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干脏活，白领受了多少内伤

脏，是一种逐渐渗透的感觉。

27岁的晓舟在南方某事业单位实习了近一年。领导劝她毕业后留下，说这是人人羡慕的“好工作”：稳定、体面，工资不低。但她心里很矛盾。

她的日常几乎被无休止的杂活填满——报销、跑签字、盖章、做出差方案、准备会议、发函，以及申请各类事前审批。有时光是确保会议室的台卡裁得工整，就能花去近半小时。

更棘手的是，这些任务往往随领导需求临时调整，又依赖他人配合推进。她的紧急事，在别人眼里常常排不上号。脏活，经常是一场消耗战。

来实习，本是想借机搜集博士论文资料，但晓舟在这里几乎没法展开任何与学术相关的写作。每天被琐事切割，等回到住处，脑子早已空转到发钝。

日常几乎被无休止的杂活填满/《同期的小樱》剧照

干脏活，是一种全身心的消耗。它不是单纯的辛苦，而是对着毫无意义的任务反复投入的痛感：复制粘贴的表格、反复的沟通、只为凑数的汇报，像慢慢压下来的石块，拖得人迈不出前进的腿。

既“孔乙己的长衫”之后，年轻人职业争议的另一个词——脏活，在近些时间也频繁被讨论。

它让人质疑：为什么劳动会变成这样？当脏活一件接一件时，它甚至像是一种“沉浸式体验”——时间与精力被彻底榨干，却换不来任何成就感。

如今，脏活就像一层薄雾，笼罩在几乎每个人的日常工作里。60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休斯提出“dirty work（脏活）”这个词时，也许没想到，它会在今天被不断翻新、延展，成为我们理解当代劳动的一面镜子。

每个人都带点脏

提到“脏活”，几乎每个打工人都有话要说。

豆瓣热门话题“你做过哪些伪工作？”吐槽最多的是“只有领导发言、没有重点”的会议。有人直言，非要在周末开的会，除了桌上一堆空矿泉水瓶和果皮，什么也没留下。

Reddit的“反工作”（r/antiwork）版块里中，国外网友讽刺“鞋子的图片在350像素宽度时离文字太近时，真会让地球停转吗？”

TikTok 上甚至衍生出“Pointless Meeting（无用的开会）”“Meetings Funny（会议槽点）”这样的热门标签……这些荒诞场景，已经成了职场里最普遍的自嘲。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但“脏活”一词最初并不是这个意思。

上世纪60年代，它指的是社会必需、却抬不起头的工作：矿工、屠夫、性工作者、狱警……体面的秩序，总要靠这些见不得光的劳动来维系。

后来，这个范围被拓宽：脏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社会关系上的，甚至是道德层面的。不变的是，劳动者既背负污名，又维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

进入21世纪，脏活并没有消失，只是看上去更“体面”：人工智能背后，日复一日清理着血腥与色情内容的数据审核员，长期面对衰老与死亡压力的养老院护工们，以及操控无人机，日渐麻木扭曲的军人。

这类脏活，实际上是把社会不愿直视的痛苦继续分派给底层劳动者。

进入21世纪，脏活并没有消失，只是看上去更“体面”/《人生切割术》剧照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2018）中则提出另一种切口：真正折磨人的，不是劳动的辛苦，而是劳动和意义的彻底脱节。

他称这些岗位为 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并归纳成五类：跑腿型，让别人显得重要却对自己毫无价值；补丁型，弥补系统漏洞却从不触及根源；打勾型，为了看上去合规而存在；打手型，纯粹用于对抗；监工型，制造层层管理和冗余汇报。

它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污秽”，却同样让人羞耻和空虚——劳动被消耗了，却毫无真实产出。

劳动被消耗了，却毫无真实产出/《请叫我总监》剧照

如果说脏活最初指的是“必要却不体面”的劳动，那么狗屁工作揭开的则是“毫无必要却不得不维持”的劳动。一个来自社会分工的阴影，一个源于制度的荒诞，但落在个人身上的感受却相似：做着自己都不认可的事。

而语言的模糊性，又让这两种经验逐渐重叠。“Dirty”既能指身体上的脏，也能指精神上的不光彩。于是，当人们抱怨无意义的会议或报告时，很自然就把它们也称作“脏活”。久而久之，这个词便完成了一次漂移——从少数人的污名，扩展成几乎所有人的荒诞日常。

繁殖

按常理，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逐步代谢掉“脏活”，让劳动更高效、更体面。可现实却并非如此：脏活没有逐渐消失，反而不断增殖。

很多职场打工人坐在电脑桌前时，都曾想过自己为什么填张表要走这么多流程。这些不算体力上的辛苦，却同样令人精疲力竭。

单调和无趣，并没有因为发展而消失，只是换了媒介。

在作家卡罗琳·比顿‌看来，知识经济并没有消灭单调，而只是把单调从重型机械转移到了数字技术：Excel表格、PPT模板、邮件链条。刺激不变，投入感就会迅速消退。

她说，这就像“水刑”：每一次重复都更加折磨，于是人们被迫降低参与度，用心不在焉来保护自己。所谓“白领体面”，其实同样充斥着重复、琐碎与意义的缺席。

所谓“白领体面”，同样充斥着重复、琐碎与意义的缺席/《今日宜加油》剧照

这让“体面”的概念变得暧昧。整洁的办公室与专业化的术语，并不能消解劳动的耗损，只是把它伪装起来。正如大卫·格雷伯所言，办公室往往是一种“表演性舞台”。

开会、写报告、处理文档，有时并不是为了产出真实价值，而是制造出“我们在努力工作”的象征性证明。

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处理脏活的方式，从来不是消灭，而是切割和转嫁。

记者埃亚尔·普雷斯在《 肮脏的工作：基本工作和美国不平等的隐性代价 》中提醒人们：养老院护工、无人机操作员、监狱看守，这些岗位看似体面甚至带着使命感，实际却要承受一种长期撕扯——在岗位要求与人性底线之间反复碰撞。

他把这种感受称为“道德伤害”：社会通过分工，把伦理上的痛苦外包给特定人群，用不平等来维系表面的正常运转。

《下一个素熙》剧照

但这种转嫁并不能真正隔绝脏活。办公室里的伪工作、工厂里的流水线、数字平台背后的隐形劳动，终究都在不断渗透，成为所有人的日常。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分工逻辑，本身就会制造新的脏活。社会学家芭芭拉·加森在研究办公室自动化时就发现，自动化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解放”，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分工的工具。

分工越细，任务越容易被拆解成碎片，每个人只负责其中一环。结果是，整体意义消失了，只剩下无休止的机械性重复。

另一方面，制度逻辑会让这些重复像模板一样不断复制。一旦某种形式化操作被管理层视为“有效”，它就会被推广到更多场景。KPI本是工业流水线的产量指标，如今却延伸到几乎所有行业。

更重要的是，虽然这些不断重复的工作，与个人的有效产出常常脱节，但对于组织来说，反复产出而形成的熟练螺丝，是保证整体效率的基础。

不断重复的工作，对组织来说是熟练螺丝/《未生》剧照

与此同时，外包机制也没有切断责任链。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很多脏活变得更加隐蔽，但这些外包岗位的低薪与不稳定，会反过来压低整个行业的标准，让更多人陷入不安全的处境。

在脏活还未全面渗透到窗明几净的商业大楼时，人们以为花钱就能让代价停留在“别人”的身上。

一个理想的社会要求社会所有人共同承担，但现实中的“我们”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整体：每个人都在默许，甚至依赖别人替自己承担痛苦。然而当制度继续下去，代价就会层层扩散，直到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

逃离

今天的职场主体，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前者正处在三十到四十岁的中坚阶段，后者则刚刚入场，带着不加掩饰的质疑精神。抱怨脏活，并不是 Z 世代的“反叛特权”，千禧一代同样有着自己的幻灭时刻。

千禧一代的经历尤其典型。成长在“努力就能向上”的叙事里，他们被教导要多学技能、多考证书、多加班，未来自然会更好。很多人确实照做了——他们没有想着去打破体系，而是相信自己能在体系里成为赢家。

可进入社会后，现实却接连反噬：金融危机让前景急转直下，工资停滞，住房成本高企，稳定岗位不断缩减，工会保护日渐式微。

千禧一代的幻灭并不是抽象的，它最直接地体现在那些职场脏活里。无休止的汇报、毫无意义的会议、深夜还在赶的PPT和表格——这些任务曾经被认为是“走向成功”的必要付出，如今却只是一再提醒他们：努力和回报早已脱节。

《未生》剧照

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在《我们为什么会精疲力竭》中，将倦怠称作千禧一代的特有状况：一种持续的“迟钝的疲惫感”，以及“仿佛把自己优化成了一台工作机器”的感觉。

她写道：“本该让人感觉轻松的事（比如休息、不工作）却让我觉得不好，因为我会为没有工作而感到内疚；而本该让人觉得糟糕的事（比如一直在工作）反而让我觉得安心，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才能算是走在成功的路上。”

更微妙的是，这一代人里存在着大量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曾真心相信：工作不仅是生计，还应该是“热情”和“自我价值”的出口。

相比之下，Z世代没有经历过那种“多劳多得”的“幻觉”，也不会自然地将人生意义全部寄托在工作上。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成人阶段。互联网的发展，也让他们在正式步入职场前就看清了上一代人的困境——加班、内卷、买不起房、工作无保障。

互联网的发展，让Z世代在正式步入职场前就看清了上一代人的困境/《横道世之介》剧照

带着更强的怀疑主义入场的Z世代，往往能更快识别出工作中的荒诞，用戏谑、吐槽甚至公开抵抗的方式把它揭露出来。

对他们而言，“脏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是无意义的会议、重复的汇报，还包括那些耗时费力但和KPI或个人发展毫不相关的临时任务，需要时刻防范给领导或同事擦屁股的可能性。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轻人对公司的价值导向或企业文化本身心存质疑时，哪怕是正常的工作事务，也会被笼统地称作“脏活”。

Z世代的敏感与功利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代际性格”。它更像是他们成长轨迹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

首先，他们进入职场的节点，正好碰上疫情冲击、全球就业市场收缩，以及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进入常态化。对这一代人来说，所谓“稳定职业路径”从一开始就很模糊。既然没有确定的未来，时间的投入就显得格外昂贵。

其次，教育和社会叙事的变化也深深影响了他们。千禧一代成长在“努力=上升”的故事里，哪怕幻灭，也曾经笃信过。而Z世代却是在“学历贬值”“阶层固化”的警告中长大，他们更早意识到：资历未必可靠，忠诚也未必换来保障。

于是，他们更愿意把工作视作一个“项目制”的任务——看它能不能带来明确的成果，而不是漫长地熬年头。

《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此外，破碎的工作制度，也使脏活成为“结构性日常”。临时性岗位、外包合同、KPI导向，让许多任务天生就是割裂的。最后留下的，往往是无产出、无积累、也难以被社会承认的碎片劳动。对年轻人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价值感的剥夺，也加剧了对可替代性的焦虑。

劳动，原本是一个带着尊严的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叙事里，它意味着创造、参与、改善生活。但在今天，许多人却不得不以“牛马”“吗喽”“社畜”自称，用自嘲来抵消日复一日的消耗。

Z 世代直接质疑工作本身的正当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劳动，而是因为他们渴望“真工作”——能带来成就、能被看见、能与组织形成共鸣。

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别赋予工作太多意义”的劝说，但当工作依旧占据着普通人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时，这种话术是一种悖论。若承认工作毫无意义，就等于承认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正在纯粹被浪费。

这正是脏活的真正痛感所在。它不仅意味着无聊与重复，更是对生命价值的稀释。最具生命力的年纪，Z世代的反叛是真切的，但路在何方，还没有答案。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 |贺一

编辑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