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经济浪潮出现退潮

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仅仅经过30来年就明显退潮了，虽然没有彻底逆转或消失，但已经放缓、重塑，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

世界经济全球化有很大的合理性，各国发挥各自的优势、资源，可以使各国获得超过全球化以前的经济价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论，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分工可以提高效率。20世纪初亨利·福特汽车公司把生产一辆车分成了8772个工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一辆汽车的工时、成本大为下降。分工论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后来的专业分工、管理职能分工、社会分工等理论，都与亚当•斯密的这一学说有着“血缘关系”。

世界各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优势，发达国家具有技术、品牌、资金优势，发展中国家有制造、供应链、材料等优势，经济落后国家有原料、人工成本低的特点，把不同国家的经济优势组合起来，取得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利润要远远高于各国各自发展。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整体财富增长，但其收益分配却极不均衡。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者和全球化城市成为赢家，而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地区的蓝领工人、中产阶级则成为“被遗忘的群体”，面临失业和收入停滞。

这种失衡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人民要求政府将关注点从全球合作转向国内问题，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这直接催生了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英国的“脱欧”等事件。

全球化在一些国家之间出现了地缘政治竞争与信任崩塌。全球化建立在国家间一定程度的互信与合作基础上，但这种信任在近年来严重受损。由于世界经济组织，如WTO、欧盟、东南亚共同体等，大多基于共同利益，缺少共同的价值取向，很容易因利益冲突、地缘政治、战略导向等问题，出现分裂。

中美关系从起初的“接触”转向“竞争”是全球化退潮的核心地缘政治因素。美国与中国互相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展开全面竞争和“脱钩”或“去风险”行动。这直接撕裂了全球化的核心链条。

如WTO的原则是平等互利，给予一会员国的最惠国待遇，必须给到所有的会员国。但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实行一国一制，相互差别极大，与WTO的普惠制相去甚远，使WTO名存实亡，多年没有就会员国贸易冲突实施裁判。

世界经济的安全逻辑压倒经济逻辑：“经济相互依赖会促进和平”的信念动摇。各国现在更担心经济依赖会变成战略脆弱性（如芯片、能源、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效率优先”的全球化原则，正在被“安全优先”和“韧性优先”的原则所取代。

全球冲突、战争、疫情等突发事件使供应链脆弱性充分暴露。新冠疫情是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它像一次全球性的“压力测试”，暴露了极致效率化全球供应链的致命弱点。

世界出现供应链中断，全球停工停产、物流中断让各国和企业深刻认识到，将关键产品的生产过度，集中于个别国家风险极高。

企业开始从追求零库存的“准时制”生产模式，转向增加库存、多元化布局的“防备式”模式。这自然会导致生产活动的区域化、近岸化或友岸化，全球化的紧密程度下降，也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

一些国家为进出口贸易平衡，减少贸易逆差造成的外汇流失，搞了市场保护主义，对进入市场的产品实行高关税。也有的国家对贸易实行不对等，利用别国市场倾销产品，取得了贸易优势，却不对别国开放市场。凡之种种，不一而足。

WTO等多边机构功能弱化，难以达成新的全球性规则。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区域性贸易协定（如CPTPP、USMCA、RCEP等），世界正形成几个不同的经济圈，呈现出“板块化”趋势。

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和问题，使各国对世界贸易有了新的认识。未来的全球化可能会呈现以下新特征：

供应链将更多地在地缘政治友好的邻近国家之间重组，形成北美、欧洲、亚洲等区域性经济圈。

各国不会与全球市场完全切断联系，但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技术的“敏感领域”进行严格管控和剥离。

增加价值观导向的贸易：贸易协定将更多地嵌入劳工、环境、人权等价值观条款。世界贸易趋势正在向着建立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组织发展，以减少贸易冲突。

贸易数字化和服务化： 货物贸易全球化放缓，但数字服务、数据流、知识产权交易等无形资产的全球化将继续深化。

全球化经济并未终结，而是在进化和重构。全球化浪潮的退潮，是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安全逻辑之间的一次重大再平衡。一个更复杂、更脆弱、但也可能更具韧性的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形成之中。

2025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