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我能派点用场吗?”1950年10月的傍晚,王季范在菊香书屋低声开口。木窗半掩,凉风卷着槐香,毛泽东抬头笑了,“九哥,职位我都给你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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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范比毛泽东年长九岁,因此被亲切地唤作“九哥”。两人早在湖南师范求学时就有往来:一个悄悄替贫寒生筹措学费,一个奔走宣传新思潮。1927年长沙分手后,烽火阻断通信,二十三年杳无音讯。直到1949年11月的一封亲笔信,才把这段亲情重新牵回北京。
信里没有一句客套,开篇就是一句湖南话的问候,外加一句“为国稼穑,尚缺耕牛”。王季范读后当即决定应招,辞去衡阳省立临时中学的校长职务。家人劝他:“年纪大了,别折腾。”他摆摆手,“人活一口气,总要有个交代。”
北上途中,他带了两口箱子:一箱书,一箱教案草稿。抵京那天是中秋,毛泽东在中南海门口等,大步迎上前,连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两人绕着紫薇花圃走了半圈,旧事一句未提,却都心知肚明:时代已变,人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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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东交民巷的寓所后,王季范把全部力气放在翻阅公报、调研民生上。可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客卿”,没有职责就没有根。于是出现了菊香书屋里的那句“润之,我能派点用场吗?”毛泽东爽朗回应:“政务院参事,是给你量身订做的。”
参事意味着审议条文、起草建议,还要跑基层。66岁的老人没有推辞,唯一条件是不搞迎来送往。周恩来考虑到他行动不便,派秘书提议配车,王季范婉拒。“国家刚起步,我走得动。”此后每个工作日,他都提前两小时出门,拄仗步行三公里到府右街。门卫劝他进来歇歇,他笑着摆手,“走路能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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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记录着他的第一份报告:《简化农村课税流程议议案》。行文平实,没有一句套话。周恩来批示:即办。半年后,湘西的验田手续由八道减为三道,乡镇财政成本下降两成。有人夸他“老骥伏枥”,他摇头,“我不过把当年讲台上的板书挪到纸面上。”
他的清贫更是出了名。午饭常年三道小菜:雪里红、冬笋、蒸蛋。不收礼、不宴客。一次同乡特意捎来腊肉,他只收下一把用糯米竹叶编的刷把,说是家里煮铁锅要用,其他统统退回。警卫员偷笑,“老先生缺的不是油水,是湖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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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起,王季范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组员,分管教师编制整合。有人担心他守旧,结果他主导的“普师先训后分”方案,让三十万名青年教师提前一年到岗。毛泽东看完简报后说,“九哥办事,爽利!”
进入六十年代,他体力明显滑坡。每逢中央会议必须赶场,他照旧早到,先在门口喝两口热茶,再撑着拐杖走进会场。一次夜归摔倒,警卫要报医务局,他挥手,“别声张,浪费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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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节,毛泽东请王季范一家吃家常菜,席间问:“想回南方透口气吗?”一句话点到心坎。翌日批示由国务院安排湖南及江西的实地调研。王季范带着孙辈返乡,列了长长的探访名单,转遍韶山、湘潭、衡阳。老弟子拉着他的手感慨,“先生回来了,书声又响了。”
回京后,他把调研所得一一分类:土地复垦、学龄儿童入学率、乡镇工副业比重。最后一页写着:“草拟事宜,望择要采行。”字体依旧端正,却比从前细瘦。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晚批改到凌晨两点,他靠着椅子睡着,笔还握在手里。
1972年7月3日,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毛泽东远在外地,闻讯令工作人员送花圈,绸带亲笔书“九哥千古”。仪式简单,没有过多悼词。家属整理遗物时,翻出一本旧账簿,上头记着他在政务院十二年间自付车马、邮资、印刷的细目,总额不算小。他在最后一页写了句湘方言:“读书做官,两手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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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九哥的一生没当过一天大员,却撑起了几代人的书桌。也有人说,他把“摆粉笔”的本分做到极致,才被时代推到了中央参事的位置。我更倾向第二种看法——国家的发动机需要复杂工程,但同样离不开一颗耐磨的螺丝。王季范,正是一颗不松动的螺丝,他自己知道,毛泽东也看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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