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那年的阳光总裹着股清苦的药香。我踮脚扒着榆木药柜，看父亲捏着戥子称茯苓，铜秤盘晃出细碎的叮当，混着院外的蝉鸣，一起漫进铺着青砖的堂屋。身为中医世家的老幺，我是泡在当归与陈皮气息里长大的，却也被宠成了不知愁的“小公主”——七个兄姊的旧衣改造成碎花裙，母亲偏要破例给我做条兰卡机锁边的裤子，还总在衣襟暗袋里缝进几粒冰糖，连吹过衣襟的风，都甜得软乎乎的。
1973年的冬天冷得刺骨。五年级教室的煤炉总烧不旺，同学们的手全冻得红肿，冻疮裂着细小的口子。我总偷偷摩挲裤兜里那两块钱“巨款”——那是攒了半年的甘草钱，原是要攒着买本《赤脚医生手册》的。直到同桌小娟连着三天没来，班主任红着眼圈走进教室：“她爹砸伤了腿，医院要五块押金，家里实在凑不出……”
放学铃响时，我攥着钞票追出校门，纸币早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边缘还粘着半片从药柜里带出来的干菊花。“老师，先给娟子用！”我的声音比平时尖细，像只护着巢穴的雀儿。班主任蹲下来，指尖揉了揉我冻红的耳垂：“丫头，这可是你一整年的学费啊。”我忽然想起父亲给穷人赊药时说的话：“医家的铜板，得沾着人味儿，才值钱。”
隔天清晨，小娟的弟弟在校门口堵我，塞来一包温热的烤红薯。油纸掀开的瞬间，热气糊了眼睛，甜香里我忽然看见讲台上多了个铁皮罐，里面正滚着硬币的叮当响——最上面，压着李老师那支亮闪闪的新钢笔，那是她丈夫送的结婚礼物。
如今再想，那两块钱或许救不了急，却让一群孩子在北风里懂了件事：世间最金贵的方子，从来不在《千金方》的纸页里，而在扉页那句“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里，在把自己的糖，分给更需要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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