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的天,阴得像压着一层铅。
田艳踩着细高跟,步履生风地走进省卫健委大楼。鞋跟敲击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孤高的声响,一如她此刻表面的镇定。
她刚坐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田艳同志,请你配合省纪委监委的调查。”声音冷得像冰,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
指尖一颤,话筒差点滑落,她下意识地攥紧,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短暂的沉默后,她稳住呼吸,吐出两个字:“好的。”
放下电话,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过去的几十年,仿佛在光影中交错。那个扎着马尾辫、背着帆布包的学生;那个穿着白大褂、细心为病人下针的医生;那个站在领奖台上、笑容灿烂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还有那个深夜坐在电脑前,分赃算账的女人。
1968年,田艳出生在贵州沿河的一个土家族村寨。
童年的记忆里,有稻田的清香,也有父母为学费奔走的背影。山道弯弯,她从小就知道,要改变命运,只有读书一条路。
1985年,她考上了贵阳中医学院。五年的大学生活,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室友们笑她是“书呆子”,她只是笑笑。她心里清楚,只有把本事学到手,才有机会走出大山。
1990年,22岁的她被分配到铜仁市中医院。那时的她,手法精准、耐心细致,老病号们都爱找她扎针。有人送她锦旗,有人悄悄塞鸡蛋,她总是婉拒:“治病救人是我该做的。”
2000年,命运给了她一个转折。
她被调去铜仁市卫生局任副局长。走进大楼,她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刚到任的她,几乎每天都在跑基层。有同事调侃:“田局,你一个女同志,这么拼命,图啥?”她抹一把额上的汗,笑得爽朗:“我姓田,天生不怕田埂路烂!”渐渐地,“田哥”这个绰号在单位里传开了。
2015年,田艳出任印江县委书记。
她确实曾想干一番事业。三年时间,她用走遍了全县203个贫困村,常坐在老乡家矮凳上,吃苞谷饭,笔记本里,记满了各村各寨吃水、行路、用电的难处。
在印江,除了“田书记”,田艳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田哥艳姐”:既是决策果敢、雷厉风行、轻伤不下火线的“田哥”,又是没有架子、爱护干部、愿和群众坐一条板凳的“艳姐”。
数年间,印江县引进资金超三百亿元,城乡面貌翻天覆地。
2021年,她戴上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奖章。站在领奖台上,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抵达了顶点。
顶点之后,便是下坡路。
她开始在扶贫项目中动手脚。虚报产量套取补贴,将中央拨付的重大传染病防控资金拆借给朋友的公司,收取高额利息。有人劝她:“这钱是救命钱,不能动。”她沉默片刻,低声说:“我会还的。”
可这些钱,再也没有回到该去的地方。
2023年,她调任省疾控局局长,又兼任省卫健委副主任。
权力更大了,胃口也更大了。
在疫苗采购中,她设置了“近三年承接省级疾控项目”等排他性条款,让一家与她关系密切的企业顺利中标。原本3元一支的流感疫苗,被抬到8.7元,5年套利高达1.2亿元。面对质疑者,她淡然道:“要尊重市场规律。”而私下里,她的隐秘账户收到一笔笔“分红”。
在实验室改造招标中,她故技重施,让指定企业拿下合同,自己收好处费。连人事任免,她也明码标价;谁想提拔,得先交“推荐费”。
她甚至隐瞒持有多家医药企业股份的事实,把监管对象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为掩盖罪行,她精心营造“务实清廉”的形象。朋友圈里,满是下乡调研、挑灯开会的内容,配文常是“不忘初心”“清者自清”。
4月17日,她在医院签约仪式上慷慨陈词:“医疗反腐要标本兼治!”台下掌声雷动。
几乎同时,她贴身口袋中的手机微微震动,一条到账的加密信息闪烁。她面不改色地抬头,目光扫过全场,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田艳的落马,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曾提携她的老领导杨慧、旧日下属肖洪、刘健等十余人接连被查,整个卫健系统陷入“塌方式腐败”。
2025年4月29日,纪委监委发布通报,田艳被查,旋即被免去一切职务。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苦心经营的双面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审讯室里,她低着头,声音轻得像耳语:“我曾经想当个好医生,好干部。”
调查人员问:“那你什么时候变了?”
她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当我发现,权力比银针更容易让人上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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