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逝世，田普跪在坟前泣不成声：娘，我把世友还给您了

“1965年10月14日凌晨两点，我走了，娘您别怪我。”许世友听见自己在梦里嘟囔，猛地惊醒，帐篷外仍是枪声与风声。没人回答他，他却确信母亲那天真的离开了。

这条时间线得从三十年前说起。1905年2月，麻城北乡漫天荒草，一个瘦小的孩子跟在母亲脚后面讨饭，鞋底磨透，冻得发紫。碰见好心人给半块窝窝头，娘塞进儿子怀里，自己啃树皮充饥。这副情景，许世友后来向警卫员说了无数次，每一次都加一句：“那口窝窝头，比什么山珍海味都香。”

八岁那年，他被送到嵩山。清晨撞钟，晚上扎马，一晃八年，骨头硬了。回乡第一件事，不是显摆拳脚，而是找娘——结果撞上一群地痞欺辱老人。两拳一个，恶霸倒地。人命关天，从此他踏上亡命旅程。逃亡途中，母亲塞给他两个字：“革命。”许世友记住了，也因此闯进黄麻起义的火线上。

1927年至1939年，他几乎与战火形影不离。顶风冒雪行军时，他常把头埋在大氅里念一句：“娘，给我撑会儿腰吧。”伙伴们以为他在背拳谱，其实是在跟母亲“说悄悄话”。

1939年春，他抵达胶东清河。后勤部长高大山递来人事表：“首长，生活问题得解决。”许世友摇头：“老高，别给心。”嘴上拒绝，心里还是空。巧的是，高大山看中一个姑娘——田普，15岁，当兵工厂女工，针脚细，嗓门亮。初见面，许世友憋红了脸，扭身跳上马，一溜烟跑了。“这老爷们儿还害羞。”田普笑得前仰后合。

我操

一年半后，他把肩头那颗挖出的子弹交到田普手里：“能陪我到最后，就留着它。”姑娘没说话，只把子弹拴在军帽里，拉紧帽绳：“行！”两人定下婚期。1943年春夜，新郎当众连开三枪，削落妻子肩头鲜花，礼炮都省了。战友鼓掌，田普不吭声，眼里却像点了灯。

婚后转战南北，田普背着挎包、怀里抱娃，追着丈夫的部队走。1953年夏，许世友奉命赴朝，妻子即将生产。她只提一个要求：“给孩子取名。”许世友想都没想：“男孩叫援朝，女孩叫抗美。”结果生男孩，名字就这么定了。

时间拉到1965年10月，母亲真的走了。许世友正在南京组织部队训练，急电传来，他捶桌：“都怪我！”赶回家时，坟头新土还湿，他抱着土哭得像个孩子。告别仪式上，他只留一句话——“活着尽忠，死后尽孝。”这句狮子吼般的誓言，中央后来特批：可土葬。

进入七十年代，战事稍缓，他开始琢磨后事。1975年冬，他回麻城考察大别山防线，顺便量了山坡，点了穴位，吩咐妹妹备棺。木料选了香樟，却被他嫌太薄，换成楠木；还要求每年刷清油，防蛀、防裂，“等我回来躺着时别漏风”。外人听了暗暗摇头：老将军真是把孝字刻进骨头。

1979年中越边境硝烟散尽，他又写信给儿子许光：“再做一口，尺寸稍大。”因为常年疟疾、旧伤，身体浮肿，他怕原先的躺不下。许光依嘱请来老木匠，拼上楝木、柏木、桂花木，寓意多子多福。

1985年10月22日凌晨，北京总医院灯火通明。呼吸机拔掉前，许世友先问：“棺材好了吗？”警卫员点头。又问：“那三样东西带了吗？”酒、枪、钱，一样不缺。他这才示意拔管。

11月8日，灵车驶进新县许家洼。凌晨三点，山坡雾重，战士们卸下灵柩，发现父母坟是合葬，正中没位置。勘察员举着电筒，指向上方五十米的缓坡：“这里视野开阔，面朝刀劈石，背依青龙脊。”众人齐声：“就这儿。”

六点，礼炮三声，棺材缓缓落穴。亲属绕行，田普突然跪倒，双手撑地，泣不成声：“娘，我把世友还给您了！”她说完，额头重重触地，一声闷响。战士们鼻头发酸，却没人出声。土一锹锹覆上，再也听不到田普的抽泣，只剩黄土沉重的沙沙声。

墓碑立好，七个隽永金字熠熠生辉。许世友，这位从乞儿到上将的铁血汉子，终于完成“先忠后孝”的人生算式。

有人问田普：“他走了，你打算怎么办？”她握着那枚旧子弹，轻轻摩挲：“我守着它，就是守着他。”几个月后，她把子弹交给军博物馆：“交公，算给他记个功。”

许世友的故事，被密密麻麻地刻进大别山的石缝里：幼时的窝窝头、少林的木桩、肩头的弹片、楠木的棺材……一样样合起来，就是“孝子忠将”四个字。

晚年田普身体每况愈下，却仍坚持每年登坟一次。山路陡，旁人劝她坐车，她摇头：“他走那条路，我也走。”2000年重阳，她背着干粮，上山三小时。墓前，她拍了拍墓碑：“老许，子弹我交公了，你不会怪我吧？”风大，她扯着嗓子补一句，“要怪也行，下辈子再说！”风呼啸而过，仿佛传来爽朗的回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