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府知府张龙，因依附宦官而被打入《明史•阉党传》

“青史留名”，是一则常用成语。这里所谓之“留名”，并不是简单地在史书中“留下姓名”，而特指“留下好的名声”。因为，史书通常秉持春秋笔法，讲究“寓褒贬、别善恶”，其所记载之人物，良莠不齐，好坏不一。倘若被收录到“忠义”“循吏”等列传中，自然可称之为青史留名；而如果被打入“奸臣”“阉党”等列传里，则犹如被钉上耻辱柱。

近来笔者翻阅史籍，就偶然发现登州府有位知府因依附宦官为非作歹而被打入《明史•阉党传》中。这一信息点，我此前不曾掌握，于是便详查史志，将其情况进行简要整理，且当读书笔记。

根据记载，这位被打入阉党行列的登州府知府名为张龙。关于其籍贯，《明史》称为“顺天人”，《登州府志》称之为“北直人”，不过也有其他史料写作“南直松江府人”。

张龙本人系科举正途出身，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考取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行人”负责“颁诏出使”事务，表面看似荣耀，但按照明代制度，其仅为正八品官。张龙不满足于这一微末职位，开始绞尽脑汁谋求上进。

在官场之中，兢兢业业熬资历者虽然亦有提拔机会，但机会相对不多、速度往往不快。急于升迁的张龙无暇等待，便选择走上了“抱大腿、靠大树”的捷径。起初，他认准寿宁侯张鹤龄（明孝宗皇后张氏之弟，初封寿宁侯张峦之子）这条门路，便以“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姓）的逻辑套上近乎，与之联谱系、认宗亲。经过张鹤龄的引路，张龙逐渐结交到更多膏粱权贵。在一番钻营铺垫之后，明武宗正德三年，他升为兵科给事中（明制：都给事中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为从七品）。

此后，张龙奉命外派审核辽东军饷。急于立功的他，抓住“四石腐豆”的问题大做文章，奏请朝廷追究有关官员责任。彼时，大宦官刘瑾受宠专权。张龙的举动，很合乎他的胃口。大概在此之前，对方也早已拜过码头。于是，刘瑾便将之提拔为正五品的通政参议。这段经历，也是张龙被打入“阉党传”的关键因素。

政局变幻，风云莫测。两年之后的正德五年，刘瑾陡然失势，并被凌迟处死。张龙身为“阉党”成员也遭殃及，被贬官外放为滦州知州（从五品）。

眼见原来所靠的大树倾倒，张龙急忙改换门庭，他将礼义廉耻抛诸脑后，“毅然”将圣眷正隆的锦衣卫官员钱宁认作义父。凭借后者权势，张龙的仕途重回上升轨道，先是转任浙江嘉兴府同知（正五品），后又被提拔为山东登州府知府（正四品）。（注：《登州府志》记载张龙是在正德十二年上任，不过在《明实录》中，正德十年即有其相应官衔记载，这一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登州府志》对于张龙在任时的举动并无详细描述，但《明实录》《明史》等史料则将这段履历视为重大污点，对之口诛笔伐。根据记载，当时主政登州府的张龙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等人并有“贪残”之名，被舆论视为“四害”，御史们时常上疏弹劾。但因背后有钱宁撑腰，张龙虽然声名狼藉，官职却越做越大。在登州府知府任上过渡之后，他被调回京师，出任通政使司右通政（正四品）。

从史料记载来看，张龙为官的一大爱好在于敛财。回京任职之后，他欣然以钱宁的干儿子自居，当起了政治掮客，从中攫取大量财富，即所谓“为宁通中外贿，所乾没不赀。”

后来，张龙敛财愈加猖狂，有些情况甚至不再向干爹通气。钱宁闻之大怒，逐渐对之疏远。

伴君如伴虎。正德十六年，钱宁步刘瑾后尘，也失宠入狱，在明世宗继位后伏诛。此时的张龙虽然已被钱宁疏远，但终究是无法洗刷掉“干儿子”的印记，同样定罪被杀。纵观其生平履历，为人为官毫无操守可言，被打入“阉党传”实属应当。（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