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南侨机工：死亡公路上的运输抗战

　　1939年2月至9月，先后有15批共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奋战在滇缅公路上。他们中牺牲、病逝和失踪的超过半数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严勇

　　1939年冬，南洋（明、清时期以来对东南亚一带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称呼）码头，海风裹挟着离别的愁绪。头发花白的老母亲紧紧抱住儿子，新婚的妻子拉着丈夫的手舍不得松开，眼角噙满泪水……此时此刻，一群来自南洋的热血儿郎正准备登船，驶向战火侵袭的祖国。

　　他们是一支特殊的抗日部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下称南侨机工）。他们的主战场是滇缅公路，武器就是手中的方向盘。抗战时期，南侨机工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念，将滚烫的爱国心化作护佑山河的蓬勃力量。

游客在云南省瑞丽市畹町镇参观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资料照片） 胡超摄 / 本刊

　　祖国呼唤

　　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重要港口基本沦陷，中国通过海上获取国际援助的通道被逐步切断。1938年，20万云南各族民众用简单工具开凿的滇缅公路通车，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

　　路通了，但危机未解——抗战物资输送迫在眉睫，国内急缺经验丰富的司机和修理人员。

　　1939年2月，爱国侨领陈嘉庚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精通驾驶和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

　　通告一经发出，南洋各地报名点人潮涌动。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间，但前来报名的人中，年纪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13岁。

　　临行前的合照定格了南侨机工当年的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领带整齐，发蜡锃亮……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毫不犹豫放弃海外优渥安逸的生活，奔向战火肆虐的祖国。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在本应阖家团圆的日子，第一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80人辞别亲人，从新加坡准备启程回国，被人们称为“八十先锋队”。欢送会上，陈嘉庚勉励大家：“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服务的，一定要坚持到底。”

　　随后，南侨机工经越南海防登陆，转乘滇越铁路抵达云南昆明。

　　“家是我所恋，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这是一位南侨女机工辞别父母时写的一封信。她叫白雪娇，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教师。当父母看到这封信时，她已加入南侨机工，登上回国的船。前方是战事告急的祖国，身后是来不及道别的父母双亲，白雪娇在两难中作出人生的重要抉择——回国支援抗战。

　　白雪娇是瞒着父母报名的。报名时，她把名字改成“施夏圭”。施是母亲的姓，夏是华夏，圭谐音“归”。临行前，她写下家书，并特意嘱咐同事，务必在她出发后再将此信寄给父母。

　　家书在报纸刊登后轰动整个槟城，激励了一批又一批海外华侨青年回国支援抗战。

　　在新加坡做生意的广东潮州人张智源也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日军大举入侵我国，华侨机工虽然身居海外，但皆怀有赤子之心。”

　　在新加坡一家英国汽车公司担任要职的高级技术人才王文松，第二批回国。他放弃二百多叻币（折合国币七百多元）的高薪，在告别老母亲、妻子和3个孩子后，带领十多个同伴和全套汽车修理工具和机器回国。

　　据统计，1939年2月至9月，先后有15批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他们中有人瞒报年龄，有人不会驾驶临时借车苦练，有人女扮男装，更有人抛家舍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快回到祖国支援抗战。

　　死亡公路

　　正式上岗前，南侨机工需在昆明接受为期两到三个月的军事化训练。

　　回国前，这批会开车的青年几乎都是在平原地区和城市里行驶。而他们即将奔赴的滇缅公路，崎岖险峻，山高坡陡弯急，对驾车技术的要求相当高。因此要在昆明周边的盘山公路上开车，开展适应性训练。

　　除了必要的军事技能，南侨机工还进行了一场应对日军轰炸的特别训练：双手匍匐在地上，撑住身体，确保胸口离地有5到10厘米距离。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日军飞机轰炸时可以保护自己，不至于让内脏受到冲击。

　　训练结束后，南侨机工便火速赶赴滇缅公路沿线，投入到运输抗战中：会驾驶的担任卡车司机，负责运输物资；懂维修的驻扎在沿线主要车站和修理厂，负责车辆维护保障。从昆明到缅甸，驾车单程需七八天。南侨机工以方向盘为武器，以货车为掩体，在敌机轰炸下持续穿行。他们从缅甸运进汽油、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再把中国的桐油、矿产等运往海外，为战时中国提供宝贵支援。

　　每次出车，南侨机工几乎都是在跟死神赛跑。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四道“生死关”。

　　第一关是道路艰险关。在有名的险关老虎嘴，一面是水流湍急的怒江，一面是绝壁千仞的大山。加上路窄，行进途中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机工们往往带上一块厚木板，有需要就把它抽出来铺上，让一边轮子凭借支撑，勉强行进。

　　南侨机工王亚六曾眼看着战友连人带车从大包山山头冲出，坠入怒江大峡谷，只能停稳车鸣笛，呼唤着战友的名字，继续前行。

　　第二关是雨季关。由于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路面狭窄，坑洼坎坷，一到雨季，山路泥泞打滑，车子没法控制，轮胎转来转去不听使唤。有时候，前面车开着开着突然就掉进深山峡谷，消失了。张智源记录了1941年雨季的一场事故：“行至芒市途中，路边上侧突然塌方，当中一棵大树的主干不偏不歪地压在一辆车的驾驶室上……一位侨工驾驶员壮烈牺牲。”

　　第三关是瘴疟关。滇西至缅北一带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很多南侨机工回忆，疟疾像无形的魔鬼，专挑疲惫体弱的战友下手。据当时媒体报道，驾车驶至芒市、遮放一带，遭遇恶性疟疾流行，平均每日死亡约七八人。

　　机工吴再春在运输途中不幸感染疟疾，又遇上暴雨，卡车深陷泥潭。为守护好车上满载的军需物资，吴再春没有走出驾驶室寻求帮助，最终牺牲。“他选择与物资和车辆共存亡，用生命践行了职责。”云南省档案馆档案专家殷俊燕说。

　　第四关是空袭关。为封锁滇缅公路，日军飞机常来空袭、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滇缅公路重开后，敌机的轰炸愈加频繁。但机工们毫不畏惧，拼了命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机工们没有枪炮还击，白天遇到敌机轰炸就找掩体躲避，到了晚上不敢开灯，只能摸黑前行。

　　南侨机工就是在这样恶劣艰险的环境里运输救国，从他们手上抢运回来的一批批抗战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被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南侨机工后人、张智源之子张云鹏说，这四道关是南侨机工自己总结出来的。其实还有一道关是生活艰难关，但他们对此绝口不提。

　　由于行车时间长、路况差、运载重，加上经常遭遇日军追击扫射甚至狂轰滥炸，车常常发生故障。除少数严重损坏外，绝大部分车辆需要就地紧急抢修。不论身处何种险境，车子一旦抛锚，机工就得迅速拿起工具包把它修好，及时保障车辆正常运转。

　　横跨澜沧江的功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多次遭敌人轰炸。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交通线，南侨机工与工程技术人员、当地民众一起，用几百只空油桶扎成简易浮船，上铺木板，搭建起长达数百米的浮桥，打破了日军“中国不可能在短期修复被炸桥梁”的断言。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初至1942年5月，在滇缅公路上，以南侨机工为主的庞大运输车队共运输抗战物资近50万吨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南侨机工用血肉之躯为抗战筑起“不沉的补给线”。

　　家破为国全

　　2015年，来自福建晋江的蔡氏四兄弟带着奶奶的遗像，来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前，给他们素未谋面的爷爷扫墓。他们把爷爷奶奶的遗像放到一起，一张白发苍苍，一张依旧少年。两人之间相隔了70多年，也是妻子苦盼丈夫回家的70多年。

　　新婚仅3个月，蔡长世就远赴南洋谋生，留下怀有身孕的妻子。此后数十年音讯全无，丈夫到底是生是死，妻子杨牡丹直到2009年临终前，还是没能等到丈夫的消息。

　　2014年一个从云南打到晋江的电话，揭开了蔡长世的下落：他是第六批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1941年运送抗战物资经过功果桥时，遭日军轰炸不幸遇难，年仅26岁。

　　自南侨机工踏上征程回国抗战的那一刻，团圆就成了一种奢求。

　　同样是在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今年82岁的叶晓东，20多年来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围着纪念碑转、擦拭碑文，以这样一种方式守候在父亲和父亲战友身边。

　　“我的父亲叫陈团圆，我没见过父亲，这里是我离他最近的地方。”叶晓东说。

　　1942年5月5日，日军化装成难民企图抢夺惠通桥，中国工兵发现后果断炸毁惠通桥。桥断后，一部分机工滞留在怒江以西的沦陷区。1944年，滞留在芒市的南侨机工陈团圆不愿出卖战友并为日军带路，在芒市法帕大水塘旁被日军活埋。

　　很长一段时间，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内，机工陈团圆的展板配着一个空白的相框，旁边放的是叶晓东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的战友们都说他长得像父亲，但叶晓东很想知道父亲的模样，一直苦苦寻找父亲生前的照片。

　　这一找就是20多年。直到2015年，南侨机工后人向纪念馆捐赠了一张80多年前蔴坡第三批机工回国服务队职员留影的照片。“突然就像是有人拍了一下我。”叶晓东隐隐觉得，合影中的某个人很可能就是父亲。

　　这张合照共有六人，其中四人已明确姓名等信息，仅有中间和后排右一身份不明。2019年经人脸识别技术分析，合影中的后排右一大概率就是陈团圆。随后，经档案资料比对，进一步确认照片上的人为陈传圆。

　　“在广东方言里，‘传’和‘团’发音差不多。”叶晓东说，父亲原名陈传圆，回国时应是改名陈团圆，或许就是希望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实现家国团圆。

　　但抗战远比他想象得艰难。1939年，陈团圆从新加坡来到云南，在运输物资过程中认识了芒市的傣族女孩郎玉宝并成家。惠通桥被炸毁后，陈团圆回到家中。1944年惨遭日军活埋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

　　两鬓斑白的叶晓东终于看到父亲的模样。他把照片捧在手心，哭得像个孩子。

　　据不完全统计，3200余名南侨机工中，牺牲、病逝和失踪的超过半数，幸存者部分在战后复员回到南洋，部分留下参与新中国建设。

　　“今天，我们纪念南侨机工，不只是回顾这段历史，更是在传承一种精神。他们跨越时空的信念始终提醒着我们，和平需要守护。”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夏玉清说。

　　烽烟散去，精神永存。如今，世上再无南侨机工，但他们“舍身而不顾，毁家而不怨”的故事将被世代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