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高尚的理想，危害性越隐蔽：警惕知识分子的三种“虚假正义”

人类历史纷繁复杂，各种冲突矛盾从未间断。现代社会撕裂更是明显，如中美对抗、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都与利益有关，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也都与观念有关。

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捍卫一种更先进、更高尚、更正义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为何却将人类导向地狱呢？

01

米塞斯VS兰格：

计划思维还是市场经济？

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个20世纪，总有人幻想着人类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尽善尽美的制度——为着这种观念，他们甘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战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电气化的起飞，都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痛恨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学主义”构建出完美的经济和政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1917年，苏联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随后，旨在“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通过强大的政府，以科学的方法，管理整个国家生产与需求”的计划思维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缔造了20世纪历史上的苏联神话。

就在“苏联神话”让世界侧目时，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对“苏联神话”，尤其是“经济奇迹是否可行”的问题，发出有力的质疑。

▲米塞斯

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计划思维的结果必然是混乱、奴役和衰败。这篇文章连同后续的论证，后来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巨著《Sozialismus》。

20岁的哈耶克在读完这本书后，立即决定拜米塞斯为师，并从一名“温和的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定的市场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平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正是沿着米塞斯提出的问题追根溯源之作。

哈耶克尖锐地指出，计划思维之所以不可行，首先不是因为人们厌恶它，而是那些滥用理性、狭隘理解“科学”的文人们始终拒绝承认的一个最基本的“科学事实”：一个大学教授不可能比农民更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比早餐店老板更清楚居民饮食偏好的变动……

米塞斯在1920年的文章掀起千层巨浪，招来严厉的批驳，甚至激烈的谩骂。米塞斯孤军奋战，他的对手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兰格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资源错配。应该用计划思维指导市场，弥补市场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气地反驳：计划思维无法弥补“市场的弱点”，计划的弊病会扩散到其他领域，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米塞斯对计划思维的质疑和预判，每一点都切中要害，也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思想版图。

尤其是当兰格辩称“即便没有价格参照，我们也可以更细致地计算生产要素”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米塞斯的预判：计划思维的确摧毁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标尺”——每个外行人都能看懂的“价格”。

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各国央行的通胀政策引发全球性的错误投资，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萧条持续到1933年，各大经济体哀鸿遍野。

而苏联靠着控制贸易流量、掠夺私人经济，它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红利、欧洲文人的粉饰，苏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琼斯因坚持报道真相，死于非命。

于是，苏联计划思维模式借着知识精英的背书，戴着“关心劳苦大众”的冠冕，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全球扩散：当时的纳粹德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甚至美国罗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争相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02

罗尔斯VS诺齐克：

平等还是自由？

亚当·斯密说：“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们，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总喜欢以上帝自居，自行设立正义的标准——为了让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利益”，他们宁愿让另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下场”。

1971年，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写道：“如果说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是真理，那么社会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正义。”

罗尔斯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

为此，他还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天才富贵，弱者贫困，国家该不该督促天才帮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义”的答案呢？

假设我们事先都被挡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哪一种身份——在那种场景下给出的答案，就是人类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公正的”。

于是，从“分配正义”的目标出发，罗尔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架构：权威、社群（国家、教会或别的集体）、法律等都要积极发挥作用，督促富人“负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

这本绿色封皮的书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的讨论热潮被称为“绿魔”。罗尔斯备受追捧，讲座场场爆满，甚至被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3年后，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教授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质疑所谓“分配正义”，并就正义来源、个人权利、国家权限等问题，与罗尔斯展开论战。

诺齐克坚持，不能把天赋、勤奋、幸运所带来的收益，看成“社会”的共同资产——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目，使个人遭到无端的侵害——不正义的手段（局部），绝不能带来正义的目的（整体）。

因此，所谓“分配正义”（包括权力主导的“福利”国家），其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对正义原则的歪曲。

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的努力通常更紧迫、更艰难。20世纪的一系列乌托邦体制，都打着“平等”的旗号，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致，导致了无数的人祸。

03

萨特VS雷蒙·阿隆：

意识形态就是鸦片？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许”。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伦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锁”。然而当他们宣称“人类理性已经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时，却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宗教战争。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各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数百年来，法国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新信仰”（意识形态），以此抨击教会、讴歌理性。

▲萨特

在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统治人类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为与他尖锐对立，成为“20世纪和法国人中的双重异类”。

萨特是天才的剧作家，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二战前后，他一边组织乌托邦主义运动，一边写哲学《存在与虚无》。

萨特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J斗争。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大学生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占领工厂学校，筑起街垒对抗军警。为声援学生，全国1000万人发起罢工游行。戴高乐总统逃往德国避难，法国几乎爆发内战……堪称法国版“武斗夺权”。

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他还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名誉主席则是大名鼎鼎的伯特兰·罗素。

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电影《秘密会议》

对于“意识形态宗教战争”，阿隆的洞察堪称经典：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宗教曾被当作“人民的鸦片”，雷蒙·阿隆则针锋相对，把“意识形态宗教”比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把知识精英传播意识形态的行为比作“二手烟”——民众接受的是二手知识，因此这种二手烟是更严重的“双重毒害”。

阿隆尖锐地指出：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对民众X脑、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20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对阶J敌人毫不留情”……

正义vs虚假正义

从言辞上看，兰格、罗尔斯和萨特，都是人类某些“普遍价值”的忠实信徒：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

他们还制定出完备的理论（方案），竭力消除“一切矇昧、不公和束缚”，试图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自由、平等、正义、和平，这些美好的价值，为何却成了20世纪六位思想家所捍卫、但却彼此冲突的价值？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为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先厘清这些事件中存在的谬误，识别其中隐藏的“虚假正义”。对此，托马斯·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正义中的“四种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