长椅上聊天，说“这条路人不多，住着舒服”。他们或许不知道，千里之外的瑞金，有和这里一样的路名，有一样的阳光落在屋顶上。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而上海的瑞金路，那时还叫“金神父路”。1950年改名时，有人特意选了“瑞金”——这不是谐音，是特意的纪念，把红色的记忆，刻在了上海的地图上。

我站在瑞金路的路口，看着夕阳把路牌染成金色。忽然想起在瑞金看到的红军标语，那些斑驳的字，和这里的路名一样，都是不会褪色的印记。江西的红土地，养育了革命的火种，而上海的瑞金路，成了这火种的另一个家。就像一位老兵，把勋章藏在了贴身的口袋里。

尾声

走了一天，从江西中路到瑞金路，像走了一遍江西的地图。这些路名，是上海给江西的情书，也是江西嵌在上海的印章。它们不只是标识，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的联结——当年王阳明的弟子何廷仁在江西讲学，讲究“知行合一”，而这些路上的人，不管是金融家、革命者，还是如今的咖啡店主、老街坊，都在践行着这份务实与热烈。

暮色里，江西南路的路灯亮了，暖黄的光洒在路面上，像赣江的水，轻轻拍打着上海的岸。我想起那位安义路的修鞋匠，想起进贤路菜馆的老板娘，想起南昌路的老槐树——他们和这些路名一样，都是江西在上海的影子。

沪上的风里，藏着江西的乡音。那些以江西为名的路，是上海的记忆，也是江西的牵挂。就像两棵相望的树，一棵在赣江边，一棵在黄浦江畔，枝丫在云端相握，根在土里相连。

来源：“福瑞华堂”公众号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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