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话：ADC药物优化妇科肿瘤治疗的实践价值与全球协作路径|2025 C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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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大高个

据全球癌症统计相关报告显示，全球女性癌症发病率呈持续攀升趋势，其中乳腺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与疾病负担尤为突出。在这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如何突破传统化疗、靶向治疗的疗效瓶颈，优化治疗策略以改善患者预后，已成为全球妇科肿瘤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2025年9月10日至14日，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在山东济南顺利举行。其中，国际妇科肿瘤领域权威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琼森综合癌症中心的Gottfried E.Konecny教授，在全体大会发表题为“新型抗体偶联药物（ADC）在女性癌症中的研发：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回归实验室”的专题演讲，从全球视角为女性癌症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ADC作为当前抗肿瘤领域的“明星疗法”，凭借“精准靶向+高效杀伤”的优势，已在实体瘤治疗中展现出显著临床价值，其临床转化应用也成为本届CSCO大会国际专家热议的焦点。针对ADC在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女性恶性肿瘤中的转化突破路径等关键问题，Gottfried E.Konecny教授结合其大会演讲核心观点与国际前沿研究经验，在医学界【名医话名泉】访谈栏目中给出了权威解读。

临床转化经验：助力妇科肿瘤治疗“武器库”扩容

Q1：在CSCO大会演讲中，您提出“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回归实验室”的研发循环理念。能否详细分享您及团队的临床转化经验？这对全球妇科肿瘤学者而言，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我们已经看到妇科肿瘤学领域涌现出多项新进展，尤其是ADC类药物，目前已有多种正在研发中。近期已有三种ADC药物获批准用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索米妥昔单抗、T-DXd、维替索妥尤单抗。这是我们初步积累的临床经验，而接下来还将有20至25种不同ADC药物陆续进入研究阶段。

我们可以从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协助其他ADC药物取得成功，从而切实扩展我们治疗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段。我的研究思路是，回顾对现有的ADC药物认知，重点关注其在疗效、安全性上的优势与不足，并将这些问题带回实验室，深入探究如何改进和优化ADC药物，以尽量减少在研发过程中可能失败的候选药物。

“精准靶向+低毒长效”重塑女性癌症治疗格局

Q2：我们知道ADC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创新药物形式。在妇科肿瘤的治疗中，您认为这种新型药物相较于传统治疗方法，最大的优势和突破点在哪里？它将如何改变妇科癌症患者的治疗格局？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ADC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实现“化疗有效载荷向癌细胞的精准递送”，通过特异性抗体与癌细胞表面靶抗原结合，将具有强细胞毒性的有效载荷定向输送至病灶，同时最大程度避开正常细胞，这是其相较于传统疗法的核心优势。基于我的临床经验，ADC药物允许我们对患者实施长达20、30甚至40个周期的治疗，而传统化疗通常因毒性积累，如神经病变、细胞毒性、指甲改变或黏膜炎症等，在6-8个周期后便难以继续。这表明ADC提供了一种更安全、耐受性更优的慢性给药策略，从而为治疗带来全新可能。

但目前尚无“完美ADC”，部分ADC因靶抗原低表达、有效载荷活性不足等问题，未能达到预期疗效。未来需通过优化药物设计，进一步提升ADC的“靶向性”与“杀伤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对女性癌症治疗格局的重塑。

研发优化方向：从“第一代”到“下一代”

Q3：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回到实验室”的循环过程。根据目前ADC在妇科肿瘤临床应用和探索，您认为这一领域的ADC药物的研究进展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目前临床上所采用的以第一代ADC为主，其靶点多为相对成熟的受体，如叶酸受体α、TROP2等。然而，近年来涌现出更多具有亚型选择性的新靶点，例如CLDN6、B7-H4和B7-H3等，它们在某些癌症亚型中表现出更高的特异性。与此同时，更多新型有效载荷也正处于积极研发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ADC中所采用的某些有效载荷已有20至40年的历史，其机制相对传统。因此，ADC药物仍存在广阔的优化空间，包括提高药物向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的递送效率、优化连接子技术以及开发更精准的释放机制等。例如，在靶向叶酸受体的ADC中，第二代药物在毒性控制方面显著优于第一代，早期临床数据也提示其疗效可能更优。总体而言，ADC技术平台仍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有望通过多方面的改进进一步提升其治疗指数。

“数据共享+资源共建”推动全球女性癌症治疗进步

Q4：您来到中国参加CSCO大会对于促进中外妇科肿瘤学术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您认为未来双方应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妇科肿瘤治疗技术的发展，为全球妇科癌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呢？

Gottfried E.Konecny教授：

通过参与国际多中心试验，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各国正面临许多共同的医疗挑战。无论是在欧洲、北美还是中国，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和宫颈癌的治疗均存在诸多难题，亟需全球协作下的解决方案。我特别致力于推动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的科研合作。我们各方都拥有全球顶尖的研究人才和先进的临床研究基础设施，中国也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医院和临床医生。然而，要进一步推动进展，我们仍需加强数据共享、简化国际试验流程，并促进生物标志物样本的资源共享。

目前，现行监管框架中存在诸多限制与审批延迟，若能在这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将极大促进国际合作的实际推进。当然，一切有效合作都始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信任。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促进监管和行政环境的优化，从而加速新药研发和临床转化进程。鉴于中国在临床研究领域的巨大潜力与雄厚基础，此类国际合作尤其值得期待。

专家简介

Gottfried E. Konecny 教授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
  

• 血液肿瘤科与妇科肿瘤科内科及妇产科教授
  

• 领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妇科肿瘤内科项目，并负责转化肿瘤学研究实验室的妇科肿瘤药物开发项目
  

• 欧洲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曾担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项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卵巢癌临床试验规划组联合主席，并是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卵巢癌共识专家组成员
  

• 研究方向：包括卵巢癌、子宫癌和宫颈癌的药物研发与新型疗法，以及临床试验设计

责任编辑：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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