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大地主刘文彩三姨太惨死街头，濒死前竟无留下一句遗言

“1949年10月，别想进去，太太吩咐了。”院门口的家丁冷冷挡住了凌君如。她愣在夜色里，手里提着一盏半灭的灯笼，烛光摇晃，把她脸上的粉痕照得七零八落。那一夜，刘文彩的灵柩停在成都文庙，她却被拒之门外。十二年后，她倒在宜宾一条破旧长街，再没机会与这座豪门说一句话。

1961年的冬末很冷。小旅店老板娘回忆，门口躺着的女人穿着褪色红毛衣，手背上满是针眼。她叫人去火车站找“受勋”那个名字的男子，却只见一个中年汉子匆匆背走了病人，很快又把病人遗弃在亲戚门口。当天黄昏，凌君如气若游丝，没有一句交代。当地派出所登记时，只写下“女，46岁，无业，死因：急性肿病”。

消息传到安仁镇，刘家已经人去楼空。老邻居叹了口气：“也算报应吧。”然而，若只用一个“报应”就概括她的人生，未免简单。翻出旧档案，时间线在1922年忽然亮起：那年刘文彩到宜宾督察禁烟，手里近卫班底二十多号人，年俸十万银元。与此同时，16岁的凌君如第一次登场。

她原姓张，父亲死于械斗，母亲改嫁给袍哥会成员凌友臣。养父吆喝着小旅馆，兼营烟馆，不到两年便把女儿送进风月场。凌君如能唱会跳，最擅长一曲《拨不断》，台下客人满堂彩。她知道自己在一条没得回头的路上，可她选了继续往前，因为只有往前才有银两。

刘文彩对她的好胜心一眼看穿。一次宴会，宜宾县征收局长曹荣光把她叫来作陪。席散，刘文彩留下了“以后我派人接你”的话。凌友臣闻讯，高兴得像捡到金元宝，几天之内替女儿办了新身份、新衣裳，连夜送进刘家在冠英街的新公馆。

公馆三层，沿城墙而建。在顶楼阳台，能俯瞰宜宾半城灯火。凌君如站在那里，第一次觉得自己像手握筹码的玩家。刘文彩把她当成掌中珍宝：法国香水、上海定制旗袍、一支价值五千银元的钻戒，说给就给。她还发现，越撒娇越有用，于是日日打牌、逛街，身后跟着四名随从。宜宾商会店员黄某说她银元成色不够，她便一句“砸了”，百货公司当晚关门，第二天赔礼还钱——这件事后来成了老城里茶馆长谈的笑料。

不过，刘家的族规不是笑话。1931年，刘氏叔侄与刘湘开战，刘文彩撤往安仁镇。大宅里老人对凌君如的“外室”身份颇多非议，偏偏她惯于繁华，对乡下生活一时受不住。几周后，她提出去成都。刘文彩心里有账：祖宗牌位要顾、三房六子的正室杨仲华也要安抚，凌君如只是锦上添花。经济学里叫“边际效用递减”，在大户人家亦如此。

凌君如敏锐地意识到，美色的保质期短，最牢的筹码是孩子。她已不能生育，便通过养父运作“借腹生子”。1940年前后，一张《蜀报》写下骇人标题：“刘文彩夫人一胎得三子，人间奇闻！”热闹背后是棉花肚、买通孕妇的暗箱操作。纸包不住火，刘文彩暴怒。那天晚上，冠英街公馆吵到后半夜，第二日凌晨一纸绝笔书摆在书房：“往后你我，各不相欠。”落款——凌君如。

她带着几十口皮箱离开宜宾，去了锦官城。此后的几年，她和川剧武丑王国仁出双入对，也试着学生意，开人力车行、茶铺。但老毛病改不了，鸦片沾上一次就难戒。刘文彩写信让她回安仁，她想了想，却在信封里塞了句：旅馆才是真正的自由。结果第二天，刘文彩亲自派人将她和三个男孩带回安仁，行李全部封箱。

再往后，是刘文彩的新宠王玉清；是二人签下的“从此各不相干”契约；是凌君如回到宗场乡下，每日躺在烟榻上，把时间烧成一圈圈黑灰。1949年，刘文彩因病死于成都，她想去灵堂，被杨仲华挡在门外。那一次，她没有哭，只是提着灯，转身走进夜色。

历史的步子很快，新中国成立，清匪镇反。凌友臣被击毙，凌家产业充公。凌君如没了依靠，只剩几件换不来饭钱的旧首饰。她在宜宾、成都之间流浪，靠替人缝洗衣裳换口吃的，又用为数不多的工钱买最劣质的鸦片。身体每况愈下，大脚浮肿，走不到半里就得歇。

1961年2月，一封求助信寄到宜宾。四弟受勋把她从火车站背走，放在亲戚家门口后离去。听街坊说，他只留下一句“我养不起她”。当天夜里，凌君如病死，身边找不到一张纸条。办案民警在口袋里翻出一枚断了角的钻戒，后来成了公安局库存物证。至此，这位昔日冠英街最耀眼的女子，在档案里化作一句“无遗言”。

她的故事止于1961年，但那盏摇晃的灯笼，隔着岁月仍晃动在寒风里，提醒后来人：富贵如烟，再浓也会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