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董其武称绥远起义人员处境艰难，毛主席怒而拍桌：一定改

董其武将军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里比较特殊的一位，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都不在革命队伍中，解放战争还曾跟我军交过手。

不过，1949年9月他在还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于绥远率数万军民起义，为双方减少大量伤亡，也给仍在观望的国民党将领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考虑到他这也是为解放大业做出贡献，此后他一直得到重用，在1955年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对于自身的荣誉、待遇问题，董其武不怎么在乎，在授衔前他就多次申请只授中将，职务方面也希望能低就低。

但他很记挂一件事，即跟随自己起义的原绥远军政要员，大多处境比较艰难。他觉得是自己把这些人带上一条正确道路的，应该出手相助。所以在1956年，董其武借助入京“五一”庆祝活动的机会，向毛主席说及了相关事宜。

原本董其武带了不少信件，想让主席从中了解第一手的资料。但主席一句话就让董其武放宽心，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

那么，当初绥远起义的经过如何？那些起义人员最终又是如何安置的呢？

一、曲折的过程

要说董其武，傅作义必然是绕不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董都是傅的心腹。绥远属于傅作义的基本盘，当傅作义去往北平就职，绥远便交由董其武管辖，足见两人的关系。

1949年1月，傅作义选择起义，让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受战火，此举也标志着原来国民党华北“剿总”所辖的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及平津两市，仅剩绥远一地尚未解放。

傅作义对绥远的命运非常上心，去往西柏坡商谈时，特别提到了绥远问题。

毛主席也很大度，表示解放军暂不对绥远动武，让傅作义去慢慢做董其武的工作。同时我党派联络处过去，将各方民主人士统一起来，待时机成熟后，董其武再带领绥远和平起义。

这个做法能少流很多血，傅作义见我党如此让步，内心万分感激，一回北平就与董其武联络，让绥远尽可能地配合解放军改造。

此时战争局势已经明朗，董其武非顽固分子，很快与解放军达成协议：维持现状、划界驻军、平绥铁路通车、人民币在绥远全境流通使用、互派联络员等。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的起义，是顺从了人民的意愿”。这是在向绥远传递信号，给他昔日的旧部造成很大心理冲击。

同年6月中旬，解放军在绥远建立联络处，董其武很热情地接待安排，明确指示绥远军政人员要对解放军的工作予以配合。

董其武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是绥远的一把手；傅作义作为绥远军政官员的老长官，在绥远拥有巨大的威望。两人都想促成起义，看起来此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成。

可现实是，从1949年1月傅作义跟董其武商讨算起，到1949年9月正式接受改编，这个起义的过程拖了整整8个月，期间还有解放军代表被杀害。为何会如此困难呢？

答案在于绥远还有一批包括刘万春、鄂友三在内的军官想继续打，而当地最大的军头孙兰峰仍举棋不定。

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以自己的嫡系部队组建了国民党第11兵团，孙兰峰出任该兵团的司令。孙兰峰和董其武就相当于傅作义的左膀右臂，一个守着地盘，一个代掌军队。

11兵团被歼于张家口后，孙兰峰逃回了绥远。国民党出于分化瓦解的想法，委以孙兰峰第9兵团司令之职，宣布绥远的部队都编入第9兵团。此举实际就是解除董其武兵权，希望孙兰峰继续带队反抗。

孙兰峰才败于解放军之手，确实心有不甘。但他也清楚打肯定打不过，内心特别纠结，对起义事宜并不怎么配合。而刘万春、鄂友三等人在特务的蛊惑下，授意部队制造流血事件，想要倒逼孙兰峰动乱。

没多久解放军4名联络代表遭到残害，1死3伤。董其武心中有愧下令严查，但刘万春只是随意推出个替死鬼，未经审问就枪决了。此事让我方代表心中忌惮，联络处人员陆续撤离绥远，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

二、协调的结果

眼看绥远有兵戎相见的可能，傅作义急了，这些都是他的老部下，一条路走到黑的后果他很清楚。于是在得到中央同意后，傅作义于1949年8月25日飞抵绥远劝说，重点是把孙兰峰的思想给扭转过来。

傅作义跟董其武等一干将领分析了局势，大部分人还是看得明白的，孙兰峰却仍然没有表态。傅连忙与他单独商谈，分析完局势后又说了自己起义后这几个月得到的礼遇。良久，孙兰峰长叹一声，终是答应了下来。

军中最大的阻力消失，即便刘万春、鄂友三等人还想顽抗也无济于事。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宣布绥远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由董其武任司令员。

此后董其武一直尽心尽力为革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多次申请参战，终在1951年9月获得批准上前线抢救机场，为打破美国空军对朝鲜半岛的空域封锁作出了巨大贡献。

董其武的觉悟很高，后来一直得到重用。

因大陆地区没有重大战争任务，解放军陆续取消兵团建制，第23兵团缩编为第69军时，董其武继续担任军长。虽然职务看起来下降了，但毛主席特批他享受正兵团级别待遇。

1955年授衔前，董其武得知自己将被授予上将，专门给杨成武写信说自己起义前只是中将，如果能保留原职原衔，就已经十分感谢党和毛主席了。

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很感动，对杨成武说：董其武是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

一个做了什么，别人是看得到的，董其武真心转向革命，自然也能得到真心对待。但，跟随他起义的一些人就不一定了。

从上述起义过程中可以看出，有的人心里依然很别扭，他们即便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后续也是想找机会作乱的。

像刘万春和国民党特务一直有联系，多次搞小动作。鄂友三甚至让人暗害了军区派过去的17名政工干部。这些人事发后都得到了处罚，但他们影响到了整个起义人员群体的声誉。

建国初期有些运动比较左，部分没有参与过动乱事件的绥远起义人员也受到排斥，他们心里很憋屈，就给当初的引路人董其武写信诉苦，隐隐还有怀疑的意思。

董其武内心沉重，1956年5月13日，他趁着刚参加完“五一”活动还在北京的机会，带着信件去找毛主席。当主席询问来意时，董其武也很直接地表示有些起义人员过得不好。

听到这话，原本还在微笑的毛主席脸色瞬间凝重没，他深思片刻，严肃地说：“咱们的经是一本好经，就是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随后他愤怒地拍了桌子：“改！一定要改好！”

原本担心会挨批评的董其武，这才知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顿时松了口气，原本准备拿给主席看的信件，是多此一举了。

因为有主席的批示，绥远起义人员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