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梅国云、薛舒谈AI与文学：人工智能来袭，小说何去何从？

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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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来袭，小说何去何从？

编者按

2025年3月21日—23日，由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和《小说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小说研究当下任务暨外语学科未来出路——（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本次年会由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邀请国内外重要作家和学者共聚一堂，齐心协力探讨小说研究和创作的最新趋势。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云和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薛舒分别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小说研究》第三辑特刊三篇发言稿，“天涯杂志”公众号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小说的“变”与“不变”

作者简介

韩少功，男，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全国委员会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首先我祝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成功，也祝我们的《小说研究》越办越好。我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有点大。谈小说确实有千头万绪，在这里我简单谈点个人看法，主要说两点：一个是小说的变，另一个是小说的不变。

首先说说小说的变化。一百多年来，经常有人说小说死亡了，或者说文学死亡了。但这个话说了多少次，小说也没死干净，现在还活着，起码是苟活吧。所以我觉得“死亡”这个说法可能言过其实。小说没有死亡，但它确实在变化，这个变化需要我们正视。

第一个变化是人的变化。大家知道，以前在识字率很低的情况下，小说是与识字相关的小众事业。1949年，中国的识字率大概只有20%。那时候很多部队的营长、团长都是大老粗，不识字，需要配文书官来处理文字工作。文书官是一个特殊的岗位，要处理花名册、看地图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据我所知，大学入学率已经远远超过60%，而且还在扩招，而我们的生育率却在下降。前年有1000多万本科毕业生，但全国新生儿只有800多万。再过几年，很多中小学可能要关门，接下来大学也会过剩，可能要八人大轿抬着孩子去上大学，一人上两三所大学。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学校都在抢生源。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文盲率已经降到4%以下，文学就变成了大众的事业。文学以前是知识精英的专属领地，他们享受特殊的社会待遇和资源，也有特殊义务，比如要治国安邦、“君子喻于义”等，要关注灵魂、关注现实。那么，当小说变成大众事业后，就出现了很多娱乐化、游戏化的功能要求。现在很多网络小说动辄几千万字，据说百万字的都算短篇。我在广州见过一些网络小说获奖者，他们都是日更几万字的。我问他们会不会互相读作品，他们都很惊讶地看我：“怎么可能有时间读呢？”

这些小说非常火，在国外也很受欢迎，但你要在这些小说里寻找灵魂、寻找现实，可能会大失所望。不过，它们有游戏性、娱乐性，就像掼蛋和打麻将，一局接一局，让人乐此不疲。既然打麻将是合法的娱乐活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包容这样的小说呢？所以我们要有包容心，把娱乐性、游戏性的小说，也视为文学的合理组成部分。当然，包容不等于独尊，我们还是要有多样化的文学。既要平常心地看待这种变化，又不必一窝蜂放弃经典文学定义标准，不必走向另一种单质化和独断化。

第二是工具的变化。人类的小说经历了不同阶段：最早是“读嘴”，也就是口头传播，后来有了以纸张为代表的书写工具，到现在，“读纸”又变成了“读屏”，这个变化还在继续。在20世纪80年代，随便一篇小说都能引起轰动，作家像歌坛的天王天后一样大受欢迎。当时，复旦大学有个学生写了短篇小说《伤痕》，将之贴在墙上。之后，该小说被《文汇报》记者抄下来发表，就轰动全国，“伤痕文学”现象就此出现。但现在不同了。比如在江苏那个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那些自称爱好文学、哲学的男嘉宾，往往会被最快灭灯。文学期刊发行量也都急剧萎缩，各个期刊社都守口如瓶，说出来没面子。倒是抖音、头条等新型媒体在24小时推送信息。

在这过程中，传播形式也在读屏时代发生变化：以前的小说只是字，是印在纸上的，现在则有多媒体的声音和影像。比如前几年很火的视频《我的二舅》，我说这就是小说，是多媒体小说。凭什么说它不是？现在，长篇小说更多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短篇小说更多以短视频、微短剧等形式出现，散文杂文更多以博客、脱口秀等形式出现，它们仍然以语言文字为核心元素，这不算文学甚至小说吗？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工具变化也影响了写作技巧本身。以前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写小说，写一个菜市场或修道院，人物还没出场，作者就已经写了好几页。这是不是很啰嗦？其实，当时连照相机都很稀有，读者很需要这些的描写，不这样啰嗦还不行。但现在的小说家通常都会假定读者见多识广，已通过视频、照片、旅游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不再需要那么多静物描写了。小说家更多地会聚焦于人物内心、人物情感等镜头拍不到的地方。包括超现实、意识流等，也是在照相机等新型媒体工具出现之后，才产生的文学现象。

巴尔扎克

最后，我要说两点小说的不变：

第一，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核心工具，这不会变。任何比喻都无法用图像完全呈现。比如那时候说到恋爱，人们会说“爱神之箭”射中了某某。这怎么画呢？画一支血淋淋的箭扎穿心脏吗？爱情成了刑事案件，谁受得了？当代年轻人可能觉得不能这么酸，会改说“放电”什么的。但“放电”同样是一个比喻，也不好画啊。你画一个插线板，或者画电闪雷鸣，也不像话吧。其实，不光是比喻，很多抽象的文字，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没法画或拍摄出来的。“社会”，你怎么画，怎么拍？“真理”，你怎么画，怎么拍？……因此，文字能永远通向图画、影像所抵达不了的地方，永远都是小说以及整个文学的核心工具。写作人不必惊慌失措。

第二，人类需要的情和义的价值观，这也不会变。最近，人工智能成了热门话题，也被众多小说家密切关注。以前说“仓颉造字鬼夜哭”，如今，AI出场百业慌，人类文明看来又迈向了一个新的节点，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不过，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人工智能能处理数据，但不能“理解”数据。另一个大咖凯文·凯利说，AI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价值观，需要人类不断去灌输。记得当年维特根斯坦也曾有此疑问：“机器会牙疼吗？”这就需要我们思考：AI会不会牙疼，有没有性别，有没有生死，有没有亲戚朋友，有没有民族和阶级，能不能自发产生价值观？现在有一种说法，说AI是另外一种具备主体性的存在，这一点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如果AI经常出现“幻觉”，价值观迷失，按错了核按钮，该怎么办？所以，至少在人类消失之前，在人类被火星人或机器人代替之前，人类还需要有情有义的生活，对此我们需要有坚定的信心。这叫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

从小说到电影与新书写载体革命

作者简介

梅国云，男，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海南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

本次年会的主题叫“小说研究当下任务暨外语学科未来出路”，年会举办适逢《小说研究》第二辑出版。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制作这样一本辑刊，同时专题研讨小说研究的当下任务，太有意义了。一方面，当下小说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文本层面上的选题，以及对修辞、语言、结构、风格等方法论层面的探索，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泛文学、泛小说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小说创作的载体正从传统的文本向视频转移，未来还有可能向全息影像转移，同时，也正快速与其他文体和艺术门类跨界融合。为此，当下正在发生的新技术带来的小说创作新生态、新美学对小说研究的影响，必然使小说研究变成一门新学问。祝《小说研究》在新时代独领风骚，祝本次年会取得丰硕成果。

2019年12月，中国作协在海南博鳌举办论坛，其中有个话题叫“从小说到电影，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当时，我有个书面发言，题目叫《以前瞻性目光主动适应书写载体新变化》，后来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发表在《文艺报》上。仅仅过去五年多，由于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当时那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如今显得很是陈旧。这几天我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由此形成了今天这个发言。我想再过五年，或许今天的发言又过时了。

梅国云发表在《文艺报》的《以前瞻性目光主动适应书写载体新变化》一文

进入信息化时代后，观看视频已经成为人们的首选，无论你多么热爱读书，对阅读文本的兴趣也早已让位于观看视频。有人会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现在大家很少看纸质的小说，是因为电子图书更方便阅读。可是，当我们点开掌阅，却发现除了网络文学之外（因为网络文学未被文学界列入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此不作评价），还能保持一定人气的也就只有古典名著和现当代极少数经典之作。而在微信朋友圈，长篇连载除了作者自己点开看看，基本上没有人每天追着阅读，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大多靠好友转发支持。从杂志社到出版社再到网络平台，出现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不仅大众阅读急剧萎缩，精英阅读也在萎缩。

如果说是作家出了问题，这实在冤枉了他们。当今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多彩，人性比任何时候都复杂，当代作家与任何时候的写作者相比，视野都更为宏阔，技巧都更为熟练，头脑都更为聪明，他们怎么可能写不过古人？事实上，这些是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表明人类的创作载体及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转变。

我们不妨往历史纵深处回溯一下。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时候，以口头方式表达文学，文字出现后，表达文学的载体便从口头传诵往其他物体上转移，龟甲、兽骨、植物的皮和叶、石头等，都是载体。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龟甲和兽骨有十多万片，它们记录了商朝的重要事件，上自王室贵胄的，下至普通百姓的，蔚为壮观。那个时候虽然有了甲骨这样的载体，但文字毕竟只有贵族、占卜者等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才能掌握，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懂，大众仍然使用口头方式表达文学。及至竹简的出现（亦说与甲骨时间相差不远），文学书写的载体才在传播层面上发生重大飞跃，这可以说是一场重要的革命。文学更不必说，大量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通过竹简四处传播。

甲骨文

生产力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在推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汉初期，有个叫蔡伦的宦官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想着民间用稻草制作的用来包裹草药的粗糙纸张，或许也能用来写字。于是，他试着用竹片、树皮、麻等物品做原料制作纸张。经过反复试验，生产出来的纸，不仅白，而且光洁度高，更重要的是韧性出奇地好。他当时真没想到，这一小小的发明，居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在往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纸张一直都是文字书写的主流载体，直到今天。

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移动互联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后，文学的载体渐渐与纸张脱离。脱离到哪里去了呢？视频。视频将原本表达具象生活的抽象文字，转换成了具象画面。从纸上的文字到屏幕上的影像，体现了小说载体形态的进步。视频的制作者是导演。导演集创作于一身，把用嘴巴讲文学、用笔写文学，变成用摄影机拍文学，最终将小说文本变成视频影像。人类在19世纪末发明的无声电影，正是小说拥有新载体的重要信号，它深刻的革命性意义就跟蔡伦发明了纸一样。

关于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是人的大脑的构思，怎么表达，就看用什么载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作家进入影视界，这并不是改行，而是换创作载体。我们应该正视文本小说向影像小说转移的这一现实。正如当年竹简令甲骨，纸张令竹简黯然失色一样。影像文学正在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力量。人类潜在的阅读欲望总会被技术进步无限地刺激出来，而且越来越大。人类有了甲骨，就不再满足于用嘴巴来说；有了竹简，就不再满足于使用太麻烦的甲骨；有了纸，就不再满足于写一本书需要拉来几牛车的竹简。影像技术，使作家写在纸上的人物、场景、故事，在屏幕上生动地呈现出来，谁还会对阅读印在纸上的小说感兴趣？

有人说，电影永远没有印在纸上的小说富有文学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不可言状的东西，很难通过影像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很可笑。遥想远古，文字出现后，当专事“说书”者看到有人把故事往甲骨上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这刻出来的话，冷冰冰的，哪里有我嘴巴讲的精彩？他可能没有想到，当文字出现，落到书写的载体上，被四处传播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文字对天地自然社会奥秘的揭示，对人丰富情感的描述，真的不是靠嘴巴就可以说清楚的。即便能说明白，也不能一代代传明白。而今面对表达载体的进步，真不可以简单随意地下一个“影像”表达不如“书”的结论。很多人看过宏观宇宙和微观细胞对应关系的影像，那种神奇的体验，是阅读书本永远无法获得的。

第二个原因，资本会使电影（影像）不具备文本的文学性。他们的观点是，电影必须遵循商业原则，迎合大众的口味，服从制片人的意图，追求票房。因为有这样的要求，作家在创作电影时，就会失去个性，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就会使自己从思想精英堕落成凡夫俗子。这个看法其实也站不住脚。请问持这种观点的人，出版小说背后有没有资本的推动？作家一样会跟出版社在版税问题上讨价还价，出版社一样会建议你选什么样的创作主题，才能赢得市场。其实电影有没有文学性，与影像技术毫无关系，让电影失去文学性的，是资本，绝对不是影像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一种新的“微型影像文学”正在悄然兴起。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上的短剧，以其短小精悍、情节紧凑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这些短剧虽然时长有限，但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主题和丰富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短剧的创作还非常注重与用户的互动，观众可以通过弹幕、评论等方式参与到剧情的发展中，也就是说，观众不仅参与了创作，还把研讨会同时开了。这种互动性，是传统文学所不具备的。然而，短剧也面临着内容同质化、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即讯息。有人认为，媒介本身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媒介的形式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影像媒介的普及，使得人们更加注重视觉体验，而对文字的耐心则逐渐减少。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作家需要思考如何利用影像媒介的优势，创作出既具有文学性，又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只有不断学习新的叙事技巧和视觉语言，才可以通过影像媒介创作出引人入胜的影像文学作品。

如果说电影的出现是书写载体从平面文本到动态影像的革命，那么AI的崛起，则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从影像呈现到智能创作，书写载体正朝着更加个性化、互动化和沉浸式的方向演进。生成模型技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成器，一个是判别器。生成器和判别器在不断进化中相辅相成。生成器的目的是欺骗判别器，让判别器判别不出生成内容是伪造的。而判别器就是为了找生成器的毛病。两者最后实现平衡，生成结果便可以乱真。现在的AI已经非常优秀，这主要是因为计算能力太强大了。过去依靠的是人的经验，现在完全可以通过AI来实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AI视频生成工具，只需输入简单的文字描述，即可快速生成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包括人物对话、场景动画等，为视觉叙事提供了无限可能。AI的介入，不仅改变了内容生产的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内容的消费模式。AI推荐算法在各大视频平台上的应用，使得用户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获取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同时，AI驱动的互动叙事技术，允许用户参与到故事的创作中，通过与AI对话，共同推动剧情发展，从而创造独一无二的叙事体验。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全息影像正逐渐从科幻走向现实。全息影像技术能够将虚拟物体以三维形式呈现在真实世界中，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体验。当这样的技术成熟，使用成本像如今家里购置一台电脑那样便宜时，作家们的创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未来的读者或许不再需要阅读文字或观看屏幕，而是可以直接进入故事的世界，与角色互动，亲身经历剧情发展。

全息影像技术应用示意图

全息影像技术还可以实现更加个性化的阅读体验。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故事的场景、人物和情节，创造属于自己的版本。同时，全息影像技术还可以与其他技术相结合，例如脑机接口技术，实现更加直接的意识交流，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总有一天，作家的构思到哪儿，全息影像就会出现到哪儿，你想到谁，谁就会来到你的面前，你想到什么美味，酸甜苦辣就会刺激你的器官。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生前拥有一个如手机般形影不离的AI模型，它学习他 / 她，模仿他 / 她，掌握他 / 她的习性。当这个人不在人世了，他 / 她的AI还“活着”，如果把这个AI生成的内容转换成全息影像，让影像跟他 / 她的后代“生活”在一起，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在这种设想下，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年春节期间，因为DeepSeek的横空出世，关于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文字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是不是文学的问题等讨论，非常火热。尤其是著作权归属问题，我认为大家先不要自以为是地下结论。网络文学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一边写一边在平台上更新，作者与读者实时交流互动，推动着小说演进，读者的意见一般会改变作者原先的构思，甚至有的作者会按照读者的意见创作。我要问各位，这样的作品的著作权又应该归谁呢？

从这个现象中我发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会越来越彻底地将人社会化，将人变成如手机一样实时共享信息、实时交换信息的移动媒介。在这样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时代，人与人、人与机信息交互的结果，便是人早已不是机械化时代那样的有着高度自我意识的社会人，更不是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信息封闭的农耕时代那样的足不出户的完全“独立”的社会人，而是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每时每刻大脑里存储、更新着共同信息的“天涯共此时”的同一个人。

我们在讨论著作权归属问题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注意到，早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初期，文学的表现形态就已经与传统的文本文学疏离。信息化之前，文学创作主要靠作家的构思，文学的载体主要是装订成册的纸质文本。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文学除了主要载体成了屏幕外，还与信息流紧密相关。这样的信息流，是信息化时代处在不同物理空间的人们，共享信息的结果。其中有一种依托于信息流的宏大叙事的体裁，就是非虚构，社会事件就是文学作品的选题，大众都是文学创作的参与者。

讲到这里，离主题似乎有点远了。或许再过几年。关于共享信息的社会人的讨论，关于人的个性的讨论，关于还要不要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的讨论，会成为热门话题。但纸质的书永远不会消失，正如茶馆里的评书。直到现在，还有人喜欢坐在茶馆里听说书人讲《武松》，但这永远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载体。未来，捧一部书，焚一炷香，泡一壶茶，同样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但永远只是一种雅趣。

永恒命题之于小说抑或非虚构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

薛舒，女，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大家上午好，我昨天到会场之后拿到了这本《小说研究》，看到了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感觉这本集刊是学者和写作者思想沟通的桥梁。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上海作协的前主席王安忆老师发起了“上海写作计划”，这是我们中国首个外国作家驻市写作项目。到现在为止，该项目已经邀请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作家。我今天在这本《小说研究》的身上忽然找到了一种同样的感觉，它也像一座城市。人类在城市中交换必需品、交换话语、交换欲望，也交换记忆。今天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专家学者们在这里相聚，在《小说研究》中相聚。我们相互看见，相互质疑，相互交换关于小说的秘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些秘密的见证者和携带者。我们常说，在墙上安装玻璃不是为了去看见装玻璃的过程，而是为了透过玻璃看见墙外的风景。我想这是《小说研究》的意义所在，也是今天我们这场盛会的意义所在。我们要成为彼此的窗口和风景。再次感谢中国语言文学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感谢关注研究小说、创作小说的每一位笔耕者和思想者，祝贺《小说研究》第二辑的发布以及今天这场盛会的胜利召开。

我接下来的发言和我自己的创作相关。我是一个小说作者，在我的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我从未创作过小说以外的别的体裁的文学作品。阿尔茨海默病让我那乐观、开朗的父亲成了一个“孤独者”和“叛逆者”。他遗忘了所有亲人，也遗忘了自己，伴随而来的是各种精神症状。他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他在失忆、失智、失能递进发展的路上狂奔。那段时间，我们做了所有的努力，想拽住他离去的脚步，最后我们绝望了。面对父亲飞速发展的疾病，我和我的家人痛心疾首，而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难度和工作量又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痛苦，我们有种筋疲力尽的虚脱感。那段时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写小说。连最普通的生活都不能安定，我还有什么能量去虚构一个个新世界？父亲的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整个家庭疲于应对的艰难，让我开始怀疑那些曾经读过或看过的讲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活的书籍和电影。过于温馨和美好的场面被人们书写与拍摄出来，虚构的效果的确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面对疾病时的人性。可是我所经历的，更多是疾痛与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虚构一度失去信心。非虚构，只有非虚构，才能写出我的恐惧，我的悲伤，我无以应对的狼狈，以及我内心不断质疑的爱的能力。

我开始急切地想要写下这个已然不认得他的女儿的父亲，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我青春的父亲》。小说中，以父亲为原型的男主角生存得有活力且始终努力。那是2009年春天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我的小说里青春着。五年后，他却在我的另一本书里以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身份渐行渐远。他没有读过《我青春的父亲》，因为小说的虚构性，我不敢让他读。他当然也没有能力读《远去的人》，倘若能读，我亦是不敢给他读，因为这本书并非虚构。

薛舒《远去的人》

虚构与非虚构，都让我羞怯于把我的作品放置在他面前，原因是唯一的，那就是爱。我甚至发现，当文学与生命、情感比肩站立时，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是一顶因尺码过大而不得体的礼帽。

2014年4月1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家中病逝，热爱他的读者告别了敬爱的文学大师。距离马尔克斯离世整整十年后，我们见到了两本关于他的新作品。2024年3月6日，马尔克斯诞辰日当天，遗作《我们八月见》（Enagosto nos vemos）全球同步上市，而2024年4月17日，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一次告别》（A Farewell to Gabo and Mercedes）与读者见面，这是他的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Rodrigo García）对父母晚年生活的独家回忆。

马尔克斯《我们八月见》

马尔克斯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八月见》是他顶风破浪克服万难的最后一次创作结出的果实。那就像一场赛跑，比赛一方是艺术家追求完美的天性，另一方则是日渐衰退的记忆力。在《一次告别》中，罗德里戈写道：“父亲能明显意识到记忆正在慢慢消散。他坚持不懈地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强调他正在失去记忆。看着一个人这样焦虑，并且忍受其无止境的絮絮叨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曾经“装满创造力的锅”已然碎裂，作家再也无力书写恢宏复杂的长篇。他失落、迷茫，他几乎就要忘记厮守终生的妻子，他已经忘记了两个儿子的模样，忘记了秘书、司机、厨娘……他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在自己这一边了。衰老、疾病，甚至死亡若隐若现的阴影，都让他的创作之路越来越艰辛。马尔克斯说：我显然比从前着急多了，从前我总是说“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可以完成”，但现在我知道自己或许没有下一个二三十年了。对死亡的恐惧支撑我一直不停地创作，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写下去，如果我就此停笔，那我可能很快就会死去。

罗德里戈·加西亚《一次告别》

如今，当人们阅读罗德里戈的非虚构作品《一次告别》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我们八月见》。虚构与非虚构在此时产生了互为补充与对照的作用，它们使读者获得两种文本碰撞出的更丰富的火花和想象。

让我们再来说说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这是一次对母亲和女儿、青春和衰老、梦想和现实的感人叙述。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病后，作者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死在巴黎郊区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女人。

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探讨了母亲与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在这部平静而又有力的作品中，安妮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她描绘成她自己。正如作者所说：“现在我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

《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页上标注的是：出版/虚构。也就是说，这本书理论上是一本小说，可是我相信，更多读者，是把它当成安妮与母亲的真实人生去阅读的。

这也同样让我想到了加缪的《局外人》（L’Étranger）， 小说开头是这么写的：“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而在安妮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开头：“我的母亲死了，于4月7日星期一，在蓬图瓦兹医院的老年病房。我是在两年前把她送到那里的。护士在电话里说：‘您的母亲在今天早餐后离世了。’根据护士的推测，大概是在早上十点钟。”

加缪《局外人》

疾病、遗忘、死亡，这些关于生命的遭遇，似乎是写作者永不过时的命题。作为一名读者，以及一名写作者，我忽然产生一些疑惑，当我们在谈论小说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谈论小说虚构的故事属性，还是谈论小说并非虚构的情感属性？

2012年，我的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他开始飞速地离我们远去。只用了三年时间，他就从失忆、失智，发展到失能，最后，丧失作为人的所有功能，仅剩下一具只会喘息的躯体。我们把他送进了医院的“老年病房”（对，就是安妮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写到的，她母亲最后生活与逝去的老年病房）。

在“老年病房”里，躺在床上的病人，几乎全是等待着生命最后归期的老人。他们住进这里，就几乎再没有出去的时候，暗下里，我把它叫作“临终医院”。“临终医院”里每天都在发生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这是一个特殊的病区，这里的病人更像是候车室里的旅客，他们用遗忘作车票，做好了随时启程的准备。他们不停止衰老，却保持着动人的天真；他们努力记得，同时接受遗忘；他们竭尽生命地“活”，只为平静愉悦地“死”。生活在这里的，除了病人，还有医生、护士、护工，他们共同维系起某种热烈而又衰竭，活泼而又沉寂的生命气象。他们在这里欢笑、哭泣，日复一日，直到“升天”时刻的到来。

“升天”是老年病房里的护工们对死亡的尊称，我学会了，并且非常愿意这么去述说一个生命的陨落。陨落与升天，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和情绪，我喜欢护工们的发明。我想，这是护工们对残酷的现实生活的部分虚构。

当我们书写疾病抑或死亡的时候，我们并不能预防疾病，也不能逃避死亡。这是所有人终将面对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记得与遗忘的轮回中靠近生命的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我们唯一所能确定的事，这是现实生活中无法虚构的部分。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在谈论小说的时候，也许，我们是在谈论生命中唯一确定的事。或者，换一种说法：当我们在谈论虚构的时候，也许，我们是在谈论最不能虚构的生命、情感，甚至死亡。

近些年，非虚构的崛起让人们看到小说所没有呈现的一些可能性，我们甚至发现，有时候，小说与非虚构是可以相互取代的。当我们不去虚构生活的时候，生活是否也可以成为文学作品？

《收获》杂志的编辑（也是我的责任编辑）吴越有一篇发表在《北京文艺评论》上的文章，叫《加深的“人”》。文章对刊登在《收获》上的非虚构作品，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非虚构作品进行了一番梳理：《收获》需要的非虚构，是能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出发去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兼及文学性与历史感的作品。文学性、历史感、个人视角是关键词，它们是“《收获》之选”的理由或曰特征。“人”的视角始终存在和被强调，作家是“人”的视角的体验和传达载体，并且其主要体验内容是时序转移与人事沧桑。2014年，《收获》首次明确推出“非虚构”专栏，发表薛舒记录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的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标志着《收获》的非虚构取材从侧重“大历史下的亲历者”转向兼顾“当代现实重要命题中的普通人”，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更包容的“非虚构时代”。

文章中提到了我的《远去的人》，我不免产生些许赞同的心情。2015年《远去的人》出版时，有一位读者对我说：“你最近的那部小说，我好喜欢啊！”

当时我很惊讶，这位读者是把我的非虚构作品当成小说来读的。那么，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将它命名为“小说”的话，这部作品的命运会不会与现在不同？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这位读者之所以喜欢这一部被她误认为小说的非虚构作品，是不是因为她所喜欢的，是小说从作为“人”的视角所传达的与现实的关系？

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生命两部曲”发表后，我很多次参加读书活动，怀揣着要与读者好好探讨一下有关应对疾病、衰老、死亡时的精神失守抑或精神依托的话题的想法，但是，这些读书活动最后总会变成有关阿尔茨海默病及养老问题的现场咨询会。大多时候，我会预先告知这些读者，我没有资格以个人的经验提供任何准确无误的解决方案，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遭遇亲人或自己生病、衰老，甚至死亡时，我们的挣扎、犹豫、痛苦、绝望，抑或自责、羞愧、逃避，乃至自私的流露，都没有错。我们不但要去经历生命的过程，同时还要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

早年读过史铁生的一本书，书名忘了，但其中有一句话依然记得：小说家的任务是发现困境，而解决困境与总结真理的荣誉不属于我们。

我觉得，这句话，小说与非虚构，可以共用。

详细注释请见《小说研究》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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