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绝境下的归途：上海吴家洼监狱破解“双重三无”罪犯重生密码

东方网9月25日消息： “家？不记得了……小时候村里有个大坑……”

“名字？好像姓刘……‘文强’是后来自己取的，听人讲上海滩有个许文强……”

罪犯刘某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6年6个月，2020年12月16日分流至吴家洼监狱服刑，与其他新入监罪犯不同，他随身携带的档案薄得可怜，仅有潦草的一行信息。当监区民警试图了解他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时，回应他们的是一片茫然的空白和破碎混乱的只言片语。

他甚至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出生年月，这是一个在监狱管理语境中令人高度警惕的“双重三无”人员：

第一重“三无”：无身份、无户籍、无亲属。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户籍系统查无此人，社会关系网完全断裂，仿佛一个被时光遗忘的“透明人”。

第二重“三无”：无会见、无通信、无汇款。在漫长的服刑岁月里，没有亲人探视，没有外界来信，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接济。这意味着他不仅在物质上极度匮乏，在情感和精神支持上更是处于彻底的真空地带。

刘某某的茫然并非伪装，他自称幼年离家，漂泊数十年，栖身在桥洞、辗转过工地、靠拾荒为生，对原生家庭仅有模糊的、碎片化的印象——家在江西，村子附近似乎有个“大坑”，村名好像叫“XX”。这些零星的线索，就是他全部的人生印记。

在2020年12月16日新收自报名罪犯刘某某的核查中，吴家洼监狱克服该犯无有效身份证件、无户籍信息、无亲人信息等诸多困难，主动和出生地公安机关联系，群策群力，成功查实了该犯的真实身份信息,并成功完成刘某某的刑释衔接安置工作。

第一重山：迷雾中的身份——从“无名者”到“刘某某”的艰难求证

一个身份不明、社会关系成谜的罪犯，意味着潜在的高风险。监狱第一时间启动工作预案，安排专业心理咨询师介入，评估其精神状态、认知水平和危险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其行为始终处于可控视线内。同时，一场关于他真实身份的“破冰行动”在狱内悄然展开。主管民警蔡宏清深感责任重大：“‘三无’人员本身就很难管，‘双重三无’更是难上加难。没有根，就没有牵挂，改造无从谈起。帮他找回身份，确认他是谁，找到他的来处，是稳定他情绪、引导他改造、最终确保他顺利回归社会的关键第一步，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

然而，起点之低超乎想象，驻地公安机关的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多次进行人脸比对，结果如石沉大海；“网上追逃”信息库也查无此人。他是否冒用了他人身份？是否是流窜作案的惯犯？甚至是否存在更复杂的隐情？重重疑云笼罩在民警心头。

唯一的突破口，只剩下刘某某口中那些模糊的地理记忆——“江西”、“大坑”、“XX村”。监狱狱政科民警成了“人肉地图搜索器”，他们伏案在电子地图和行政区划资料中反复查找，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名称完全匹配、且有显著“大坑”地貌特征的村落。致电江西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后，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该区域历经多次行政区划调整，模糊记忆中的地名可能与现实存在偏差，但有一个叫“某某”的乡镇，其地理特征与刘某某的描述最为接近。

希望的火苗虽微弱，监狱决定全力一搏。2021年1月，一份盖有吴家洼监狱公章、详细描述刘某某特征及自述信息的协查函，连同他的照片，寄往了该乡镇派出所。时值春节临近，在外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当地派出所民警利用这一人口聚集的黄金期，将刘某某的信息打印成告示，在疑似村落密集张贴；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特别是询问村中的老人，是否有三十多年前失踪的男孩信息符合描述。然而，一个月的排查如大海捞针，没有一户人家能对上号。第一次身份核查，遭遇了冰冷的失败。

第二重山：血缘的谜团——DNA震荡下的亲情冰火

就在监狱考虑是否要派出专人远赴江西实地走访时，转机竟以另一种方式降临。监狱在当地协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乡村邻里间口口相传。一位姓刘的村民听到后，急忙赶到派出所，神情激动地说：“这描述的，太像我三十年前走丢的堂弟了！”

堂哥（化名刘强）鼓起勇气拨通了吴家洼监狱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急切和难以置信的震颤。在民警的引导下，一个被尘封多年的悲剧逐渐清晰：

刘某某，约1980年出生，幼年丧父，母亲患有严重的智力障碍，后改嫁他乡。年幼的他被托付给伯父（即刘强的父亲）抚养。大约在1989年，年仅9岁的刘某某因琐事与堂兄姐发生激烈争执，倔强又敏感的他负气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家里人像疯了一样找他，广东、福建、上海，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 张强声音哽咽。得知堂弟可能还活着且在监狱服刑，亲人们悲喜交杂，纷纷表示渴望尽快见面认亲。

柳暗花明的消息让监狱上下精神一振。但多年的职业素养告诉民警，必须严谨再严谨。在宜春市司法局的协调下，宜春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为刘某某和张强父亲、以及后来找到的母亲分别采集了血样进行DNA比对。

等待结果的日子充满期待。然而，当鉴定报告送达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鉴定报告显示刘某某与生母存在血缘关系。刘某某与其记忆中抚养他的“伯父”不存在生物学上的关系！也就是说，刘某某记忆中抚养他的“伯父”，很可能并非他的亲伯父！

这如同一盆冰水，瞬间浇熄了刚刚燃起的亲情火焰。血缘上的确认带来了巨大的伦理困惑和心理冲击。原本热情高涨的张强等堂兄姐们，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急剧的变化。当监狱教育科民警再次联系他们，沟通刘某某即将刑满释放、需要家属配合落户和安置帮教事宜时，电话那头的回应变得冰冷而决绝：“户口？不行！不能落到我们家！他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么多年没联系，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最直接的亲情链条，在DNA的冰冷结论前，猝然断裂，临释前的最后一道希望之光，似乎就此熄灭。

第三重山：归途的凶险——铺就一条有温度的重生之路

家属的断然拒绝，将刘某某推向了真正的悬崖边缘。没有身份、没有户籍，意味着他刑满释放后还是“黑户”，寸步难行。没有职业技能、性格偏执且有盗窃犯罪前科，在社会上生存的难度和重新犯罪的风险被无限放大，一个处置不当，六年的改造可能前功尽弃，社会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严峻的形势容不得丝毫犹豫。吴家洼监狱党委迅速决策，将刘某某的刑释衔接工作提升到最高优先级，成立了由监狱领导挂帅，狱政管理科、教育改造科、刑罚执行科、监区等多部门骨干组成的“刘某某刑释衔接工作专班”。一份详尽的《刘某某刑释衔接工作预案》紧急出台，要确保其在剩余刑期内的思想稳定和行为可控，杜绝因绝望引发的的各类事件。同时确保释放当日及后续交接过程的绝对平稳，防止脱管失控。也竭尽全力为其回归社会搭建基础平台，最大限度降低其再犯罪风险，保障社会安宁。

与此同时，一场更为复杂艰难的外部协调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监狱综治民警肩负重任，再次将沟通的焦点转向了刘某某的生母一方——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经过无数次电话沟通、政策解释、情理说服，反复强调刘某某的困境、监狱的努力以及其作为直系亲属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在监狱民警的不懈坚持和当地司法所的协助下，弟弟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最终勉强同意：允许刘某某刑满释放后将户口落在其母亲的户籍地址上（其母因智力障碍由该弟弟监护）。这为刘某某解决了最根本的身份问题，是回归社会的“通行证”。

然而，仅有户口是远远不够的。监狱深知，一个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人监管的刑释人员，随时可能滑向深渊。监狱主动出击，构建了“监狱-司法-公安-基层（村/居）”四方联动的安置帮教协作机制。监狱教育科负责人多次与宜春市司法局、公安局治安户政部门、目标乡镇政府及村委会进行视频会议和电话磋商，最终敲定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无缝衔接：释放当日，由监狱民警将其押送回原籍。确保途中安全，直接与当地司法所对接。户籍落地：当地公安机关承诺，在收到监狱提供的完备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为刘某某完成落户手续。临时安置：村委会负责在其落户后，立即为其协调解决临时过渡性住房（如村集体闲置房屋或协助其租赁廉价民房）。生活保障：当地司法所和村委会协助其尽快申请办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就业帮扶：司法所负责在其稳定后，根据技能培训情况，积极联系辖区内企业，争取为其匹配适合的就业岗位（如汽修厂小工、养老院护工等），并提供必要的就业指导和岗前培训。

在狱内，监区持续关注刘某某的动态。令人欣慰的是，在感受到民警实实在在的努力（如技能培训、生活指导）后，刘某某的改造态度有了积极转变。他不再像最初那样封闭和麻木，开始认真参加劳动和学习，因表现良好，他获得了减刑奖励，于2025年8月提前刑满释放。

破茧时刻：从“无处安放”到“落地生根”的千里护送

释放当日监狱派出由两名经验丰富的科职领导和一名熟悉其情况的专职综治民警组成的三人小组，全程护送刘某某返回千里之外的江西。警车上，这位45岁的“中年人”显得格外沉默和拘谨，长时间蜷缩在后座，怔怔地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六年的牢狱生涯和之前数十年的漂泊，在他瘦削的脸庞和布满老茧的双手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途中，在民警温和的引导下，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9岁离家后的恐惧与饥饿，睡桥洞的寒冷，在工地扛水泥的艰辛，做清洁工的卑微……“太饿了，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偷点吃的、偷点钱……”他摩挲着粗糙的手掌，声音低沉沙哑，充满了无奈和悔恨。七千多元在监狱劳动所得的积蓄，是他此刻唯一的“资产”和微弱的底气。

抵达宜春市目标乡镇，与当地司法局、派出所、村委会完成正式交接。监狱民警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回归礼包”——里面是新购置的换洗衣物、洗漱用品、一些方便食品，然而，温馨的场面很快被现实的压力冲淡。

闻讯赶来的堂哥刘强和几位堂姐，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他们打量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亲人，血缘的迷思、多年的隔阂、对未来的担忧交织在一起。疑虑不加掩饰：

“DNA那个结果……到底怎么算？他到底和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这么多年在外面，谁知道他变成什么样了？以后还会不会再……”“住家里肯定不行。我们各家都有老小。生活费我们可以凑一点，但住一起不行，担不起这个责任。”

家人明确的拒绝，让刘某某眼中刚刚燃起的一点微光迅速黯淡下去。他沉默地蹲在司法所院子外的花坛边，习惯性地用力抠着手上厚厚的老茧，眼神重新变得浑浊而迷茫。更雪上加霜的是，司法局工作人员悄悄告知监狱民警：之前联系好愿意接收他做学徒的一家小型汽修厂，因老板临时变卦（可能得知其刑释人员身份及家庭态度后产生顾虑）而拒绝接收。

所有的精心准备在这一刻似乎濒临崩塌。刚刚“落地”，又面临“无处可去、无工可做”的窘境。当晚，乡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监狱护送小组、镇司法所王所长、派出所负责人、村支书围坐在一起，召开紧急协调会。气氛凝重，但没人轻言放弃。

住：“他有七千多块钱，当务之急是找个落脚点。”。“村里有没有闲置的、能简单住人的房子？租金便宜点的？” 办公室副主任张盼盼提议。村支书当场拍板：“有！村头有间老屋空着，简单收拾一下就能住，每年500块，我跟房东说！另外，安排个热心的村民，带他一周，认认路，买买东西，教教他怎么在村里生活！”

工：“工作的事，我再想办法！镇上有几家汽修厂、摩托车修理铺，我一家家去问！”当地司法所王所长态度坚决。监狱民警也说明刘某某在狱内参加汽修培训情况。

当村支书将临时住房和工作正在落实的消息告诉蹲在门外的刘某某时，他猛地抬起头，黯淡的眼神里爆发出一种近乎灼热的光亮：“真的？有地方住？能学修车？……我愿意！非常想学！不给钱也行！有口饭吃就行！” 生存的本能和对技能的渴望，在这一刻强烈地迸发出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温情转折发生在次日清晨。当监狱民警准备告别时，发现刘某某从头到脚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衣服——虽然款式普通，但干净合身。“堂姐一大早送来的，说是给我换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拉了拉衣角，脸上露出一丝久违的腼腆。这份来自血缘亲情的、迟到了三十余年的微小善意，像一道微光，穿透了厚重的阴霾。

临别时刻，刘某某紧紧握住监狱民警的手，嘴唇哆嗦着，泪水终于控制不住地滚落下来，反复呢喃着：“谢谢警官！谢谢你们！……”他不再佝偻着背，而是用力地、甚至有些笨拙地挥舞着手臂，目送着载有监狱民警的车子远去。那个在晨曦中用力挥手的身影，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双重三无”刑释人员，而是一个终于“落地”、即将努力“生根”的、新生的“人”。

制度之暖：大墙内外的生命接力

刘某某的重生之路，是上海监狱系统近年来持续深化刑释衔接工作机制、破解特殊人群回归难题的一个缩影，也是“平安上海”、“法治上海”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末梢的生动实践。“双重三无人员”是罪犯改造与回归社会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他们往往像断了线的风筝，社会危险性极高。监狱的刑释衔接机制，核心在于‘主动排查、科学评估、内外联动、精准施策’。”

“每一个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是多部门、多环节协同作战的结果。”“它体现了‘惩治犯罪’与‘创造新生’的辩证统一，是将‘以人为本’、‘修复性司法’理念贯穿于刑罚执行全过程的必然要求。做好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挽救一个个体，更在于有效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为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建设夯实根基。”

从双重“三无”的绝境深渊，到身份落地、住所暂安、工作有望、亲情微暖的转机，刘某某的归途充满了荆棘，也浸润着以专业、责任和温度织就的守护之网。这条路，丈量着法律的刚性与权威，更深刻诠释着司法文明的深度与温度——它不仅要惩戒迷失的罪与错，更要执着地唤醒蒙尘的生和命，为那些被遗忘、被边缘化的灵魂，在荆棘丛中劈开一条通向光明和尊严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