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敲响大鼓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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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你分享我们在年初认识的一个女人，西双版纳基诺山的何桂英。

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时，我们脑子里跳出这样一句话：大鼓千百年来被认为是基诺族的「母亲」，但在她之前，女人不许打大鼓。

后来的接触让我们意识到，她并不会从所谓「女性主义」的视角思考问题。在她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普通生存中的野心，看到被限制的人努力生活和改变。只不过，这个人是位女性，因此她也带动了身边的深山里很多女性的选择。

何桂英永远“比村子快 0.5 步”：1990 年代自学成为第一个村医；带领当地妇女办过妇女合作社；现在 57 岁的她又率先做起基诺山徒步旅游。

不过，让我们最先注意到她的故事，是——

她靠个人的冲劲，打破了一直存在的、“不允许女人触碰圣物大鼓”的传统，成为第一个敲响大鼓的女人。

最终，她成为“基诺大鼓舞”的唯一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基诺大鼓舞，也从此成为一项男女共同参与的非遗，甚至现在打鼓的女性比男性更多。

她的民族——基诺族，在近几十年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都产生剧烈碰撞。

不同于当下流行的“女性叙事”，何桂英并没有“出走”。她无意反抗，不想谈论“性别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朴素的女性生活态度。

今年 5 月，新世相旗下专注挖掘非遗文化故事的「今非昔比」团队，把何桂英的故事拍成视频，帮她把鼓声传向了更远的地方。

过去一年里，「今非昔比」作为我们新创立的文化内容品牌，讲述了很多像何桂英一样、成就了一项文化传承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往往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半径之外，仅仅找到他们就要耗费很大的力气。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故事中的人性和技艺的神性，天然散发出强大的感召力。「药发木偶」、「基诺大鼓舞」等很多美好而久远的文化，因为它们的极致和优秀，再一次被关注。

这是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我们格外需要的回响。

何桂英马上就要到北京演出了。10 月，她会带着 8 位基诺族当地孩子去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11 月，他们将被邀请到美国林肯中心演出。

「今非昔比」拍摄了她打大鼓的故事后，何桂英好像变得更火了一点。很多人通过我们找她合作，有人想为她捐钱，有人想跟她徒步，但她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都抱着一颗平常心，包括她第一次打响大鼓的那个夜晚。尽管回头看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一击对何桂英的人生、对整个村子、甚至族群而言，都非同凡响。

正式记载里的传说是，基诺族的创世女神阿嫫腰白在上古洪灾时创造大鼓，让基诺祖先藏身其中，逃出生天。

基诺山寨里的阿嫫腰白塑像（来源：今非昔比）

因此，基诺族将大鼓视为母亲，认为大鼓能包容天地万物。大鼓舞是千年来酬谢女神的最高仪式，也是对这片土地的祈福，因此被收录进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这个敬仰女神的仪式却留下了一道禁制：不允许女性触碰神物——大鼓，女性不能参与鼓的保管和仪式。

对少年时期的何桂英来说，这个被视作禁忌的大鼓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男性打鼓时，她一边在旁伴舞，一边悄悄看老师是怎么打的。她也想试试。

等大家都散去，何桂英会留下来对着大鼓偷偷练习。

她试着第一次敲响了大鼓——

没有反复权衡的纠结，没有打破禁忌的快感，没有女性意识的觉醒，只是像以前每一个偷偷练习的夜晚那样。

在传说中，女性打鼓会带来不幸和灾祸。但何桂英说，“自从打了大鼓，它带给我的都是好的（影响）。”

她通过大鼓进行自我表达，并尝试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生活经验融入到打鼓的动作中。原有的打鼓动作以侧身为主，但何桂英联想到孩子吃奶的动作，发明了背身打鼓。因为她的孩子在调皮时，会“翻着旋转着来吃奶”。

何桂英发明的“背身打鼓”（来源：今非昔比）

大鼓舞的所有动作灵感都来源于生活，诸如砍山、剥米的动作。此前，人们从未背对着大鼓打过它，老人们认为这是不尊重大鼓的表现，但何桂英就是要“犯这个规”。

何桂英向老师解释背身打鼓的来源，她并非不尊重大鼓，而是真的把它当作自己的妈妈。

她要表达生活，她要用新奇的动作体现自我，她说，“我还要唱，我还要跳。”

看到何桂英打鼓，周围人的反应不是反对，而是觉得她了不起。因为她能连续打鼓半小时到一小时，打得比其他男人还要久、还要好。

从 18 岁开始，她就在教更多的人打鼓、跳大鼓舞。50 岁，她成为这个项目的唯一一个国家级传承人。现在，她是传人最多的大鼓舞者。

她教家庭妇女跳舞，教孩子跳舞，教残障人士跳舞。一开始，村里其他妇女也有人不敢敲鼓，怕触犯禁忌，遭到报应。何桂英就和她们说，你看我打了这么多年，也没出什么事。

何桂英教其他妇女敲镲（来源：今非昔比）

“大鼓是我们的母亲，母亲怎么会拒绝孩子呢？”她说。

到现在，她组织的“巴朵文艺队”中，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她带着这支队伍进校园、上电视，在全国各地比赛频频获奖。

在巴朵村，女性敲鼓变成一件很日常的事（来源：今非昔比）

何桂英的大鼓舞已经编到了第五版，这一版的舞蹈对残障人士更友好。她的学生中有不少残障儿童，他们通过这个机会学习用音乐和舞蹈表达，学会接纳自己。

何桂英教村里的孩子打鼓（来源：今非昔比）

还有村里的老人们，他们更习惯于一个以基诺语为母语的世界。基诺歌的留存对于这些老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慰藉。

温泽是村里的年轻人，她没专门学过大鼓舞，却依然能做到听到声音就起舞，因为“看太多次”了。“以前我会觉得我们比较封闭，好像就有更多劣势。但在她（何桂英）的影响下，我对自己的民族也变得自信了。”

自信或许是族人的宝贵共性，这一点在何桂英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她是那种会在采访中直接跟你说“我觉得我就是民族之光”的人。

别人说这种话，你会认为他是成功学大师或干微商的，但当何桂英直勾勾地盯着你的眼睛这么说时，你会相信，她是真的打心眼里这么觉得。

基诺族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单一少数民族”，也是从原始部落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的“直过民族”。

不过，当我们来到何桂英所在的巴朵村时，它和我们想象中很不一样：年轻人流利的普通话，家家建起的平房或楼房，早已普及的手机短视频和游戏，熟练揽客的徒步旅行向导。

如果说巴朵村在发展的道路上往前狂奔，那何桂英就是一直在前面跑的那个人，她似乎总是快 0.5 步。

1996 年，村子里没有西医，28 岁的何桂英因为妇女组长的身份，被选去卫校学习，成为新一任的乡村医生，负责包括巴朵村在内的 6 个自然村村民的健康。

她在这里推广新法接生，下地找孩子喂糖丸，为每一个新生儿打预防针，日常为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做检查。

第一个由何桂英接生的孩子是个女孩，后来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个研究生。

当提起当年那些为了采蜂蜜而摔伤、一辈子卧床不起的男人，还有抓着粪便和饭一起吃的残疾女人，何桂英很容易哭。她总习惯把这些人称为“我的老百姓”。

1990 年代的基诺山道路基建匮乏，遇到产妇生产时，她便要搀扶着孕妇进医院，又推着板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把孕妇和孩子送回家。何桂英干了 28 年。

何桂英骑着电动车穿行（来源：今非昔比）

她始终在想办法让身边人赚些钱。2016 年，48 岁的何桂英拿出自己 3000 块钱的积蓄，成立了“砍刀布合作社”，想要带着村里的家庭妇女通过织砍刀布赚钱。

*砍刀布是基诺族独有的织布方法，用一根砍刀式的木板在线与线之间来回穿行，织出五彩的布。这也是当地另一项国家级非遗。

回忆起这段经历，她还是带着骄傲：“你看我们这么多的村寨，这么多的妇女，一年里面一个人收入可以有 1000 多，是不简单的。”

何桂英在织砍刀布（来源：今非昔比）

何桂英需要钱，巴朵村也需要钱。

80 年代的基诺山人民主要靠种植粮食和药材砂仁换钱。何桂英回忆说，有一次她试图背起两袋砂仁，但由于太重背不动，忍不住哭了，但又高兴地笑了。因为砂仁在当时是最好的收入来源，这么重的两袋砂仁，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后来，村里人发现割胶能赚到更多的钱。何桂英和其他胶农们一样，长期熬夜劳作，每天半夜 3 点就要起床去割胶，一直到天亮，白天又要忙着收胶、运胶、卖胶，下午干别的农活。

割胶很累，但它能为一个家庭带来一年四五万的收入，支撑起了大部分村民建房、买车和其他建设发展的费用。

废胶腐烂时，会有一股腐臭味，他们说，“但钱香”。不过，割胶的收入并不稳定，如果连日下雨，就会直接影响收成，收购价也经常大起大落。

愿意割胶的人也渐渐少了。她的儿子和很多年轻人也都不再愿意继续这个辛苦的工作。

导演阿松曾把基诺族人民的割胶日常拍摄成了纪录片，何桂英是这部片子的共创人和主角。何桂英在片中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听话了，她希望“这些外面来的人好好研究一下”。

转机出现在 2023 年，巴朵村突然成为雨林徒步的热门目的地。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新职业——去做向导挣钱。很少有人还在割胶。

这条雨林徒步路线的开发者之一也是何桂英。

一开始是旅游公司找上门，村里的其他人还在抗拒外族人的到来，认为他们会破坏资源。何桂英又一次走上前去，成为最早接下这个任务的人之一。

除了开发徒步路线，何桂英还要接待导游团，接客、开席、敬酒，都要唱基诺歌、表演节目。

有人认为那是讨好，但何桂英不在乎。她知道，只有招待好导游团，他们才会带来更多的游客。她会主动给游客做“包烧”吃，帮她们背垃圾，给她们唱山歌听。

何桂英唱歌招待游客（来源：纪录片《胶林之下》）

巴朵村的旅游项目迅猛发展。现在的雨林徒步路线上，每隔一公里就能看见有人在直播。

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不需要跑到市里，就能拥有一份比割胶更轻松，且收入可观的工作，有人甚至成为了金牌导游。

大家都能在家门口，凭借自己的双手把生活越过越好了。

巴朵村越来越好，何桂英越来越忙。

她依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为即将到来的游客准备饭菜，然后背着近 50 斤重的食物和饮用水，进雨林接人。

她跟游客互动、唱跳、讲解雨林植物，晚上一路捡着垃圾出去，接着再组织村里人跳舞。在碎片时间里，她还需要作为传承人，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媒体、专家学者，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他们表演大鼓舞。

何桂英带游客在雨林徒步（来源：今非昔比）

她告诉我们，虽然做了那么多事，自己人生的主线任务依然是传承基诺族文化。

她不希望大鼓舞的精神断在自己手里。令她高兴的是，为了更好地向游客介绍基诺族，选择当向导的年轻人们重新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化，又拾起了基诺语。不过，因为当向导轻松且赚钱，愿意打大鼓的人又变少了。

传承文化还需要很多钱。何桂英想做一口新的鼓，但做一口鼓要两万块，而她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经费，一年也只有两万余元。

乐器、设备、服装都要何桂英自掏腰包。鼓棒是很大的消耗品，它很容易被弄丢，或磨损。何桂英需要自己贴钱去买材料，再花时间做一批出来，随时储备着。因为村民们愿意来学大鼓舞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她要尽量减少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

何桂英还想建立一个大鼓传习所，她要在里面展示和教学大鼓。她看到大理、怒江的非遗传承人都会把照片、证书挂在工作室里，但自己连家里都没有摆放的空间。

有人来探访时，何桂英只能在地上铺一块布，然后把奖状证书放在上面让他们拍，她感到有些窘迫。

何桂英在地上展示奖状证书（来源：今非昔比）

她担心以后没有像自己一样，可以带着大家往前走的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或孙女可以接着她做这样的事，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立场去要求其他人。

在网上搜索和基诺族有关的资料，你大概率都会看到何桂英的身影。

但还是不够。她希望有一天，大家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化是自觉的，能够主动地找老师去学，大家也争先恐后地唱基诺歌、跳大鼓舞，就像这个文化从来都没有流失过一样。

何桂英的故事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她只会觉得，为什么不呢？

谈及自己的选择，她总是提到“舍得”这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有动力持续打鼓，因为赚不到钱，也没有足够的舞台。很多和何桂英一样的人都放弃了，只有她从 16 岁一直坚持到现在。

“别人估计都会觉得我在白白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她说。

但对何桂英而言，没有那么多应不应该，做很多事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本能。

小时候，她想让妈妈教自己唱歌。妈妈说，“我们家这么穷，还让人听到我们在唱歌，会被人说闲话的。”后来拗不过，妈妈才悄悄在家里的自留地唱给她听。

她一直留着妈妈唱给她的调子，还把它改编成了一首歌。

后来，她不再掩饰自己对艺术的渴望。她说，“音乐和舞蹈是我的皮肤。”

于是她坚持唱了几十年。现在，那个在自留地听妈妈轻声唱歌的小女孩，即将站上更大的舞台，要把自己的歌声，唱给全世界听。

提到北京，何桂英总会说起，19 岁那年，她曾有一个去北京学习的机会。但因为她正怀着孕，当时的丈夫没有让她去。几年后去深圳的机会，也因为前夫要求“留在家里修房子”而拒绝了。

19岁的她被人们称作“高音喇叭”，她说那是她最好的时候。有老师对她说，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模仿她的格调。有人替她感到惋惜，说：当时只是没有人包装她，否则就更早地成为“网红”了。

试想过另外一种人生吗？何桂英也曾想过，她说，如果那时就去了北京，被赏识她的老师看到了，一切或许就不一样了。

但是——

“如果我那时候能走出去的话，我今天也许就不是你们想要找的那个人了。”

何桂英没有后悔过。她觉得自己所走的路是对的，因为“后面的人真的跟着我所走的路在走”。

每每被人采访讲到自己的过去时，何桂英都会流泪。

她提到前夫迟来的道歉，当她的大鼓打得渐有起色，“他跟我说过他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让我去北京。”

后来，前夫因醉酒误喝农药致死，何桂英再婚。现任丈夫虽然也无力支持她的事业，但不会干涉她的选择。

回想起自己的很多选择，何桂英也会感觉到局限。她提到儿子，总抱怨他不争气，但还是会承认，自己永远担心儿子有没有饿肚子。“我也想像男同胞一样，做事可以那么果断。但我是一个女性，我要顾的事情很多，所以有点慢。”

我们反复感受到，何桂英不是一个符号，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符号。她是一个有经历、有执着、有恐惧的人。我们在接触的每一个非遗传承者身上，都看到了这样的人。

最近，何桂英的情绪一直不太好，因为她的弟弟突然去世了。当她行走在雨林里的时候，会在每一个脚印、每一条河、每一条路里看到弟弟的影子。“好像是他在跟我说话，在对着我笑，然后在唱着歌，因为他好多的歌就是跟我学的。”

但何桂英不能哭，她还要接待好身边的游客或专家，她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她也不能停下，因为她没有时间。脆弱、后悔、遗憾都只会在她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然后她便要继续大步地向前走去。

“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听的故事。”

在讲述非遗传承人的故事之前，我们曾经接收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非遗”听起来，“太正了”，“太没用”。很多人说，它很难勾起兴趣，传播这样的故事需要耗费太多力气。

一个无法在开头用两三句话就吸引到人的故事，还值得讲吗？

但「今非昔比」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故事并非无人关心，它只是藏在水面下，等待被人挖掘。

一个非遗的变迁史，在很多时候更像是一部平凡人小传。传承人所传承的不仅是一种手艺，更是不同地区、民族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和智慧。水面之下，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

通过探寻他们的来处，我们也会看到自己。

撰稿：交交

统筹：四火

责编：爆竹

设计：Xian

部分素材来源：

视频《「找钱」半生的非遗传承人》《创世神的鼓舞——基诺大鼓舞》；纪录片《胶林之下》；推文《活动回顾｜“北门回望”系列活动第二场展映：〈胶林之下〉》；论文《西南山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多维实践及当代价值——以基诺族为例》《基诺族传统火文化及其变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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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社会开始，鼓声就和阳光一样，

从不挑选抵达的地方，而是平等地覆盖每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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