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前沿社会理论十讲》分享会——活在当下的思想

9月7日下午，《当代社会前沿理论十讲》新书分享会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举行。此次活动邀请到本书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作彧，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佳鹏，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朱雯琤展开对谈。

本文转载自“ 密涅瓦Minerva”公众号。

《当代前沿社会理论十讲》

郑作彧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密涅瓦准备了活动视频与文字记录，与各位一同回顾这场分享会。

《当代前沿社会理论十讲》新书分享会

——活在当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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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彧：

《当代前沿社会理论十讲》这本书前言很长，我几乎没见过有其他书的前言写得比我的前言更长。我这篇前言详细地说明了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以及用怎样的想法铺设架构。这本书还有一个特色是非常口语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我之前的译著《社会理论二十讲》的影响。我认为，如果教科书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就无法发挥传授知识的作用。而要能引起共鸣、传授知识，就必须尽可能写得口语化。

然而我发现社会理论要写成白话非常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理论本来就很深奥，不容易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然而不仅如此。不瞒各位，我在撰写过程中，很多时候自己都会忍不住想要直接引用原文，而且是比较晦涩的段落。但我在引用这些段落时惊觉到：我之所以想直接引用这些段落，并非因为这些段落好到值得全文照引，而是因为很多句子、理论我读不大懂、不太有把握。这时候引用原文，其实是因为我不想泄漏我读不懂的事实，所以刻意通过引用原文来展现“我可是读过如此晦涩的原文的人，你们要是没读过原典，没读到这句话，那你们就都没有我聪明”，用饱读诗书的权威掩盖自己的无知。有时候，理论教材的作者之所以会贴着理论原典的晦涩风格来写作，把明明应该帮助读者进行学习的教材写得比原典还难懂，很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并不真的弄懂这个理论，害怕自曝其短，所以才会用照搬原文词句的方式来规避责任。但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我一直提醒自己：我不能当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如果我不真的懂这个理论，如果我不能用大家都能懂的话告诉大家不懂的事，我就没有资格写这本教材。所以我严格要求自己，这本书必须写得口语、好懂。

不过，这么困难的理论我敢写得这么通俗，不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理论实力很有信心。相反，我常常都写得非常紧张。越是通俗的段落，背后往往越是我反复多方阅读与查证，努力确保我真的弄懂了这理论。写得通俗，不是因为我的自信心，而只是因为我的责任心。

但是要将复杂困难的理论描述得简洁明了，实际上还涉及许多复杂情况。例如有时一些理论概念非常凝练，如果将其展开，内容会非常庞杂，所以在有限的篇幅内我必须做出取舍。但要如何确定内容的剪裁不会裁到大动脉，不会错误删减到不能忽略的理论要素，这都需要复杂考量。

所以，把复杂深奥的理论写得深入浅出，其实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因为读者越是读得懂我在写什么，就越会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弄懂这些理论。这等于在向所有读者公开揭露我的学术实力。不是所有大学老师都有这样的勇气。幸运的是，我得到的反馈是读者们对我讲解的用字遣词以及白话风格非常接受，目前我也算是经受住了无数读者的检视。

不过我也知道，不是所有读者都觉得应把理论写得通俗易懂。很多读者偏爱晦涩的行文。尤其是，这本书是专门介绍当代前沿社会理论思想的，但是无论学者还是一般读者，有很多人认为当代前沿理论只是哗众取宠而肤浅的东西，只有晦涩的古典理论才是真正值得阅读的思想。我目前在社会学领域工作，在我自己看来，古典和前沿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但我感觉国内不少理论研究者多多少少有点“贵古贱今”的态度，更倾向做钻研古典文献的工作。我虽然是社会学家，但我这本书并不局限于社会学，而是涵盖整个社会理论，包括哲学、传播学、教育学、体育学、文学等。其中，哲学对社会理论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科，而就我所知哲学也多多少少同样有“古典解经”与“前沿创新”之间的张力。蓝江老师是国内知名的哲学家，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蓝江：

首先感谢作彧老师邀请我来参加对谈。我们在很多立场上相同，比如都希望理论向前发展，而不是停留在学院派对经典的反复细究。高校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受到诟病，哲学学院可能比社会学院更加保守，在学院教授西方哲学史一定是讲到黑格尔那里。后来有人编写现代西方哲学史，通常会在海德格尔那里停下，海德格尔20世纪70年代已经去世，后面的发展却基本不会讲到。在讨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时，节点是到阿尔都塞，后面不再继续讲解，教材体系就是如此。所以作彧老师做了一项很有价值且值得推广的工作，将大学学院派的教育向前发展，尽可能在理论层面接上当下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

昨天在先锋书店举办了另一场活动，汪民安老师《现代西方思想十三讲》的分享会。晚上我看到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暴露了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他对福柯研究的贡献不可磨灭，也不可否认。当时有福柯翻译小组，以北大为中心，包括李康、李猛等人专门翻译福柯的大量文献，目前还没有完全出版。后来汪民安老师编写了《福柯文选》三卷本，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一代学者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今天学者们面临的问题与汪老师他们当时面对的问题不同。我们需要思考今天在校的学生需要学习什么理论——什么样的哲学理论、社会理论、传播理论和政治理论。我们的教材落后于时代发展，需要向前推进。我也很想做这项工作，哲学理论实践已经向前推了很久了。

高校为什么要设立例如西方哲学史、现代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和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史这样的科目？任何思想史的展开，都需要有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可以将不同人物不同思想衔接起来，成为教材书写的动力，而且这个线索与古代和今天的内容彼此衔接，成为历史的精神线索。虽然我们强调它的作用是往前推，但其实这也是我们延续的血脉。西方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以及社会思想史都有一定的传承和血脉。因此我们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它们都有一些承袭自古代或者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些原创性的思想力量，这些思想力量会随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发生变化。有一种学习思想史的做法，是对某个原典进行字斟句酌的句读，句读当然很见老师的功底，也需要学生有一点的知识积累，如果不是这样，这种句读式的教学效果并不会太好。我经常告诉学生，我们做思想史的和哲学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比海德格尔更海德格尔，比马克思更马克思，或者比柏拉图更柏拉图，这样做在今天会失去面对现实的能力。仅仅读懂柏拉图在古希腊时期的原生语境中的文本，与面对今天当下的问题是两码事。当然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这是我们抓住的线索，古今之争，并不是我们拉一个古代人来与今天的情境来打架。

任何现代人都需要面对各种向我们敞开的场域和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用古代原理解决？这和学习数学相似，无论是欧几里得几何学还是牛顿力学，经典并不是100%正确的，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它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补充。我不相信柏拉图今天可以解决复杂的数字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他给我们智慧是足够的，他有一些闪光点，仍然是“譬如北斗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东西。

我们在阅读经典时，会沿着一条看不见的线索，与当今的社会理论家、哲学家、传播理论家、政治理论家以及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各方面进行对话。例如，当我阅读郑老师的这本书时，注意到他引入了许多新思想，这是传统社会理论教科书不曾具有的。他讲了布尔迪厄之后，又引入了博尔东斯基。另一个重要的是新唯物主义。在教材中引入新理论，可以填充古典教材所不具有的空白。

无论哲学、社会理论还是传播理论，我们都有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这是我们读古的重要契机。我们要从经典开始阅读，了解往圣们曾经讲过的内容，但不要拘泥于古书，如果你把自己锁定成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代言人，就容易失败。

今天的学子面临的问题是解决心中的困惑和新课题。我非常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发榜，今年入榜项目的特点是，不再局限于介绍思想家的思想，而是要善于去面对当今如何解决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问题。这也是广域互联网带来的问题，我们现在称之为“行星般的计算体系”，这是斯蒂格勒和拉图尔提出的概念。我们再次成为网络中的一分子，应该如何思考？以往的教材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推进。

上周维也纳美术学院的校长来访我们学校，他是美术学院的老师，但对新理论也非常关注。我们与他谈论基特勒。基特勒的理论不能被称为技术决定论，实际上应是媒介本体论。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切的行为、声音和图像都要被媒介中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留声机、电影与打字机》，我一直非常欣赏这本书。例如留声机，里面讲到，我们的声音是被物质中介的，你听到留声机的声音不是直接听到的，而是经过技术媒介的中介。海德格尔和尼采都谈过打字机的问题。尼采视力非常不好，后来快要瞎了，晚年有人送他一台意大利的打字机，他非常欣喜若狂，他感觉一个新世界已经来临了。电影，则是关于视觉层面的再现。我们最重要的感觉，书写、听觉和视觉已经被机械中介。我们以为仍然在直接地进行人和人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经过物质媒介与对方发生关系，至于物质媒介背后是不是真实的人已经不重要。

可以再次回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著名命题：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认为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交往、剥削关系或者平等友爱关系。然而我们忽略了，社会关系本身也包括人与各种事物的关系，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推广的理论。我看了郑老师这本书，其中有很大篇幅在讲像新唯物主义等其他内容。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即使不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或者传播理论，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新理论，对于思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非常重要。

作为哲学学者，我不是非常保守的学院派人物。我主张我的课程向前发展，要打破“守成”的舒适圈。哲学永远是开拓性的，触及我们不曾遇到的世界中的所有问题，我们永远是在荒野中学会思考。谢谢。

王佳鹏：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我认真阅读了这本书，有很多疑惑。首先，郑老师刚才提到在不同学科中对古今之争的看法。我从社会学“叛变”到新闻传播学，本硕博都读社会学，后来到新闻传播学院工作，对传播学的研究状况有了一些了解。在传播学中，我认为理论似乎不如在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中那么重要。即使就理论研究而言，与社会学甚至像哲学一样专门从事解经句读的人似乎也很少，因此新闻传播学可能比较求新，喜欢运用一些前沿的新理论和概念，分析最新的一些新现象。蓝老师和郑老师他们介绍的一些西方理论以及他们自己做的很多研究，在传播学专业就非常流行。

蓝老师提到很多传播学同学去学习他们的课程，这可能正体现了传播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危机。施拉姆在五六十年代讲到传播学是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学科。如果回顾下传播学，可以发现它的许多内容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然而在当下，它仍然希望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它需要不断关注新的现象、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例如蓝老师刚才提到媒介本体论，传播学的确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倾向于把传播学改成媒介学，这更有助于奠定传播学学科地位。

最后补充一点，我认为，我们都需要传承古典传统，同时开拓创新。之所以存在对立，很大程度上不是知识本身是对立的，而是从事学术的人，他们强调当下和古典的不同取向，因而造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假的对立。因此对于年轻同学而言，我认为不应该拘泥于一定要解读某个经典，或者一定要追求最前沿的东西，而是应该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疑惑和问题出发，无论是阅读前沿还是古典，都是通过古典和前沿的理论回应当下的问题，帮助我们思考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郑作彧：

王老师刚才提到，我们应该通过古典思想进入当代，了解当代问题。这一点与蓝老师殊途同归。然而，在社会学领域，存在一个问题：老师们希望学生通过古典或当代理论来衔接当代生活，但是学生不一定能“通得过”，容易被“卡住”。另外，学校的教学方式也有可能不符合学生的期待。朱老师对福柯非常专精，作为一名在东南大学社会学院教理论的老师，您在教书时是否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朱雯琤：

今天除了这本书，还有古今之争的话题。古今之争在教学中确实存在。我经常遇到学生会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老师，我们现在学习经典理论还有什么用？我们如何将这些理论与田野调查和研究结合？

我会观察到一些现象。第一种现象是我们在观察一个新现象时使用了一个老理论。例如我见到有学生在研究情感的社会成因时，会从亚里士多德入手做文献综述。我会认为中间似乎缺少了一些东西。另一种现象是使用新兴理论，并对其肆意使用。例如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两年的学生论文中我看到很多次对这个理论的借用，似乎我们可以用行动者网络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但是这样的理论是否真的匹配？同样我还注意到许多人都在使用福柯的监狱理论，研究现代社会、全景式场域社会以及经济数字平台。这些都很好，但理论和经验现象之间到底如何真正关联起来，实际上需要某种机制和机理。

这就像郑老师这本书中康奈尔提出的观点。我非常喜欢康奈尔关于南方理论的讨论和探讨理论为什么经典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她谈到了，为何在韦伯和马克思那个时代，一些学者虽未声名显赫，但他们的理论却能流传至今。相对而言，例如社会进化论的斯宾塞，尽管我们在社会思想史中还会谈到他的理论，但正如帕森斯所言，如今谁还会关注斯宾塞？之前的社会学大佬放到现在可能少有人问津，而那个时候比较边缘的理论，现在却可能备受关注。这是因为某些理论中蕴含着一种跨越古今的共同情感或共通性，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些理论的延续中找到共鸣。就像罗萨所提出的共鸣理论。我认为，寻找共鸣更是我们这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和教师们需要做的。

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郑老师无论是之前翻译的《社会理论二十讲》还是写的这本书，都对上理论课的老师非常友好。今天我在上课时也很头痛，该如何与学生讲卢曼？因为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和系统理论与当下有些格格不入，所以我也很困惑如何用简明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述这个领域的理论。现在这本书出版，我可以放心地告诉同学们都来看这本书，这样我的工作量就大大减少。作为教当代理论的老师，我非常感谢这本书的出现。我先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王佳鹏：

我看了一下，您在书中提到社会理论涉及范围很广，但好像主要讨论与社会学关系紧密的内容。但我感觉有一章讲述新唯物主义，其中涉及的那些人物既没有社会学背景，也不是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哲学家。我印象中您在书中有提到，会尽可能地关注与社会学相关的社会理论，因此我非常好奇您如何定位新唯物主义在社会学取向社会理论中的位置。

郑作彧：

我对这本书的定位并非社会学。我的定位是跨学科的社会理论。我和哲学、传播学、教育学等领域很多学者都有对话、有合作，合作中没有很多学科隔阂。我认为当下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会遇到的问题都应该收进来。只是我在讲述的立场或者历史的梳理上会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

有时候很多学生会疑惑，学好社会理论或者社会学是否需要先学好哲学。正如朱老师刚刚提到，社会学学院可能都会到亚里士多德那里钻研，或者有些学生可能也会担心自己写这个主题不是社会学，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主题集中在社会学上。我个人认为，首先，学科壁垒并不总是如此分明。我们在讨论某件事情时的确会与某些文献对话，这些文献会构成某种学术的社群和网络，而这种网络之间存在一些边界。例如传播学，对话对象可能首先是施拉姆，或者拉扎斯菲尔德，甚至可能是霍夫曼。社会学基本不会从那边谈论，可能谈论的就是帕森斯、韦伯这些人。哲学可能还会继续谈论黑格尔和康德。这牵涉到各学科的文献追溯的习惯。我这本书社会学立场的体现，是从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开始，但除此之外我并没有特别划定这本书的学科边界。另外，很多时候一些学者即使被当作社会学家谈论，他们也不真的是社会学家。例如福柯，即使社会学家也不会认为福柯真的是社会学家，但没有任何的社会学理论学习可以绕过福柯，福柯讨论的问题是社会学不可绕过的东西。

我为什么会特别讲新唯物主义？对物的研究至少从拉图尔开始，他对社会学越来越重要，朱老师也提到很多当下的学生特别喜欢谈拉图尔。我们今天面对被物包围，乃至被物威胁的情况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显著，虽然不一定更严重，但可能更容易被作为思考的主题。

从社会学立场来看，拉图尔的理论对社会学经验层面的物的研究的贡献并不多。相反，新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将拉图尔的研究推到更适合对社会学提供经验研究的维度，例如博拉德的能动实在论，讨论到B超孕检， B超孕检机器本身是由人制造的，却又回过头来影响人的本体。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食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构成的。在拉图尔那边，他只给我们一个idea，物也是有能动性的，但物的能动性应该如何变成研究主题，我认为新唯物主义更能够帮助我们。新唯物主义对社会学的影响的确越来越多，所以是要纳入进来的。新唯物主义渗透到社会学之后的事情，我没有再展开讨论，因为它正处于“直播”阶段，是值得大家去“打弹幕”的。它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值得大家关注和参与。我认为如果大家愿意一起参与，我邀请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其实这恰恰是我们可以“趁机”加入进来研究的领域。

总之，有的理论可能不那么社会学，但像福柯一样，是社会学无法绕过的，那么也应该收进来，当然是我的一些讲法。

朱雯琤：

我想问郑老师，在编写这本书时，你是否以特定偏好来撰写这本书？你选择了很多关于物的理论，也讲到了卢曼，似乎偏好跟系统和物打交道，更胜于人。

郑作彧：

谢谢，我突然有种被访谈的感觉。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与朱老师相反。我的朋友认为不必介绍那些不重要的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谈论实在论。问题在于我这本书最初定位为教材。如果定位为教材，那么我不能仅仅选择我喜欢、有兴趣的人讲，而是必须选择已经成为当代学界共同话语的理论，无论我是否喜欢，甚至不论我是否擅长。当然，如果我不擅长，那么我必须补课，变成我擅长的内容，才可以写。教材编写要让自己尽量没有偏好，我认为作为一个老师不能因为自己的偏好而剥夺学生概览当代理论的权利。虽然朱老师和其他一些意见都提到物，但是严格来说，物的理论在整本书中比重并没有那么大，可能只是比较“显眼”。我发现“显眼”有时候不是因为篇幅特别多，而是读者特别注意这个理论。事实上这本书真正关于物的理论只占了两讲，但实证主义也占了两讲，批判理论也占了两讲。的确很多读者因为特别喜欢关于物的理论，所以会特别把目光放在相关章节上。我现在的学生也有很多人在做物的研究。但我并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主要从事批判理论研究。

一方面我希望教科书尽可能全面，但这种全面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我挑选的主要标准，在于能否真正将它们串联起来，以及它们是不是学界当下的共同话语。如果它不至于成为共同话语，我就会将它排到后面。

另一方面我在写这本书时实际上还是有立场的。只是关乎这个立场我如何能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来，但又不要那么有诱导性。这本书很多方面我都在找平衡，希望将我的立场放进去，又没有诱导性。例如我的立场，像刚才提到，就是批判理论，而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对实证主义的批评而起的。因此，比如，这本书中我将分析社会学作为开头。其实在我的这本书编写中，呈现出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无数复合性的理由，而不仅仅是一个理由。我之所以将分析社会学排在最前面的章节，首先是因为它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理论，而且我们对美国比较熟悉。第二个理由是它对于当下的机制解释等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领域很重要。我认为这对于很多非理论研究者而言是比较容易进入的领域。第三个理由是，若我并未特别赞同一个理论，我会先将这个理论拿出来讲，这样我下一章就可以批评它。我之所以把分析社会学摆在最前面，是因为我后来想要特别用批判理论的视角去阐述这个东西有很多不足。

如果读者们认为它非常重要，那么摆在最前面说得通，如果读者们不认同它，那么排在最前也能够说得通，两边都能够说得通。实际上，我希望可以采取折中的做法，这大概是章节选取和编排的一个小小的用意。这点我在书里没有讲，因为我希望尽量所有诱导性的内容在书里都不要被呈现出来。我这本书有批判理论的立场，同时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顺着批判理论的立场看待所有当下的前沿理论，否则我编写一本教科书的意图就失败了。

蓝江：

我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撰写哲学史或思想史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刚刚入门，希望了解西方思想史，包括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等等。例如，在豆瓣上，有些人会列豆列，将众多人名罗列在一起，这是一种做法，因为他们希望了解思想史上的这么多人。

朱老师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思想史上有很多人，为什么郑老师只挑选这些人作为他十讲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历史上撰写哲学史，例如罗素撰写《西方哲学史》，黑格尔撰写《哲学史讲演录》，为什么会挑选出那些人物作为思想史或哲学史谱系的一部分？

这就是另一种思想史写法——学有所成，有自己的思想脉络，但不能直接表达，并非他们说不清楚，而是表达出来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他们根据思想史挑选出的作家进行排列，并在文本中传递自己想要表现的思想线索。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冯友兰高度概括了中国哲学史的整个脉络，这是他个人思维的一种表达。黑格尔撰写《哲学史讲演录》，这本书最终是对他逻辑学体系的概括。他会寻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哪些人符合这个体系，并将其阐述出来。这样，才能让后人认为后世的学者都应具有这样的哲学价值。

还有一个例子，虽然我们都知道哲学史上的康德，但康德的画像通常是错误的，会用到另一个人的画像，这个人实际上是雅各比。然而，关于雅各比，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他，他是一个带有神学哲学色彩、靠近天主教哲学的哲学家。这导致很多人因为一幅画像去研究雅各比的思想。实际上，像雅各比这样的思想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由于思想史会做减法，后世写作思想史的作者会裁剪掉那些不符合他们思想脉络的思想家，雅各比就是这样被裁剪掉的思想家，如果不是那幅错误的康德画像，我们或许都注意不到雅各比思想的存在，这些后世撰写的思想史，都只是思想史脉络中一个非常单薄的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单薄的思想史？恰恰是后世的作者，比如郑老师，通过这个脉络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串起来，这种串思想家的方式恰恰最能体现为什么只有这些思想家留在脉络中的理由。

回到朱老师的问题。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先生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历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为什么这么说？做加法和做减法的原因都是为了完成思想本身的连贯性。作彧老师将一个看似不太社会学的新唯物主义理论纳入其中，是因为他的谱系中有这一部分。

王佳鹏：

那我继续向郑老师请教我的另一个疑惑。一般社会学理论的书，书名都会加入“西方”两字。您的书名里没有写“西方”，但是书里很多内容，或许除了第九讲南方理论有一点走出西方的意思，总体上都是写西方的。请问您在起书名时，有没有考虑过写上“西方”或者不写上“西方”？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的？

郑作彧：

我想趁这次的机会瞎说一些大实话。我不放“西方”是因为我认为思想是人类的，没有东西方的差别。说这本书是“西方社会理论”并不成立，因为我也并没有介绍西班牙、比利时、墨西哥、希腊、巴西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选择的是当代国际上共通语言的理论，至于它从哪里来的，不是我考量的重点。

只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学的确没有成体系的理论大厦被国际学界当作共同话语来重视与讨论。我非常期待10年后、20年后，我们中国可以出现成为国际共同话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让我增订这本书的新版本时可以加入我们中国的社会理论家。我自己也正在努力成为这样一位社会理论家。然而要做到这件事，首先我们必须要有意识建立一套能够对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启发性甚至解释力的理论大厦。

朱雯琤：

我看了福柯六七十年代的课程讲稿，他谈到哲学话语有三个要素，我、现在和此地。但学者在撰写论文或者写书时，很多时候会避免使用“我”这个词。我听说有些期刊要求使用“笔者”“作者”或者“研究者”。虽然教材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当下的理论思潮，尽可能带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中立性，但是站在“此刻”，并且由“我”作为主体出发写出来的教材，肯定包含了对自己所关心的世界的思考。想和郑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郑作彧：

我在这本书中的确也考虑过“我”的位置。如果各位读者读过这本书，就知道这里面刻意放了很多“郑作彧”这三个字，这是几乎所有其他书中不会看到的。我有一个模板，你们一定都听过，就是周杰伦。我记得他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里面唱“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名字当歌词，但我觉得这好酷，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作为大学教授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是一群有个人官方网页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我们主体性条件。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有个人官方网页，终其一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人生如何度过。我最近有个体悟，就是，我们社会学家有责任帮社会大众讲出他们的人生故事。因为一个人在讲自己的人生故事时，这个人一定是故事中的主角。这也意味着，让一个人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是这个人能摆脱NPC身份、成为某个故事的主角，并因此获得主体性的机会。以此而言，我觉得我们南大社会学院的周晓虹老师组建团队在进行的口述史研究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但除此之外，任何社会学研究都应该要有“帮人们讲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苦难”的关怀，不论是口述史、还是任何一种研究都是如此。

当然，之所以学术论文好像不太习惯作者讲“我”，大多时候是因为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研究人员应该保持客观态度，不应把“我”带进去，否则会破坏客观性。不过当一个学者的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阶段时，如果没有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学者，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