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作者序：游牧者的历史丨后浪历史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回响在每个人的记忆中。西方的历史学者们、中国或波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记述使他们的形象广为人知。他们，伟大的野蛮人，现身于文明的历史之中，在几年之间突然将罗马世界、伊朗世界和中国世界的文明变为一堆废墟。他们的降临、他们的动机以及他们的消失似乎都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历史学家们采用了与古代文学著作中相似的结论，将他们视作是上帝降下的灾难，他们被派来对古老的文明施以惩罚。

然而，人类一直都是自然之子，被自然所定义，由环境所塑造，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草原创造出这些体格矮小而敦实的人，长期生活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的他们是不可驯服的。高原上的烈风、严寒酷暑塑造了他们的面孔：眼型细长、颧骨突出、汗毛稀少，也坚硬了他们的体魄。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游牧经济的需求使他们与定居人民发生了关系——有时是怯懦的借贷，有时则是充斥着屠杀的掠夺。

我们无知地认为，三四个来自亚洲的伟大游牧领袖出人意料地撕裂了西方的历史格局不过是一种例外。他们之中有三个人取得了这一惊人的成就，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但还有多少阿提拉或成吉思汗并没有成功，他们只成功地建立了限于亚洲领土四分之一的帝国：从西伯利亚到黄河，或从阿尔泰到波斯，尽管这仍旧算得上是一场创举，但他们远远称不上世界的征服者。我愿回溯历史，以印在本书封面上的三位伟大人物的事迹为主导，向你们介绍这些伟大的野蛮人，他们在长达十个世纪的时期中奔驰于中国边界与西方边界之间。

在此，我们必须明确野蛮人的定义。在古典世界中，各种民族被其邻居定义为野蛮人。凯尔特人曾经长时期地被罗马人看作是野蛮人，日耳曼人被高卢人，斯拉夫世界被日耳曼世界，中国南部也曾长期地被黄河流域的原始中国居民看作是野蛮人的国度。但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地理条件同样适宜于农耕，生活在这些地区的野蛮人将逐渐融入农耕生活，以至于到中世纪晚期，几乎整个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达到了相同的物质文明阶段。

不过，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场同化，即沿着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伸展的一片辽阔地带—草原地带。它从中国东北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它的北部边缘为西伯利亚森林所延伸。在草原上，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活动，居民们被永远限制在游牧的生活方式之中。这些人类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方式。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他们还停留于马格德琳文化阶段，以打猎为生。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存的“保留地”，这当然不是说在那里居住的人民在品质上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而是因为那些人类曾经长期停留于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生存条件中。

当亚洲其余地区已步入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草原人民仍停滞于畜牧阶段，这一差异是造就历史剧变的重要因素。毗邻的各族之间产生了时代的位移。以公元前 2 世纪时的生活方式生存的人民在与公元 12 世纪时的人民共存。只要从蒙古高原下行到北京，从吉尔吉斯草原往上走到伊斯法罕，就可以看到这两类不同的人民。二者之间粗暴的切断引发了严重的灾祸。对中国、伊朗、欧洲的定居人民而言，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蛮人，自己应当用一些彰显自身威仪的仪式去恫吓他们，用一些“玻璃珠子”或封号去哄骗他们，让他们远离定居人民耕种的土地。至于游牧民，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干旱的时节里，那些贫苦的突厥—蒙古游牧民从缺少草料的草原上向外流亡，从一个涸水点到另一个涸水点，直至到达农田的边缘—北直隶或乌浒河外地的门户，在那里他们惊愕地观赏定居人民的文明奇迹—丰富的收获，满是谷物的乡村，豪华的都市。这种奇迹，或者确切一点说，这种奇迹的秘密，即在建立这些人类蜂窝时耗费的艰苦劳动是不可能为匈奴人所知晓的。他们被定居文明的富庶引诱，他们就像一匹狼（恰如匈奴人的“图腾”），从雪地里走近了农庄，因为他们瞧见了篱墙后面的猎物。千年来他们对于定居文明的反作用便是突然的侵入、掠夺，以及带着战利品逃亡。

从事畜牧与狩猎活动的人民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民持续共存，日趋富裕的农业社会在看到和接触了停留在畜牧生活、由于干旱而遭遇可怕的饥荒危机的草原人民时，双方在极显著的经济对比之上又加上了极其残酷的社会对比。或者说，原本人文地理上的差异变成了社会问题。定居人民与游牧人民之间的情感类似于近代城市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情感。农业社会，无论它是位于华北肥沃的黄土地带，或是位于伊朗的果菜园地，或是位于基辅丰饶的黑土地带，总是被一片贫瘠的牧场区域所包围，而这些区域的气候条件时常是很可怕的，在那里十年之中总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萎黄，牲畜要死亡，人也随之饿毙。

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地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加之，这些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突厥人或蒙古人来自一个智慧、沉着、乐于实践的族群，他们被环境的艰苦现实所锻炼，自然便养成了统率众人的才能。当（通常是陷入颓靡的）定居人民的社会秩序因冲击而崩溃之时，游牧民便会进入城市，在最初的屠杀结束之后，便是毫不费力地取代他们的手下败将——定居世界的统治者。他们大胆地登上极其尊贵的皇位，成为中国的天子，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罗姆的苏丹。他们适应环境，在北京成为半个汉人，在伊斯法罕或剌夷成为半个波斯人。

命运是否就此定格，草原与城市最终将走向和解？答案是否定的。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仍旧发挥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或波斯化了的可汗们没有因为当地人民们的反抗而被循序渐进或猝不及防地排除出权力中心的话，那么他们治下的边境仍旧会出现新的部落。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正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只会将他们的远亲看作是一个富裕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将效仿他们的远亲，再一次冒险行动、重蹈覆辙。

这种冒险行动常常是成功的，同一段旋律在一千三百年间（从匈奴人刘聪入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复鸣奏。这是因为什么？在这整个时代，虽然游牧民在物质文明方面很是落后，但他们在军事上保持着极大的先进优势。他们是骑射手。他们以优秀的射手组成了非常灵活的骑兵队。这种专门“武器”使他们在定居人民面前保持着优越性，犹如近代欧洲的炮兵部队保证了他们对其余世界的优越性一样。毫无疑问，汉人或伊朗人并不是没尝到这种“武器”的甜头。在公元前4世纪时，赵国军队就改变了他们的服饰以适应于骑兵作战。至于伊朗，从帕提亚人时起他们就知晓由奔驰的骑士们射出的飞矢的滋味。但无论是汉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不能够在这方面与蒙古人相比。蒙古人幼时就会追逐于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的野鹿，习惯于隐蔽且长期的埋伏，掌握着捕捉猎物的种种诡计，这些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所向无敌。但他们很少选择与敌人正面对峙，相反，他们在出人意料地攻击敌人之后即刻逃走，然后再次出现，接着猛烈追敌，但不会被敌人牵制；他们将敌人围困，使其精疲力竭，最后才给予疲劳得像难以逃脱的猎物般的敌人以致命一击。蒙古骑兵队的机动性营造出他们无处不在的假象，在成吉思汗麾下两位有名的战略家哲别和速不台的手中，它变成了一把充满技术性的武器。柏朗嘉宾与卢布鲁克曾目睹蒙古骑兵的战术，他们的记载很好地表明了这种战术的绝对优越性。方阵与军团已然湮灭于历史，因为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系统性的创作产物，依附于马其顿与罗马的政治组织，它们如同所有的国家一样，建立、存在并最终灭亡。而草原上的骑射手在欧亚大陆上的统治长达 13 个世纪，因为他们是自然的创造物，是饥饿与惨苦的产物。骑射是游牧人民在饥馑年代中不致灭亡的唯一手段。我们应该记住，成吉思汗能够在人生末年终于实现世界征服，首先是因为他这个被遗弃在克鲁伦河草场上的孤儿能够和他的弟弟拙赤·合撒儿（意为“老虎”）一起每天猎取到充足的野生动物，而不致饿死。

骑射手忽然地出现、射击、逃跑，在古代和中世纪，骑兵的射击有别于定点射击，在那个时代中，它的效力和破坏性几乎与今天炮兵部队的射击相等。为什么这种优越性不复存在？为什么 16 世纪后游牧人民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武器”？正是因为定居人民开始使用炮兵对抗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定居人民获得了一种人为的优越地位，推翻了彼此间维持数千年的关系。正是凭借炮击，伊凡三世驱散了金帐汗国末期的继承者，而清朝皇帝康熙慑服了准噶尔，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时期的终止做出了标记，是第一次，但也是永久的，军事技术改变了态势，文明比野蛮更为强大。在几小时之间，游牧民族传统的优越性成了恍若幻影的过去。

在 1807 年的战场上，亚历山大一世还在幻想用卡尔梅克骑射手来抵御拿破仑，但他们的表现好像是马格德琳时期的猎手们那样过时。然而，此时距离骑射手不再是世界的征服者，仅仅过去了三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