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爱、有知识、也有资源的家庭，孩子还会厌学休学？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日益严峻。《2022-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抑郁症患者中在校学生占比高达50%，41%的学生曾因抑郁症休学。

2022年起，出版过“梁庄三部曲”的作家梁鸿开始走入休学青少年群体，在3年时间里接触了许多因为心理或情绪问题而休学的孩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学校和治疗机构，最后写成《要有光》一书。上百个小时的长谈之后，梁鸿发现，在这个“成功”定义被极度窄化的社会，“升学至上”的氛围无形又清晰地流动在孩子身边，持续施压，而家长的爱与孩子的需求之间常常存在错位，相互难以抵达对方的内心。梁鸿觉得，这些看起来暂时失衡的家庭，只是这个社会最先的提问者，生病的孩子也不是等待修复的“患者”，而是承载社会矛盾的神经末梢。

口述｜梁鸿记者｜吴淑斌

无形的墙

《要有光》关注的是休学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这个话题看起来和我之前写过的“梁庄”系列好像千差万别，但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激情的产物，跟我的内在情感发生了关联。我写梁庄，是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特别想回到村庄去看看，对那片大地上生活的人非常感兴趣，随着调研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村庄、村庄上的人和我是一体的，他们触动了我许多情感。

梁鸿新书《要有光》

我很少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去创作，而是我内心有巨大的触动，它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相一致，我才有巨大的探索能量。

《要有光》和我生命的另一个阶段相一致，触动给我的是作为母亲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迷茫和痛苦。孩子在慢慢长大，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比如孩子不高兴、回避父母、总是把门关着。尽管我是一个博士，好像有很多知识，但在养育孩子、如何对待孩子方面一无所知，也找不到模板。当我和很多家长一块交流时，就发现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那些迷茫、痛苦、有精神心理疾病的孩子特别多，他们很恐惧上学，一坐到教室里就会发抖、麻木、呕吐，有的人只能断断续续上学，或者干脆休学在家。

后来，我到北京的精神专科医院去过很多次。在医院候诊大厅里，我观察到，孩子占候诊病人的60%~70%——这个比例和后来医生告诉我的差不多。很多孩子穿着校服，看完病后他们还要继续去学校；还有一些孩子是从外地来的，父母走在前面拉着手提箱，孩子默默跟在身后。很明显，孩子都还不到18岁。我还采访过一个女孩，她初三休学一年，上高中后也一直需要吃药。她是住校生，一开始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生怕别人知道她在吃药。高一入学一个月后，她发现宿舍里六个女孩子，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精神、情绪问题。

我想去探讨，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会厌学休学？为什么他们身上存在这么激烈的冲突？一开始我的目光更多放在孩子身上，慢慢地延伸到对家庭、学校、整个社会的观察。

作家梁鸿

在书里，我记录了滨海、北京、丹县三个城市。北京海淀区是我唯一没有匿名的地点。我写了三个普通的海淀家庭，他们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能正常地供得起孩子上补习班；家长都是从小地方考上去的，有很高的智商、情商，对孩子也有极高的期待。这三个家庭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有快乐教育，也有“鸡娃”竞赛，但因为父母难以理解孩子真正的需求，几个孩子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和厌学情况，有孩子已经休学两年了。

在滨海，我找到了一个补习班，是一个面向休学、厌学孩子的小空间。老板叫阿叔，他有一丝“侠客”气质，对孩子很包容，愿意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自在的环境，哪怕是那些让学校、家长很头疼的孩子。家长们也会到补习班来交流经验和想法，家长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性。

丹县的情况出乎我的意料。我去到一个县城乡镇的卫生院，精神科里几十个病人，居然超过一半是未成年人。乡村里的孩子和大城市有点不同，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面临复杂的家庭情况：经济压力、父母的不信任、传统思想束缚等等。也有一些农村父母会尽力把孩子送到县城里的超级中学——这是他们能为孩子做的最好选择了。超级中学极为严酷的环境压抑着孩子们，他们所有时间都被压榨，吃饭、洗澡要跑着去，途中要继续背书，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很多人都有痔疮，孩子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忍受着如此“酷刑”。

书里描述的所有场景，我全都在现场。这些孩子和家长我是第一次认识，但最后他们都信任我，愿意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我有耐心，不是高高在上的态度，我不是只待两三天，为了拿到一些材料、录音就离开，而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和他们一起吃饭、开会、探讨问题。孩子们能感受到我的真心实意，他们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中间也会给我送自己烘焙的蛋糕、插花，最后我得到的材料就很丰富。

《少年的你》剧照

采访中，我感觉到父母与孩子之间仿佛有一堵难以突破的墙。这些孩子都是非常鲜活的生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朝气蓬勃。但他们回忆起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和创伤，比如被霸凌、自残、朋友的离开，以及来自家庭里父母的伤害时，那几乎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大人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许多伤害来自最亲近的父母，但父母对此并不自知。一种情况是，父母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给孩子造成压力。我在滨海的采访时，有一个女孩子的父母关系不好，她家的格局变得很奇怪：女孩住在带书桌、书架，面积最大的主卧，爸爸住在有小双人床的客房，妈妈在客厅逼仄的角落里一张单人沙发床，终日晒不到太阳。她的妈妈总是在不自觉地强调自己受苦的角色，同时更严格地督促女儿学习，而爸爸仿佛置身事外。还有另一个女孩的父母离异，她曾经遭受母亲严重的暴力，看起来起因大多是她的学习问题，但其实母亲是借殴打她来发泄对丈夫的不满。

另外一个层面是，孩子的时间被安排得严丝合缝，不允许有一点闲暇：周末排满各种补习班，从一个补习班转到另外一个补习班，路上40分钟车程里，他还要听一段英语。家长很骄傲，觉得时间一点都没浪费，即使孩子去世界各地旅游了，还要每个地方都写一篇游记。我觉得这对孩子的自由精神是一种伤害，人必须有时间的自由，才可能有创造性。但现在孩子想玩耍，想亲近自然，想有一点时间发呆都很困难。

家长在学习上对孩子的成绩也是永远不满足的：你明明可以拿到100分，为什么只拿到98分？为什么这几个题不能再认真点？我们很容易忽略，孩子也是一个人，是人就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完美。

错位的爱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当遇到孩子的问题，大人会说，“你看，都是惯的，让他受受苦就好了。”真不是这么简单，孩子休学是个系统的问题，需要我们仔细去分析，而不是一句“惯的”就把事情涵盖了。

父母和孩子肯定尝试过对话，但彼此总是交流不到点子上，这堵无形的墙就越来越高。父母经常会说，“我给你吃、给你喝，全身心照顾你，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他们不理解，孩子在想什么？这条路明明就是好的，孩子为什么不努力，不按这条路走？

《隐身的名字》剧照

要知道，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中社会，两代人的生活场景和观念完全不同。父母这代人觉得，能够吃饱穿暖，有个好工作，就很满足了。但孩子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是吃饱穿暖的，他们能接触到的信息量非常大，有些孩子的智慧远远超出想象。他们开始探索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有很多孩子会去思考“我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种与父辈的文化断裂，常常使青少年感到不被理解和共情。如果父母不能去理解孩子在想什么，就难以触摸孩子的内心，双方永远是错位的。

我在书里记录了海淀妈妈陈清画和她的孩子吴用的故事。吴用对数学很有兴趣，沉浸在思考数学难题的过程中，自己还提前钻研大学数学知识。按照陈清画的规划，吴用可以靠数学竞赛拿奖，有很大概率上清华北大，为此她想了很多办法，放下身段去求人，花大价钱把吴用塞进名师辅导班，苦口婆心劝吴用好好准备竞赛。但吴用并不“领情”，他喜欢的是思考，讨厌刷题和应试考试。在学校里，吴用的成绩中等，还被老师嘲讽“整天捧着本大学的书”。后来，吴用得了严重焦虑、抑郁症，不愿意上学。陈清画只好每天早上小心翼翼地叫他起床，期待吴用这天能到学校，延续“清华北大”的可能性，又一次次为吴用的拒绝而流泪。

后来，吴用和妈妈陈清画有一次彻夜长谈。他告诉母亲，“我当时要的是学习，而不是上学。我只有在纯粹的学习状态中才能获取某种安宁，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我的整个生存是基于学习的热情存在的。但你觉得这违背了实际生存规则，那样没有未来。你让我那样学习，我觉得我当时死了就行。”这就是一种矛盾：家长把爱、知识、资源全都投入进去，只为让孩子回到学校，走一条规则中的路。这恰恰成为孩子痛苦的来源，他的所有渴求和探索都被压抑住了，处在巨大的挣扎中。

《年少日记》剧照

这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种错位，当十五六岁的孩子希望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在压抑他。

其实，家长也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陈清画的朋友、另一位海淀妈妈文莉奉行的是快乐教育，她要求孩子李风努力学习，但并不样“卷”。李风上的是直升类学校，没有升学压力，文莉也从来不报周末补习班，每天放学后，李风写完作业就能和朋友们一起玩。但最后的结果是，李风高中时也休学在家。李风告诉我，“在学校里，只有20%的人是能被关注的。”也就是说，只有学习成绩好的那一小撮人是被重视、被看见的。孩子很敏感，这种成绩至上的氛围每天清晰地在他的周边流动着，这很残酷，他在学校里能时刻感觉到自己的不重要性，最后慢慢走向厌学。

吴用对文莉“快乐教育”有一句点评，“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资源托底，卷有卷的道理，否则会承担非常大的风险。”

这句话很无奈：卷也不是，不卷也不是，我们处在了一个复杂的环境里。这个时代对成功有一种迷信和窄化，认为成功就是小孩考上好大学、有好工作、能到一个更高的阶层。于是，成功道路和社会价值取向就变得非常窄。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你如果考得不好，就去上大专院校，就去送外卖、送快递。”而不是认为，这些都是平等的职业，即使我学习不好，做这份工作同样有尊严和社会地位。这种观念传递给老师、家长、孩子，导致每个人都只能往“考上大学”这条路走，否则就是失败的。现在教育体制也在不断地想办法减压减负，但如果整个功利化的氛围不改变，个体就很难从局部里脱身。

作为高知，陈清画不是不知道吴用痛苦的点在哪里，但她只能按照另一套规则在要求孩子，因为社会现实告诉她，孩子不上学就注定要失败。还有另一位海淀妈妈，她的儿子能写出非常有思辨性的文章，但这并不是高考高分作文的模样，她只能要求孩子去仿写那些八股文。每个家长都不敢去“赌”，所以无论如何痛苦，母亲都要求孩子按照“规则”来，这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任务。

当我们自己都是割裂的状态，怎么要求孩子能健健康康呢？

父母的学习与信任

我在书里呈现了许多休学孩子的家庭，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但我并不是要否定父母对孩子的爱，而是在探讨父母到底该怎么样去爱孩子——一种对位的爱，真正对孩子有益的爱。

在吴用和妈妈的那场长谈里，他反复强调，“妈妈，你要学习。”他希望妈妈能理解他一直以来的追求，理解他在家中得不到情感共鸣和支持，“这个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大家各有各的轨迹，你非要认为有一种广泛的相同的社会规矩，这种观念会折磨你，折磨我，社会上每个人都在受折磨。”

你看，有时候，孩子的认知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父母。我们要看到孩子的变化，要意识到，这个受你供养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不会完全按照家长所设定的路线前进。这个时候家长如果还在用“吃饱穿暖、好好学习”的简单思维对待，一定会产生矛盾。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才能意识到他现在正在哪个生长阶段，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否则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年少日记》剧照

很多孩子拒绝和父母交流，却愿意在补习班敞开心扉和阿叔聊天。因为阿叔是局外人，能把青少年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人去看待。而家长更多沉浸在“我对你有恩”“为你好”的亲子关系里，没有把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去看待他的内在挣扎和诉求。在阿叔的家长会上，一位家长说，因为她停车离商场太远，孩子就不高兴了，她也发火了，最后两人不欢而散。阿叔又追问了许多，最后发现在开车去商场的一个小时车程里，孩子提起想上私立学校，家长不假思索地用一句敷衍的话就终结了话题，这才是她们闹矛盾的根源。而家长甚至不觉得这个是问题，她只是觉得，上私立学校的做法无益处，不需要和孩子解释那么多。

家长还是要给孩子信任，相信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力量。在丹县，有一个女孩娟娟和母亲之间有一场谈话，最终以娟娟崩溃结束。因为母亲认为娟娟是个有网瘾的孩子，是游戏导致她厌学。在娟娟表达自己只是想少量给游戏充钱时，母亲笃定地觉得，娟娟一定会沉溺其中，最终投入大量金钱。交谈中，母亲一直重复这句话，“你就是这样的！”如此一来，一切讨论都没有意义，因为母亲并不相信女儿的话，她已经有了结论，“你就是这样。”

不可否认，这个过程中家长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家长是成年人，不就是为孩子承担压力的吗？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丁点勇气去和社会规则做博弈？大的教育体制很难改变，但至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的一些言行，给孩子创造小的空间，一个避风港。否则，当孩子在学校已经面临很大压力的时候，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放松和保护，而是持续增压，家反而成为了一个施加风暴的地方。

我接触的休学孩子里，大多数孩子很愿意走出家门，回到学校，去跟更多孩子交往，这是人类的本性。他们把门关上，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只是因为内心有矛盾和痛苦，暂时打不开这扇门。吴用后来告诉妈妈，他休学在家时，“你只是看到我在打游戏，你对我的休学并不信任。你想什么，就只能看到我在做什么。”家长可以给孩子更多空间，让他们慢慢自我恢复，去解决自己内心的失衡，而不是说孩子稍微有点好转，就急着把他们送回学校，马上把辅导班全都安排上来了。

《小欢喜》剧照

还有一个现象是，整个采访过程中，大多数休学孩子家中的父亲是缺位的。写作时我努力搜寻了爸爸的形象，但发现真的没有找到，只好遵从现实了。为孩子奔走寻找各种教育资源，在家里照顾、鼓励休学孩子，都是母亲。一个滨海的女孩子说，她的父亲不愿意和她对话，因为父亲觉得一旦在对话中显示出自己的软弱，难以解决孩子、家庭面临的问题，就显得很软弱，不符合一个男人权威的形象。但孩子们是渴望父亲存在的，比如那个遭受过母亲严重暴力的女孩子会给父亲打电话求助，可惜她的父亲表现得很冷漠。吴用也告诉我，如果在他最挣扎的那段时间，“我爸爸也在，是不是会好一些。”

我一直强调这本书是非虚构文学作品。文学倾向于描述复杂性，要表达的是“不确定”，而非“确定”。在书里，我没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类似于“父母到底应该怎么做”“某件事情怎么处理更好”，当然，像在第一部分“滨海”中，阿叔经常会给一些具体的处理方案，但我更多地是为了探讨它。一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有许多，文学要描述的是背后的种种情形，让人们更多地去思考：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这么做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不仅能改善亲子关系，还能让家长重新审视和孩子相处中那些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行事方式。

我最后给书取名《要有光》，是想说，我们家长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到孩子身上，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而是要有自己的支撑，要自立，才有可能把光亮照到孩子的成长道路上。一位作家写了一句推荐语，我觉得很有道理，“要在公共视野内敞开和探索，探测隐疾”。孩子休学是一个社会公共问题，这些看起来暂时失衡的家庭，只是这个社会最先的提问者。我们不要被“耻感”所控制，要把问题放在光亮下敞开讨论，去反思如何应对，只有全社会都发声，才可能汇合成更大的力量。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