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备受关注的上海、北京两地相继公布了新一年度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至此,连同稍早前已发布的浙江、江苏两省,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常年位居全国前列的沪、京、浙、苏四大经济强省(市),其2025社保年度缴费基数调整工作均已尘埃落定。
一个显著的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素以经济活力强劲、居民“最能赚钱”著称的地区,其社保缴费基数的增长幅度,在今年普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温和态势,甚至可以说是“涨不动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增速的显著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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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象观察:富省社保增速显著收窄
纵观四地调整情况:
上海:2025年社保缴费基数上限为37302元/月,下限为7460元/月,较2024年标准仅上调1.03%。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上海连续第二年社保基数增幅徘徊在1%左右。回望2019至2023这五年间,其年均增速曾高达9%以上,反差巨大。
北京:紧随上海之后公布,其新基数涨幅同样微弱。
浙江与江苏:情况类似。尤其是江苏,其在2024年社保基数下限曾大幅上调8.6%,而2025年的增幅则骤降至约1.5%。
由于各地社保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通常是依据上年度本省(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简称“全口径社平工资”)的300%和60%来确定的。因此,社保基数增长的乏力,直接且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支撑其计算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其增长速度也大幅放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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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据印证:平均工资增长步入低区间
官方发布的数据充分证实了这一判断:
上海:据上海市人社局公布,该市2024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434元/月。与2023年的12307元/月相比,增长幅度仅为1.03%。
北京、浙江、江苏:三地2024年的全口径社平工资涨幅,亦均维持在2%以内。这与过去几年动辄7%、8%甚至更高的增速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与平均工资的“微涨”形成反差的是,2024年这些经济强省(市)的GDP实际增速却相当可观。上海GDP同比增长5%,北京增长5.2%,浙江增长5.5%,江苏更是实现了5.8%的高增长。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何职工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平均工资收入增速,会远低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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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深层探因:名义增速低迷与结构差异
造成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个关键因素常被忽略:
名义GDP增速滞后于实际增速:我们日常关注的GDP增长率(如上述5%、5.2%等)通常是“实际增速”,即扣除了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增长。然而,职工工资是名义收入,直接对比的是当期货币金额。
2024年,全国乃至多地普遍面临物价上涨乏力(即低通胀甚至局部通缩压力)的局面。这导致以现价计算的名义GDP增速显著低于实际GDP增速(例如全国名义GDP总量增长仅约4.3%,低于5%的实际增速)。
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增长在名义上也因此受到抑制,自然传导至职工工资增长乏力。工资看名义,GDP看实际,两者本就不是同一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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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单位(尤其中小企业)工资增长更缓:我国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两类单位:非私营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外企及规模以上民企)和私营单位(主要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微民营企业)。
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通常高于私营单位,但后者吸纳了更大量的就业人口。近两年,一个突出的趋势是: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非私营单位。
由于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占比大且其工资增速更低,整体上就显著拉低了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幅。可以说,占就业“大头”的中小民营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困难,是拖累整体平均数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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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策考量:平衡负担与保障的微妙之举
此外,还存在一种值得关注的政策考量视角:有意控制社保基数下限涨幅以减轻低收入群体负担。
对于月收入本身就不高的职工(尤其是在生活成本高昂的上海、北京等地,月薪3000-5000元的人群并不少见),他们的工资可能低于甚至远低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
如果社保基数下限大幅上调,意味着即使他们的实际工资没涨,每月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也会被动增加,直接减少其到手收入。因此,适度控制最低缴费基数的上涨,客观上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
有分析认为,相关部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可能在统计方法或参数设定上进行优化,力求更真实反映可用于社保缴费能力的工资水平,从而让基数下限的设定更贴合实际、涨幅更趋平稳。
当然,这只是一种基于政策效果反向推断的可能性,尚无确凿的官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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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时代背景: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与期待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组合作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便是沪京浙苏这样经济最发达、居民“最能赚钱”的省市,其职工平均工资和社保缴费基数的增长动能也已明显减弱。这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和较高工资涨幅的传统引擎(如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链),其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吸纳就业和提升收入的能力下降。
与此同时,以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动能虽然发展迅速,但其体量和对就业收入的整体带动效应,尚不足以完全弥补传统引擎放缓留下的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转型期的“阵痛”,表现为整体收入增速的阶段性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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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理解放缓,期待高质量增长
沪京浙苏四地社保基数“涨不动”的现象,其核心在于支撑它的职工平均工资收入增速显著放缓。
这背后,是名义GDP增长受制于物价低迷、私营单位(尤其中小企业)工资增长乏力等深层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包含着政策层面对减轻低收入群体社保缴费压力的考量。更深层次看,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经的调整阶段。
我们应当理性看待这一增速的变化。
它提醒我们,单纯追求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提升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培育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新动能,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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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面临收入增速放缓的挑战,但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和新兴产业的壮大,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稳健、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终将为包括广大工薪阶层在内的全体人民带来更加坚实和持续的收入增长基础。阵痛期终将过去,新的、更健康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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