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的破局与新生：4位顶尖古籍社掌门人跨越数十年的对话

来源：《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

本文内容丰富，可收藏后细细品读！

商务君按：从事古籍出版30多年，4位顶尖古籍社掌门人经历了古籍出版的发展变迁，他们如何看待这个行业？怎样带领团队在坚守中破局？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古籍出版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中，徐俊、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4位出版人，共话行业往事与未来，为出版从业者引路。

本书精选44篇文章，分“纪事”“记人”“亲历”“论书”“心得”5辑，收录四人“同题共答”，本文为书中“同题共答”（代序）的内容。

《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

作者：徐俊、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经历

戎默：4位老师都在古籍出版行业工作了30年以上，并都各自主持过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很长一段时间，见证了古籍出版行业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辉煌。请首先谈谈你们各自的工作经历，及从业以来难忘的事件与人物。

徐俊：我1983年暑期大学毕业即入职中华书局，因为我本科毕业就工作了，所以比三位仁兄都早。80年代进入出版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的起起落落，社会和行业变化之大，笼统地用当下出版业的视角看过去，其实已很难得到真切准确的认识。我入职之初的出版业基本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古籍出版发展滞后，即使到90年代初，我所在的中华书局还基本没有沾过市场经济的水。这就导致在后来被迫跳水的时候遇到的风浪险滩就更多，回想起来，虽然一直在同一个单位日复一日干着几乎同样的工作，但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还是林林总总一言难尽的。有幸的是在自己出版生涯的后半段，行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又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与同事、同道、同行一起，经历了古籍出版业和所在出版社恢复发展的阶段，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美好回忆。

从我的编辑经历来说，给我触动最大也最难忘的是1985年接手文学编辑室编务工作后，从书稿档案看到的周振甫先生《管锥编》审稿意见和王仲闻先生《全宋词》审稿记录，深感震撼。一方面让我对编辑工作有了真切的感知，另一方面让我对前辈编辑家以及书人书事有了持续关注的兴趣。从我经历的出版事件来说，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2006年11月26日《于丹论语心得》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刷新了我对传统文化读者需求的认识，让我们坚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出版探索的初心。

宫晓卫：我是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齐鲁书社的。当时这是一家新兴的地方古籍出版社，充满活力，声誉正隆，其传统文化出版方向符合我所学专业。于是在我毕业决心离开上海回山东时，选择了这家社。从此结缘出版。

我的古籍出版从业经历可从两方面说，一是编辑出版，一是与古籍出版行业平台的交集。

编辑出版的经历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一是1985年到1994年初，在齐鲁书社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室主任；二是1994年初到1997年初，任山东出版总社总编室副主任；三是1997年初到2015年3月，任齐鲁书社社长。

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时段，正赶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图书出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振荡期，出版开始尝试着向市场要效益。作为入行不久的新编辑，那股积极探索和倾力策划的劲，是迸发出来的工作状态，至今难忘。回想当年我在古典小说、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影印书等方面提出的选题创意和策划，进入市场的图书有过不俗的效益回馈，让自己有了一点编辑职业的自信。那时特别感念自己遇到了一些好同事，大家共同谋划，互相帮衬，很享受职业的快感。同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学振先生。

清楚记得自己曾作为本系统图书出版“两个效益奖”的得奖编辑代表登台发言，发言中有一节专门讲到出版社一个明白的领导对编辑成长的重要性，没有社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果断拍板，编辑提出再好的选题，也会胎死腹中。这里感慨和感谢的社领导是时任齐鲁书社社长陈学振。陈学振先生到齐鲁书社前是山东出版总社研究室主任，在齐鲁书社内部管理混乱之际，他临危受命任该社社长，挽危局于即倒。齐鲁书社古代小说标志性的出版物《明代四大奇书》、“小字本”，都是在他任上面世的。即便他升职离开齐鲁书社，还鼎力支持了《四库存目丛书》等重大项目在这里的出版。对这样懂行的老领导，我一直心存敬意。

我在山东出版总社总编室只工作了3年。因工作分工分管本系统的图书选题、图书质检和编辑培训，是个开扩眼界、加深理解出版的时段。从中得到的经验，反哺此后自己对一个出版社的驾驭，深感有益。

1997年我回齐鲁书社任社长，面临的是本社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危难局面，艰难程度远超以往，这在收入本集的多年前对我的那篇访谈里略有提及。难熬的日子刻骨铭心，好在我和我的团队用较短时间破解了困局。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好书，经济效益连年增长。到我离任，这个单位获得过一些图书大奖，出版形象端正，而且选题储备充实、利润稳定、资金充足，家业已称得上兴旺殷实。

另一方面是与古籍出版行业平台交集的经历，于我来说比较特殊，它几乎贯穿了自己整个出版职业生涯。下一节对答是谈“古工委”，就放在后面一并说吧。

高克勤：从业以来，有许多难忘的事与值得铭记的人，已经写了不少文章，这本书里也收入了一些文章，所以也不专门展开了，随文点到罢了。

1986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简称“上海古籍社”）工作。由于我读的是古代文学研究专业，读的书多为上海古籍社出版的，早就向往这家出版社，所以毕业时没有选择在高校任教，而是如愿来到上海古籍社做编辑。

按照上海古籍社培养新进编辑的惯例，安排我先进校对科实习半年，然后被分配在以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为主的第二编辑室做编辑。当时上海古籍社设5个编辑室，其中文学编辑室有3个，共有30多位编辑，这也显示出对古典文学的重视和古典文学专业编辑队伍的强大。第一编辑室以编辑出版古典文学典籍整理著作为主，第三编辑室以编辑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为主，还有历史、哲学各1个编辑室，各有10位上下的编辑。

进社20多年来，经手审阅、出版的书稿不下数百种，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主，并旁涉历史、哲学、宗教和文物收藏等，远远超出了自己大学时所学的专业范围。记得进社后审阅的第一部书稿是四川大学教授项楚先生的《敦煌文学丛考》，第一部编辑出版的图书是复旦大学教授陈允吉先生的《唐音佛教辨思录》。这两位先生都是当今的学术名家，而我担任责任编辑的这两部书稿均是他们的第一本论文集。当时室主任把这两部书稿交给我后就让我自己独立审阅并发稿，虽然这些论文均已发表过，但我也不敢懈怠，而是仔细核对引文，并在体例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浅见，得到了作者的认可。这两部著作后来分获全国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和国家教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作为新进编辑，我在编辑室长期兼任编务工作，直到1992年年底由新进编辑接任。编务是一项琐细的工作，负责编辑室发文、发稿的登记以及回复读者来信等事务。1993年1月，社进行科室调整，文学编辑室整合为一个编辑室，即第一编辑室，由李梦生任主任，王兴康和我任副主任。原第一编辑室主任赵昌平时已任副总编辑。李梦生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1981年入社工作。他对明清文学和中国古代小说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后调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社长。赵昌平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1982年入社工作。他对唐代文学有精湛的研究，1994年3月任总编辑直到2013年4月退休。他是上海古籍社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王兴康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1985年入社工作，2002年12月任社党委书记、社长。他善于策划运作重大出版项目，长于经营，为出版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与他长期在一个编辑室工作，先后继他出任第一编辑室主任和社党委书记、社长。王兴康后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他们三位都年长于我，都是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又擅于经营管理的杰出人才。在上海古籍社工作的前20多年间，我与他们三位长期共事，先后接受他们的领导，耳濡目染，领悟他们的出版理念和工作作风。

1997年3月，我任第一编辑室主任。2000年1月，我被任命为总编辑助理；同年12月任副总编辑。次年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挂职任版权管理处副处长近一年。2005年9月兼任副社长。在上海古籍社工作的前20多年间，我从编辑做起，直到担任副社长、副总编辑，管过出版社所有的生产经营部门，了解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

2009年12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调我出任上海远东出版社（简称“远东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当时的远东出版社管理比较粗放，经营亏损。我到任后，在集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社员工的支持下，经过3年多的努力，远东出版社扭亏为盈，职工收入有了接近1倍的增长。

2013年初，集团调我回上海古籍社主持工作。之后近10年间，我带领全社员工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守古籍出版专业，努力维养专业品牌，守正创新，踏实工作，出版社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社会效益有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是上海古籍社给我提供了成长和施展才能的平台，我也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和全部的才智奉献给了上海古籍社，将前辈传给我的接力棒完好地交给了下一棒。因此，在退休时可以无愧地说：我尽力了！

姜小青：我是1991年7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江苏省人事厅分配至江苏古籍出版社（简称“江苏古籍社”）工作的，之前是想考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博士的，也报了名，还给王先生写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记得王先生回信说，要准备好政治和英语，并寄了两份以前的英语试卷，后来由于个人原因，从济南赴上海考试途经老家镇江时提前下车，做了“逃兵”，工作以后见到王先生，一直没勇气再提这事。

到古籍出版单位工作，可以说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一开始先在文学编辑室做编辑，第一感觉就是在读书期间敬仰与慕名的许多大学者，都是我们编辑室的作者，如钱仲联、唐圭璋、程千帆、霍松林等先生，再看到编辑室主任吴小平、副主任卞岐与这些学术大家自如交往，不免心生羡慕，他们一位是姜书阁先生弟子，一位是卞孝萱先生哲嗣，有很好的师承和家学，20世纪80年代初，又都在《文学遗产》发表过论文，但到出版社以后，对编辑工作十分热爱，我便暗中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老师和榜样，他们对我更是多方面关照和提携。

后来我被调到出版社新组建的期刊编辑室，当时我社有4份期刊，两份自办：《古典文学知识》《民国春秋》，两份合作办刊《文学遗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合办）、《中国典籍与文化》（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研究工作委员会合办），我除担任《古典文学知识》《文学遗产》责任编辑，还负责《文学遗产》编务，主要是与文学所对接，这项工作使我对编辑工作又有了新认识，徐公持、吕薇芬、陶文鹏等编辑部老师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平等待人的谦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社科院大楼7楼，六七人挤在一间屋里办公，每次去，都见他们在安静审稿，讨论稿件也都心平气和，对我们出版社推荐的稿件，既尊重也讲原则，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封主编徐公持先生对出版社推荐稿的退稿信。他们对我这个30岁刚出头、对编辑业务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关照，李伊白老师不仅帮助订住处、返程票等，还自掏腰包请吃饭。这项工作持续了6年。

1997年，我进入出版社领导班子，任总编辑助理，2001年任副总编辑。2002年底，江苏古籍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2003年7月—2018年10月，我主持凤凰出版社工作，开始任命称作出版社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后来才任主持工作的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对于这15年，特别是前期工作，我不太愿意回首，有些事甚至不堪回首。前两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简称“凤凰集团”）总编辑徐海兄约我为他在《文艺报》主持的专栏写文章，推脱了几次，后来勉强写了一篇，就是收在这本集子中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凤凰出版社更名前后》，许多难忘甚至痛苦的经历并没有写，也没法写，文章发表时，徐海兄将文中的“不值得，不后悔”6个字作为题目，真深知我心。

我2018年底退居“二线”后，专任凤凰集团江苏文脉整理研究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江苏省重大文化工程《江苏文库》的出版工作，2021年5月退休后返聘，继续担任上述职务和工作，2024年5月返聘到期，虽然上级仍希望我继续接受返聘，但自感力不从心，故知所进退，彻底告别职场。

在30多年古籍出版职业生涯中，要说难忘的人和事，确实有很多，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出版社前两任社长高纪言先生、薛正兴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离、退休后，在没有任何名利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到生命的终点。高纪言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抱重病从医院到《中华大典·文学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最后一次审稿会现场、薛正兴先生在生命最后一天听我谈拟接受《子海》选题设想并予肯定和鼓励的场景，是我终身不会忘的，我时常会想，他们为什么如此，但真的没有答案。

戎默：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工委”），发轫于1986年齐鲁书社承办的全国古籍出版工作研讨会，于2008年正式成立。是全国古籍出版单位加强互相合作、交流行业信息、联合集体发声的行业协会，对国家的古籍出版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4位老师作为第二届“古工委”班子成员，于2013—2024年主持了“古工委”工作10多年，想听各位老师谈谈“古工委”。

徐俊：“古工委”作为全国古籍出版行业协会已经存在40年，经历了“古联体”和“古工委”两大时段，它的前世今生，晓卫兄、小青兄了解多。因为中华书局是“古工委”主任单位，有多位领导在其中任职，所以早先我参加“古工委”活动比较少。

在“古联体”阶段，1993年10月，我受单位指派去郑州参加过一次社长年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见到了多位业界前辈和年轻社长。那时候会期很长，去了郑州、洛阳、开封，参观了少林寺、打虎亭汉墓、嵩山等，就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晓卫兄，印象中还曾多人同室而居。

2013年8月3日，第28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在银川召开，会间进行了“古工委”班子换届，新班子由我们4位组成，这一届“古工委班会”主持工作超过10年，一直到2024年1月12日班子换届集体卸任。不谦虚地说，这10年中大家一起做了很多事，大到古籍出版行业建设（规划、规范），小到每年的社长年会（交流、推优），营造了古籍出版的良好环境，推动了全国古籍出版整体向好发展。

在主持“古工委”工作的10年，我信奉老朋友赵昌平先生跟我说的话，古籍出版本身是个很小的行业，如果我们不能团结合作，那在中国出版业就没有我们古籍出版的声音。我们一度自嘲“古联体”是“丐帮”，但我们有抱团取暖、合作共赢的传统，有“古工委”上一届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新班子工作一直得到各理事单位的大力支持，加之晓卫、小青二位在前后两届班子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二届的10年工作顺利，令人愉快而难忘。

宫晓卫：“古工委”是全国古籍出版的行业联合体。其雏形的生成，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后，一大批新兴专业古籍出版社涌现，行业迅速扩容，因同行业相近的需求，自然聚到一起的。1986年，齐鲁书社承办了第一次全国古籍出版工作研讨会，古籍出版以此为开端，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业平台，我也开始了与这个平台的交集。1986年会后，古籍社间的联席会多了起来，大家议定行业会议一年一次，其他会议视需要临时定。多年后，一年一次的行业会议定名为“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这个过程，我在见收本集里的《从“古联会”“古工委”说古籍出版40年》和《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起始及其他》拙文中有简述。

我本人参加会议及相关活动，起初是陪齐鲁书社时任社长（总编）去，或被单位指派为代表到会；又因1988年我被安排为启动古籍优秀图书评奖的筹办人，除了中间离开古籍社的三年，举凡含图书评奖的社长年会，基本上是每会必到。任社长后，曾任“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简称“古联会”）副会长；2008年9月民政部批准“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改任副主任；2013年“古工委”换届，再任第二届“古工委”常务副主任，直到2024年初换届卸任。

伴行古籍出版行业平台发展的数十年，让我直接感受了同行业各古籍社成长过程中的荣耀辉煌和艰辛坎坷，亲历了其间大部分重要活动，目睹了古籍社联合初期那些优秀出版人的风采。回望80年代古籍出版大发展时期的那些先行者，其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上海古籍社的魏同贤、巴蜀书社的段文桂、江苏古籍社的高纪言，以及齐鲁书社孙言诚、岳麓书社潘运告、三秦出版社周鹏飞、山西古籍出版社孙安邦。各位先生热心服务群体，承办会议，策划合作项目，创办宣传媒体，出点子，拿主意，共同维护了古籍社联合初期的平顺发展。

2008年“古工委”成立，主任是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李岩先生，副主任是上海古籍社社长王兴康和我，秘书长先是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沈致金，后由黄松接任。“古工委”能够成功获批，成为中国版协的专业委员会，由民间团体的“古联会”变身国家正式社团组织，李岩先生起了关键作用。作为第一届“古工委”主任，他带领的“古工委”，氛围和谐，团结协作，成绩斐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照“古工委”成立大会上原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讲话中对这个组织的期望和要求，这届“古工委”以自己的作为，交出的是一份上下满意的答卷，深得业内外赞誉。

回顾第一届“古工委”的优秀表现，还必须提到秘书长黄松先生。与李岩先生一样，黄松先生也是能力出众、极具亲和力的人。他曾任国家“古籍办”常务副主任，直管古籍整理出版，与业内各社很熟且关系融洽，深受大家敬重。记得在他卸任“古籍办”工作时，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高歌一曲《送战友》，发自肺腑，引起了在场同道的共鸣。很高兴他任职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没离开古籍出版，又在第一届“古工委”秘书长任上继续展露他的才能。这届“古工委”让大家称道多年的数次组织古籍出版代表团“走出去”，成功到海外出访参展，都拜他的具体操持。

第二届“古工委”是我们4位这一届，徐俊任主任，姜小青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克勤和我任副主任。延续了上届班子成员人数，延续了上届的“班长”、秘书长的才能出众、深得大家信任，也延续了上届“古工委”业已形成的相互尊重、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保持了以往的优良传统。在妥善做好日常工作之外，围绕新时代对古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主动谋划，建言献策，诸如筹划举办纪念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新时期古籍工作研讨会等一系列专题会议；参与相关政策文件拟定的讨论；受“古籍办”委托，有效落实了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版本相关工作的协调组织；班子成员4人作为“2021—2035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制订专班成员，配合“古籍办”完成“规划”的摸底调研和制订等。充分发挥了“古工委”作为行业社团的重要作用，凸显了本行业的职业素养和精神风貌，提升了行业声誉。

本人从业数十年，经历的社团不算少，仅以个人感觉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古工委”，这个团体都是出色的。正如提问所说，古籍出版联合平台的形成，特别是“古工委”的成立，确实起到了行业“加强互相合作、交流信息、联合集体发声”的作用。行业自发搭建联合平台的初始意愿，不仅由此得以实现，“古工委”作为一级专业社团组织，又切实担当起了国家管理机构得力助手的义务，是协助国家“古籍办”推动古籍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社会团体。

高克勤：古工委是全国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大家庭，有着精诚合作、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按照古工委的章程，中华书局为主任单位，上海古籍社为副主任单位。2013年8月2—4日，第28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同期召开了古工委换届会。由于在这之前的2012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徐俊任中华书局总经理；2012年12月5日，中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委员会任命我为上海古籍社社长、党委书记，所以徐俊与我在这次换届会上分别接替了前任的职务，徐俊为第二届古工委主任，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为常务副主任，我、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为副主任，姜小青后来还兼任秘书长，组成了古工委的班子。没想到我们这一届班子居然做了10多年，这可能在古工委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吧。

古工委的工作主要是每年举行一次社长年会和不定期举行专题研讨会，聚焦大家共同关心的行业问题进行交流，找到解决的方法；对上一年度出版的古籍专业图书评奖；完成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中国出版协会交办的任务。由于我们4位年龄接近，专业相同，都长期担任各自出版社的主要领导，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不仅每年共同筹划并参加古工委的社长年会，而且还因为工作原因如参加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等不时会相遇；我和宫晓卫、姜小青在任时还参加每年一次的华东地区古籍图书评奖会。特别是2021年，受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委托，徐俊、宫晓卫、姜小青与我组成专班，参与古籍规划的制订，仅上半年就3次去北京参加评审会，有两次都是连续3天的会议，朝夕相从。在共同的工作中，怀着共同的目标，我们四人确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甚至不约而同先后取了斋名。

姜小青：关于“古工委”的历史，宫晓卫社长在本集文章中有详细论述。我本人第一次参加“古联会”会议，是1998年由辽海出版社承办、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记不清是第几届了）。2013年换届，我被选为副主任，后来又兼任了秘书长，直到2024年初换届。

这10年，我有幸见证了古籍出版行业快速发展，特别是专业古籍出版社，从最初对市场经济不适应甚至排斥，到积极探索适合各自单位发展的有效路径；从一味强调古籍图书特殊性，到观念转变积极应对市场；从要求放开图书出版分工政策，到立足自身，在坚定专业化的定位中创新发展；从过去举债经营，到现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效益越来越好。从“古工委”每年一届优秀图书评奖可以看出，各专业古籍出版社都有自己特色和优势内容生产板块，许多学术价值高、文化影响力大的项目，都是持续多年甚至几任出版社社长。我粗略统计过，“2011—2020年”“2021—2035年”两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古工委”会员单位，特别是专业古籍出版社申报和入选的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古工委”有一个好传统，为真正起到会员单位之间加强交流和合作，合力推进古籍出版事业发展，每年会举办两次工作会议，一次是1月初在北京中华书局，主要请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领导讲形势，提要求，目的是提高会员单位对做好古籍出版工作的认识和站位；另一次举办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至去年已举办了37届，每次会议研讨的主题，由“秘书处”会前听取各会员单位意见并经“古工委”班子研究后确定，因此都是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每一次交流发言文稿，“秘书处”都会提前编印成册，作为会议材料发给大家。社长年会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上一年度古籍整理图书评奖（推优），会员单位根据要求，提供参评样书、专家推荐意见和编校检查记录，采用匿名评审，多年来，“古工委”评出的优秀古籍图书，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

除上述会议，我们这届“古工委”班子还组织过两次比较有影响力的会议，值得一记。一次是2018年8月28日，借在昆明举办第33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之际，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除邀请了柳斌杰、杨牧之等领导，还邀请了杨忠、严佐之、金良年、荣新江、杜泽逊5位古籍小组成员，他们的精彩发言，引起社会广泛反响，提高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社会关注度。另一次是2021年10月16日，在成都召开了“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座谈会”，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颁布40周年，邀请了中国出版协理事长邬书林参会，会议采用重点发言和交流发言形式，效果很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对两次会议都做了详细报道。

另外，我们四人从2020年10月—2021年6月，作为国家“古籍办”“古籍规划编制工作专班工作小组”成员，参与了《2021—2035年国家古籍规划》前期调研以及评审相关组织工作，切身感受到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感受到评审专家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也感受到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者积极参与的热情。

2024年1月10日下午，“古工委”换届，我们四人集体卸任。这天上午，我代表“古工委”最后一次参加了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会议，获“2023年度优秀专委会奖”表彰，算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个人来讲，这段“古工委”工作经历，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记忆。换届第二天，我找出若干张四人不同时期的合影，发了一条微信：“‘古工委’2009年1月成立，2013年9月换届，其后徐俊、晓卫、克勤我们四人组队十年，为同行服务，并见证了这十年古籍出版事业发展，昨天顺利换届。我们四人彼此间相识二十多年，特别是这十年在班长徐俊兄带领下并肩前行，结下了兄弟般情谊，感恩和祝福兄弟们。”

戎默：4位老师过去几十年来都在同一行业内工作，又在“古工委”共事10多年，有很多交往，甚至可以说情谊深厚，想请您们各自谈谈与对方的初次相识及对对方的评价。

徐俊：前面已经说到1993年郑州年会第一次见到晓卫兄，晓卫兄那时已经是齐鲁书社总编室主任，而齐鲁书社是80年代最早成立的古籍出版社，在业界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是中华书局文学室副主任，很少出差开会，郑州年会会间大多与北京同行的几位同龄人聚在一起，跟大家没有什么交流，但晓卫兄山东大汉的高大形象留给我深刻印象。

与小青兄神交已久，最早见面是在北京建国门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因为《文学遗产》杂志先后由我们中华书局和凤凰出版社出版，都被邀请参会，很远挥手打过招呼。除了古籍出版同行，我们还都是“镇江籍出版人”，又因《镇江文库》《镇江通史》而时常碰面。

上海古籍社是中华书局的“对标”单位，因此可以说克勤兄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我们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79级，都读中文系，同一张卷子考上大学，是旧时候所谓的“同年”；进入出版社之后，我们都在文学室，后来都做文学室负责人，再后来基本同期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总经理，甚至我们两人对所在单位出版史的兴趣都难得的一致，点灯熬蜡写了不少各社的书人书事。与克勤兄不同场合见面，其中较早一次是在北京站，他们班毕业10周年在北京聚会，陈尚君老师是他们的指导员，是我的作者，我去北京站送陈老师，因此见面。我从上海古籍社历届领导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克勤兄更是我一直追慕学习的对象。以上是我记忆中最早的点滴印记。我们相处久了，互相了解深了，感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很难用一句话来评价对方。

晓卫兄比我们年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生长于孔孟之乡，在我看来他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现实化身；小青兄兼任秘书长，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小青兄的擘划联络，他待人诚恳，深受各成员单位爱戴；克勤兄为人诚恳，处事务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我们二人同游华山湖，克勤兄25分钟登顶华不注山，逐级数过去共829级台阶，而我只有在山下为他拿外衣的份，惭愧。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他们的性情，晓卫兄的“厚”，小青兄的“诚”，克勤兄的“勤”，都是最值得我学习的。不甚妥帖，言其大概吧。有句话说，“所谓朋友，就是一群经常见面的相同的人”，“相同的人”是关键。退休后，各种机缘我们仍然经常见面，一群先后从出版岗位退下来的老朋友聚在一起，“相识在少年，相聚在年年”，人生何其幸也乎！

宫晓卫：我们四人都是古籍社编辑出身，同行的关系，我和3位老友认识都有二三十年了。与徐俊兄的相识，是在1993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承办的古籍出版座谈会上。他是中华书局参会代表，我则陪同本社社长到会，都是同龄人，很容易相识。

与克勤兄认识得更早，应该在他1986年毕业进入上海古籍社不久就知道他了。他在上海古籍社与我师兄王兴康（后任上海古籍社、上海人民社社长）一个编辑室，当年我几乎每年都到上海出差，上海古籍社是必到的点。到了社里一定会去看望师兄，于是知道了克勤兄是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研究生，至于初次见面的节点，倒是模糊了。

最初知道小青兄，是从江苏古籍社老社长高纪言先生那里听说他们社里新进的编辑里有位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当年我和高先生很熟，常在古籍社活动时见面，高先生是山东人，我们算是忘年交。巧的是我和小青兄的研究生导师于维璋先生认识，有一年参加山东省古代文学学会年会，我们同住一个房间，话题里自然少不了与我已是同行的他的学生姜小青。太熟悉了反而让我忘了我们初次认识的时间，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江苏古籍社承办首届华东古籍评奖会，他到车站来接我，那时他已是社长助理，我们见面时感觉已经很熟络了。

我们四人彼此加深了解，还是在各自任自己单位主要负责人后，因在同一个行业平台，更因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每年都会见面。尤其是我们同为第二届古工委成员，因“古工委”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头。长达10年的愉快合作，彼此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有着兄弟情谊。

他们三人有着共同的特点，品德端正、热情敬业，思维敏捷、思路开阔。作为单位的负责人，他们具有出色的经营组织管理能力；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人，他们又都有深厚的学术根底，有典型的学者气质。两者的结合，都极好地体现在他们带领的出版团队创出的杰出业绩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始终是古籍出版行业公认的“带头大哥”，徐俊、克勤执政的阶段，又都百尺竿头，创出新的辉煌。小青领导的凤凰出版社，从他接手时员工不足20人，由他一路带成了行业翘楚。而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学者风采，在学术界、行业内都有口皆碑。

他们三位是南方人，有着温良细腻的共性。克勤性格更见谦和沉静，徐俊、小青则是平和中不失豪气。我们四人搭班子，合作起来同频共振，十分默契。当年经常会听到行业内外朋友对我们四人合作的称许，我认为是自己“遇对了人”，这是由衷的。

高克勤：在我们四人中，宫晓卫最年长，也是我最早认识的。晓卫兄本科、研究生都高我一届，也比我早一年到出版社。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先生的研究生，与王兴康是同门。我进编辑室时就从兴康兄那里得知了他的情况，最初的相见可能就是他来我社的时候。晓卫兄为人大气、豪爽，做事明快、利落，做事周到，待人热情。他是齐鲁书社的老社长，担任社长长达19年，为齐鲁书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是古工委的老领导，是我们四人中唯一一个经历了古工委从筹办到成立发展的全过程的人，对全国古籍出版界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办会经验丰富，总能从大处着眼，每年社长年会的筹办都能得到他的指点。轮到齐鲁书社做东道主办会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山东人的热情和豪爽。

姜小青长我一岁多。记不清是何时与小青兄初次相见的，应该是在哪年的华东地区古籍图书评奖会吧。小青兄为人谦和，待人真诚，说话风趣幽默。很佩服他能迎难而上，始终坚守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使凤凰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选题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他是古工委的“大管家”，主持古工委秘书处的工作，不计得失、不厌其烦地每年要做筹办社长年会的大量工作、撰写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规划，及时传达落实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中国出版协会的有关指示精神，为全国的同行服务，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犹记得在古工委任上的每次社长年会召开前夕，我们四人都会在小青兄的安排下一起去会场检查的情景，深深体会到小青兄工作的踏实、认真和细致周到。

徐俊与我都是1979级大学本科生，算是同年，不过他大我几个月。他1983年本科毕业就进中华书局工作，是我们四人中从事出版工作最早的。在我们四人中，我与徐俊兄相识最晚，但彼此相知很早。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时的指导员陈尚君老师的书稿《全唐诗补编》由他担任责任编辑。当时他与我担任各自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陈老师说有机会介绍我俩相识。我与徐俊兄初见是几年后在上海举办的图书订货会上，当时我俩是各自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我俩来往密切还是始于在古工委共事。熟悉之后，居然发现彼此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不仅履历差不多，而且关注点也多相同，例如我俩都热爱各自的出版社，都有传承弘扬前辈传统的自觉意识，都注意挖掘出版社史料，写了这方面的不少文章。徐俊兄是中华书局的“老大”，也是古工委班子的“老大”，始终有大局意识，为人谦和，待人热情，乐于助人。我特别佩服他的还有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坚持，他在敦煌学研究和书法方面的造诣为业界羡称。

姜小青：现在记不清与他们三人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场合了，但大体都在20世纪90年后期。1997年全国古籍图书订货会在南京举办，我去车站接了宫晓卫，其时他已任齐鲁书社社长。那时，徐俊、克勤和我尚未主持出版社工作，见面和联系并不多，记得也是90年代后期，徐俊来我们社，他与时任我社总编辑吴小平中午“豪饮”的场景，我虽未亲见，但事后被大家笑谈了好一阵。去年清理办公室时，发现一本克勤签名赠《王安石诗文选注》，上海古籍社小开本，好像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可能因我其时正担任《古典文学知识》责任编辑，他作为作者，建立了联系。从认识说起，彼此应该都有20多年了。但我们之间真正建立广泛联系，还是从2013年“古工委”换届开始。

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学术水平，我都一直视他们三人为榜样，这不是谦虚，晓卫是老大哥，“出道”早，1997年初即任出版社社长，直到2015年才卸任，似乎是古籍社中任社长时间最长一位，特别是他与所有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创始人都熟悉，了解地方古籍出版发展历史，我们在一起商量工作，他能溯源历史。他是“古工委”创始人之一，热心这项工作，亲和力也强，所以在“古工委”得到“德高望重”的赞誉。我们都参加了徐俊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组，在研究中可以看出，晓卫1997年任社长时，是古籍出版面对市场经济最困难的阶段，在齐鲁书社走出生存困境中，他的付出，其他人是很难想象的。

徐俊出身中华书局，是我们四人中入行最早的，起点高，见多识广，考虑问题周全，敢担当，“古工委”工作中，凡遇难事，都由他出面；但他为人低调谦虚，从未见他在同行面前以中华书局掌门人和学者自居，每每会员单位有困难或需求，他总是想办法帮助解决。对于“古工委”秘书处工作，他给予我充分信任。我在为其《翠微却顾集》写的书评中，有这么几句：“他本人在中华书局‘内在的职业品格传递’中，成为继上述前辈之后‘学者型编辑’的又一代表人物。”“作为编辑，徐俊在中华书局文化传统接续中，接过了‘守正出新’的接力棒，特别是执掌中华书局十年间，书局的文化影响力、内容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又有了时代新高度。”

克勤在具有良好学术传统和氛围的上海古籍社，从编辑到社长，倾心学术出版，只要和他在一起，话题大多离不开图书出版的人与事。我特别佩服的是，他不仅对图书编辑有许多心得，对出版社生产经营也有很好的见解，也正因此，他在主持出版社任上，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更大提升。我们在“古工委”共事，克勤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遇事果断，有主见。克勤身上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记忆力特别好，喜欢谈上海古籍社历史上书与人的来龙去脉；一是工作之余写作特别勤奋，他应该是我们四人中出版著作最多的，好像退休二三年中，就出版了好几本书。克勤与人相处随和，容易接近，这一点，我们社好几位年轻编辑都有同感。

戎默：听说您们各自都有一个斋号，这些斋号的由来分别是什么？

徐俊：退休后我们四人新建了一个名为“诚拙容虚四友斋”的小群，“诚拙容虚”就是我们四人的斋号组合。我得号“容斋”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业余写字的缘故，一次写到署款时旁观者问你没有斋号吗？我抬起头看到书架上的《容斋随笔》，就手加署了“容斋”，很长时间觉得用古代名人的斋号甚是不妥，程毅中先生都打趣问我，你也要写《随笔》吗？转念想既然有《室名别号索引》这样的书，古今同号本是常见之事。认真说，读书人的斋号都不是随便起的，跟父母所赐的大名不一样，是一种自我认同，也可以说是自身性情的外在标识。“诚拙容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将之视作我们共同的意愿和自我要求，当无不妥。“诚拙容虚”四斋文集，正是本书最早动议的起点。

宫晓卫：关于斋号，徐俊兄用我们四人的斋号建了个“诚拙容虚四友斋”微信群。相对其他三友，我的斋号“虚”取得最晚。因三好友早有斋号，在一次友人聚会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经理阚宁辉先生建议我也该有个斋号，于是我的斋号遵命而取。

取“虚”为斋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虚”作为二十八星宿之一，按古人说法其所主之地为青州，青州乃是家慈故里，于我有纪念意义。而且二十八星宿之“奎虚”二宿主齐鲁，此前我曾把这两个字用在自己一本小书的名称里。当然，《易》云：“君子以虚受人。”这是“虚”的“谦虚”义，我很看重。

高克勤：读古人书，追慕前辈流风余韵，也想取个斋名。我生性笨拙，父母取名之意，就是希望勤能补拙，所以曾以“补拙斋”为斋名。继而自谓半辈子尚勤快，拙则依然，已知天命，不如顺性一任其拙，于是定名“拙斋”，并公之于拙著《拙斋书话》。

姜小青：我在拙著《诚斋文录》（广陵书社2023年10版）后记中，对此有一个记述，这里就转述吧：“至于书名，确实是个难题，总怕名不副实，所以一直拖到最后。我从未给陋室起过什么雅号，只是对‘诚’字一向心存敬畏，犬子也以‘诚’字单名。十多年前，友人西泠印社总编辑江兴祐兄好意，请西泠印社吴莹女史治‘诚斋’印，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朱天曙兄又书赐‘诚斋’，本次姑且风雅一回，用于本集书名，但考虑到内容庞杂，原拟用‘杂录’，后经黄松、曾学文二位仁兄鼓励，斗胆不避古人、前贤，题‘诚斋文录’。”

行业

戎默：古籍出版行业从各位从业之初发展至今，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曾面对过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对这种变化与困难，既要坚守传统，又要有破局的勇气、创新的意识，各位如何看待传统和创新这个话题？

徐俊：古籍出版一直被视为“故纸堆里”的营生，除了工作对象和内容是中国传统古籍，工作方式也一直处于固守传统出版的位置，因此传统似乎在我们身上烙印更深，传统和创新的矛盾也表现得更集中。我们都曾经担任出版社主管，这一点当体会更深。在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说过一段话：“一个企业走过百年，一定有它内在的力量和一以贯之的精神。”这就是传统，我们接续传统，同时要赋予传统新的血液、新的力量，这就是创新。我的基本认识是，传统与创新关系到一个出版社的发展，无论在哪个阶段，传统不能丢，创新更不可少。发展的前提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固守传统，必无创新可言。我的体会：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开放”和“合作”，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是“认同”和“有为”，从理念到付诸实践。

宫晓卫：我已远离出版一线多年，现在谈坚守和创新，不敢也不能妄言。这里不妨用自己当年的一段经历勉强作答。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那个时期的后半段，全国大部分古籍出版社都有过较长一段持续时间的困难期。当时伴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深入，业已进入市场的出版业却没有完全适应。因这个行业长期的文化事业属性，此时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图书定价、材料供应、印制加工、选题管理和审批诸方面，基本还处在计划经济状态，单纯以受众面窄的传统文化为出版范围的专业古籍社，最是水土不服。加之国家经济大环境正在爬坡，各方面对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关注、扶持远不到位，古籍社大都经营亏损、处境艰难，多数古籍社职工的收益在当地出版系统是最低的。那些年的“社长年会”，“脱困”一直是会议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我接手齐鲁书社社长时，这家单位已掉入经营管理的谷底，在本系统数家困难社里，日子最为窘迫，被民间论为“丐帮之首”。要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势必要有一些打破常规的作法，包括对出版范围的突破。然而这在当年并不简单。齐鲁书社曾创出过“文兴齐鲁，功在学林”的荣耀，其品牌形象、社会声誉都是出自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研究类图书的出版，这已成为地方老同志和管理部门看待齐鲁书社的定式。我的想法，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在山东出版总社总编室工作的3年，有一个认识，即我所在的地域，那些因专业分工而没有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好像天生就该受穷，很少会有人在意你的压力有多大、日子有多难过。所以，我“破局”困境的举措之一，是要在助学读物的出版板块上插进一只脚，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个念头的实现，在今天看来不是多大点事，但在我所处的环境里，因出版范围的限制，却是很难跨越的坎。凭着不懈的执念，同事们的同心协力，加之对各种外部力量的借助、包括与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度合作，齐鲁书社选题范围突破的口子是一点一点撕开的。如此历经数年，终于使这类出版物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挤占了一块市场，得到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成为支撑单位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虽然在出书结构上我们增加了这个板块，但这期间我们主营方向的古籍专业出版不仅没有削弱，在出版规模、图书品质诸方面还有了明显提升。实现了对传统的突破和对本色坚守的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因时、因地、因单位实际制宜，对原规矩、固有观念的突破，也是创新。在我们突破的过程中，初始阶段不断有各方的质疑声，当年我接受过《出版参考》记者的采访，面对这方面的提问，我解释了个中原因和苦衷。所感慨的一句“饿着肚子无法顶牌子”，被记者用作了采访标题。

往事重提，但愿离题还不太远。

高克勤：出版，简言之，就是传承和传播文化，本身就承担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的使命。任何时候都会有变化，只是有渐变与突变、变化大与小之区别。出版，始终面临着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传统与创新并不矛盾。传统本身就是前人创新的成果。今人创新的成果得到传承就成为传统。对于我们出版工作者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者来说，在整个出版环节尤其是图书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要做好传承和创新，两者不能偏废。

以内容来说，传承的基础在于保护好、整理好文献。从出版的角度，用数字化和纸质的形式复制出版珍贵文献，也是对文献的一种保存和利用。上海古籍社早在30多年前就已着手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将珍稀的海内外敦煌文献刊布于世，大大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目前正在倾力打造的敦煌文献、简牍文献等出版工程，正是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传承的要点在于准确地整理文献、阐释经典。尤其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加快各类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已经出版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整理本和我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就是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范例。

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找准与时代的对接点，对传统经典进行再诠释，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及时地将这些创造性成果予以出版。在内容确定的前提下，出版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就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姜小青：古籍出版较之以往，确实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也随之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和新困难。坚守传统和开拓创新，其实不是新话题，我们在梳理新中国古籍出版发展时就会注意到，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有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但最终都是通过创新加以解决，我写《被动选择与主动追求》，就是想研究专业古籍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面临困难时，是如何对待传统和创新问题的，并给当下古籍出版提供一点借鉴。

我认为，古籍出版事业要持续发展，离不开坚守传统和开拓创新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继承什么样的传统和如何创新。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新中国古籍出版事业发展历程，虽有波折，也走过弯路，但始终不断向前发展是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应该首先通过深入研究新中国古籍出版发展历史，总结出古籍出版事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持续性起关键作用的东西，例如，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具有学术创造意义的重大项目等，这些被实践证明具有规律性的“传统”，就是我们要继承和始终坚持的。

我理解的古籍出版创新，是“顺势而为”，创新是对传统的发展，应该是顺应行业趋势、体现时代特征、切合业态发展、实现社会期待、满足读者需求。只要稍稍梳理一下新中国古籍出版历史，就会发现，凡是促进事业发展的创新，都具有上述特征。以20世纪90年代专业古籍出版社面对市场经济新出版环境为例，其时，大多数专业古籍出版社都面临生存危机，在经历了拒绝、排斥、无奈和接受、转变、创新、调整之后，都逐渐走出了困境，为下一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的创新，主要有两条，一是观念上对图书商品属性的接受和认识，二是举措上调整选题结构，加大传统文化普及性选题。因此，我觉得，当下古籍出版创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应基于数字时代给出版业态、社会需求、阅读生态等带来变化。

戎默：古籍出版业与单纯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不同，与通常意义上的出版工作也不同，它生产的既是学术成果又是产品；既要为学术服务，有相当的专业度，又要尽量让大众接受，有一定普及度，甚至还要能够吸引眼球，有话题度，从而让人“买单”。各位老师如何看待古籍出版业的这种复杂属性？

徐俊：图书具有“文化”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出版工作的难点由此而生。但出版的本质是“传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多，如何看待和处理这对矛盾，这里我不赘言，只引上海杰出出版人赵昌平先生的话来回答，赵昌平说：“当我们说着图书是文化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图书是商品；当我们说着图书是商品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图书是文化。”（《我的出版三传》）

宫晓卫：问题里提到的几个“度”，我以为是表现在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对应上。“专业度”适应的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专业学者、研究者，“普及度”适合的是中、初级文化程度读者。用不同的整理要求，以适应不同层面的读者，有这种复杂属性的古籍整理，通常是围绕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大、价值高，堪称经典的古籍展开的。至于非经典的普通古籍，其整理出版，一般不会有“复杂性”的纠结。

由此想到国家“古籍办”2021年公布的“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版本”。对经典古籍的整理出版，是每个专业古籍社长期关注并不断有所投入的选题板块，也是其他出版社对古籍类图书出版涉足较多的区域。图书市场上，每种经典几乎都有多种版本存世，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哪些是最好的，甚至能称之为权威的，“古籍办”的这次推荐，是给出答案之举。

首批推荐的经典古籍版本，含40种经典古籍的179个整理版本。涵盖范围还不大，却能看到一个明显特点，即在每种经典古籍所推荐的4、5个整理版本中，大部分都含有几个层面：既有专业性强、学术含量高的校释本，也有简明注释或译注本，还有选注选译本。能清楚地反映版本入“目”选择时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兼顾。这个版本目录的推出，对读者面对浩繁的古籍出版物时如何选对的、选好的，无疑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参加了项目的评审，作为古籍出版人，从中体会到的则还有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实际指导意义。

此次推荐的经典古籍版本，都是经过图书市场调研、版本征集、专家初评、样书征集、专家终评等多个环节，从古籍出版已有成果中严格遴选出来的，整个过程完全可视为是对此类出版物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总结。这份推荐书目聚集了古籍出版人面对市场如何做经典古籍类图书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对今天的古籍整理出版，又有直接的示范作用。能够充分汲取已有的成功经验，是今人远超前人的有利条件。凭借这一点，加之新技术的助力，而今的古籍整理出版，应该也必须能推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更好的经典古籍整理本。

高克勤：在出版业内，古籍出版有出版的共性，其出版物既是文化产品，也是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吸引读者“买单”，要求出版物有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与形式。图书最根本的还是内容为王。古籍类图书最大的卖点还是在内容。古籍类图书大多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做好古籍类图书，仅靠作者的努力是不够的。这就说到古籍出版的特殊性。古籍出版社往往深入到规划、组织古籍整理的工作并实施出版，古籍编辑对书稿的加工往往不只是改正错别字和病句、核对引文而已，在审阅校点、注释、今译类稿件时，编辑还往往参与到校核版本、审定标点和注释的工作，可以说是做了作者的工作，是不署名的作者。大家熟知的中华书局本《全宋词》，编辑王仲闻先生在修订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以致该书编者唐圭璋先生同意署名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方式，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正因如此，有“学者型编辑”的说法。

姜小青：应该承认，古籍出版确实具有特殊性，从业者始终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纠结，我也是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记得10多年前，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传统文化现代化，专业知识大众化，社会效益市场化”，算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能很好实现。我们古籍出版人经常会讲起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一句话：“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所以我想，在上述二者不能平衡的情况下，古籍出版单位是不是可以根据自身优势，有侧重性地发展，不少专业古籍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也很好。我本人特别倾心于“专而精”“特而尖”和“小而美”古籍出版专业追求。

戎默：由于这种复杂属性，其实古籍出版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编辑）的素养要求很高，记得高克勤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年轻编辑要向上海古籍社的前辈学习，做“学者型编辑”，但从现在出版的业态来看，光做“学者型编辑”可能还不行，编辑还要具备营销能力、市场眼光，而目前出书、发稿的压力也远超过去。这些综合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及工作量的压力，或许会导致古籍编辑在专业能力学习上的不足，使得编辑的“学者化”属性减弱，“职业化”属性加强，不知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俊：纵观中国现代出版史，出版人具有多重身份本是一件常见的事。张元济身兼文献学家、藏书家、出版家，陆费逵身兼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身兼作家、教育家、出版家，不胜枚举。20世纪80年代，可能出于提升出版内容价值的考量，开始倡导“编辑学者化”。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各行各业都更加重视职业化素养的培养，出版的职业化要求也开始被重视。

毋庸置疑，出版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加上各门类出版又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因此所谓的“学者型编辑”应该包含出版本身与所在学科的双重要求。这个要求用“学者化”和“职业化”都欠准确，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看你是不是“在行”，也就是“专业化”。这一点出版家兼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优秀出版人之专业至少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所在出版领域的学术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根本无从判断内容的优劣高下，也缺乏对优质作者的亲和力与粘连度；二是对出版本身的职业专业，缺乏这个专业你可能会做成一两本好书，却无法做强做大出版这个产业。两个专业对一个优秀的职业出版人来说缺一不可。”（《出版，不专业则无产业！》）说起来惭愧，有时候别人视我为“学者型编辑”，其时我只是在编辑岗位上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而在“专业化”的双重性上是做得很不够的。

宫晓卫：出版社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编辑作为单位人员构成的核心力量，自然应关注经营、考虑市场，要更“职业化”。从长期置身古籍出版形成的认知，我赞同古籍社编辑“学者型”的认识。因为从已有的出版经验可以看到，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学者化”和出版企业员工的“职业化”，实际上并不矛盾，反倒是能相辅相成。

还是聊聊往事。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齐鲁书社尽快摆脱困境，我曾把本社编辑全体推进了市场，对编辑室和每位编辑实行目标责任制，全面考核。编辑个人收益与所创效益挂钩，靠出书品质和效益说话。这大概属于省内出版系统较早试水三项制度的改革者。因操作办法符合本单位实际，行之有效，实施了多年。

回想当年的编辑考核，每年位列前茅的，都是几位在自己专业领域造诣较高、学术根底较厚实的编辑。尤其是其中还有一位半路出家来社任编辑的山东大学教师，他有很好的学术素养，进入新行业转型极快，很短时间就崭露了头角。归纳一下“学者型编辑”业绩好于其他编辑的原因，主要在于处在对学术性、专业性有着特殊要求的古籍出版社，他们有其他编辑达不到的优势：他们一般更有见识，眼光更准，所提选题往往更符合本单位出版品牌的需求；在选题策划、书稿编辑中，对作者、书稿、读者的把握更到位；有自主应对复杂书稿的能力；自己不外行，所以与学者交流更顺畅，能产生共鸣、得到信任；介入学术活动多，拥有更多元的作者人脉关系。所以，我很欣赏社里在学术上有所深耕、有所追求的编辑，在意他们专业素质的提高，鼓励他们参与古籍整理和个人提出项目去申报立项，也尽可能支持其个人著作的出版。

而从古籍出版业的发展实际看，学者型编辑，又最有可能成为古籍专业社的出色带头人。即如我们熟悉的中华书局的李岩、徐俊，上海古籍社的王兴康、赵昌平、高克勤，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金良年，凤凰出版社的姜小青等，他们都称得上是我们这一代古籍出版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又无一不是从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一路成长起来的。“学者型编辑”于古籍出版之重要，他们是最好的佐证。

高克勤：在20世纪80年代我入职的时候，在我认知中，觉得编辑就是学者。对于从事专业学术出版如古籍整理、科技著作等出版的编辑来说，成为“学者型编辑”既是职业要求，又是努力目标，“学者化”和“职业化”属性应该融合在一起。当时认为，一个编辑只要认真做好编辑工作，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为学者了。之前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当时上海古籍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每人除了通览古典文学，还专攻断代文学或分体文学如辞赋、诗词、戏曲、小说等，审稿时也有侧重。一时人才济济。无怪乎老社长李俊民曾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何满子《悼胡道静并琐忆往事》，《新民晚报》2003年12月22日）

在出版界、学术界，有学者转为编辑的，也有编辑转为学者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些编辑、学者也有称其为“学者型编辑”。从出版社的角度严格定义的话，我认为：学者型编辑，简言之就是具有相当的学术造诣的编辑，首先，职业是编辑；其次，精通业务，具有相当的学术造诣；第三，在编辑实践中成为学者。这样的学者型编辑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等古籍专业出版社都有一批学者型编辑，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1911—2000）、程毅中（1930—2024）、傅璇琮（1933—2016）等，上海古籍社的朱金城（1921—2011）、钱伯城（1922—2021）、赵昌平（1945—2018）等。

对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从事专业学术出版的编辑来说，因为出版社各部门的分工不同，可能不十分强调其必须具备营销能力和市场眼光。当今除了专门从事审读的编辑，由于有效益的考核，所以往往要求编辑“既要又要”，向出版全能的方向发展，编辑的压力确实增加了。在我看来，成为出版全能的编辑只是一个美好的方向，而成为学者型编辑则是从事专业学术出版的编辑的基本要求。没有专业学术素养，第一步审稿就没法做好，遑论接下来的工作。专业图书的作者必须具有专业学术背景，专业图书的编辑也必须具有专业学术背景，这样才能发现作品水平的高下，与作者对话。

当今，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多种出版业态的出现，编辑从事的工作泛化，在许多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看来，成为学者型编辑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或者只是编辑的一种类型而已。我认为，在追求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出版业需要一大批把握导向、精通业务的编辑，在此前提下，专业出版社还需要有一批学者型编辑。这是事业的需要，也是编辑成长的需要。对有志于在编辑工作中成长发展的编辑来说，能把个人的成长发展与从事的事业融合在一起，随着事业的发展个人也得到成长发展，对于工作者来说是完美的。

姜小青：古籍出版属于学术出版，编辑的学术程度对编辑工作有直接影响，过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许多老编辑，本身也是学者，编辑的许多图书，影响了学术界几代人。所以，我首先认为，从当下国家对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来讲，“学者型编辑”并没有过时。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出版语境下，我们对“学者型编辑”的定义，应该具有时代特征，大家公认的老一辈“学者型编辑”傅璇琮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体会和研究，他说：“编辑学者化，并不是说编辑一定要作一个专业学者，而是说编辑具有一定的专业志趣与成就，就有利于与文化界的交往，促进出版业务的发展”，“我曾经提出‘编辑学者化’，现在出版环境变化了，编辑学者化的说法不一定合适，可以改成‘编辑工作应该注意社会化’，更好地面向社会，而不仅是专注于某一个专业。比如古籍整理除了专业工作，还存在一个普及工作，应该有一个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观念，思考古籍文化如何与现在的读者沟通、结合”。

我认为，当下提倡的“学者型编辑”，既要有我们前辈身上那种“学者化”，又要有当下行业发展要求的“职业化”。这里的“学者化”，正如傅先生说的，并不一定要成为专业学者，关键是要具有与从事古籍出版相适应的学术知识结构，以及专业知识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能力，许多“学者型编辑”之所以受人尊敬，除了学术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专业学术的转化能力，在图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理解，“职业化”是出版产业化以后对行业人才的一种新要求，提倡的主要是“职业素养”，包括能够对行业发展趋势有前瞻性认识，能够洞察行业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办法等。我们不要把“学者化”与“职业化”对立起来，可以说，在新的出版环境下，对成为一名“学者型编辑”的要求更高了。

前不久去世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金良年先生，是古籍出版行业内公认的“学者型编辑”，从对行业发展持续性关注和研究角度讲，他又是这一代“学者型编辑”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他的《面临新世纪的古籍出版业》《集团化、企业化环境下的古籍出版》《论上海出版的弱势》《上海出版业必须“突出重围”》《电子出版的前景和发展策略》《十一五期间出版业经营环境预测》《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出版创新》等出版研究论文，从时间上看，大多形成于行业发展关键节点；从研究内容看，都是行业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未来

戎默：现在出版业都说要“数智化”转型，所谓“数智化”，即数字化、智能化。古籍出版行业也在积极地开展古籍电子数据库，古籍智能识别、智能标点的开发工作，这些工作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古籍出版业发展。这些数智化工具、产品会给将来的古籍出版带来些什么？在这种背景下，古籍出版业将走向何方？

徐俊：出版业必须要拥抱科技创新，古籍出版也不例外。从简帛到纸写本，从版刻到现代印刷，一直到当下的电子书、网络出版，出版之路就是一条科技创新之路。而且这条路不只是科技创新单方面的外在作用，也是出版不断进步以符合人类知识传播需求的自身选择。因此数智化之于古籍出版业，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中华书局旗下的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古联公司”）迎来了10周年庆。2015年古联公司创办的时候，我们的愿景是再造一个数字中华、线上中华。紧抠字眼看，将百年中华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搬进数据库，供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读者使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但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人文学科的兴起，又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

回到当下的传统古籍出版业，我觉得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已经惠及全行业：一是技术赋能，从整理到出版的全流程升级，包括数字化采集、OCR识别、数据平台辅助校勘标点等等；二是出版形态多元，从纸本书到电子书、数据库，从集中印刷到按需印刷等。最大的困境是读者已经普遍适应了数智化阅读，而出版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数智化运营模式，包括古籍整理出版与技术开发的协同、古籍整理出版数字化标准的转换与确立、开放共享与版权保护的适配、“公益”与“商业”的矛盾以及数字出版销售渠道等，都需要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实践中探索解决。

我们作为古籍出版人，要坚信数智化是技术，是载体，为古籍整理服务，给古籍整理以新的呈现形式，给古籍整理的使用阅读以便捷，但它不能替代古籍整理的核心内涵——学术性，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学术性和编辑含量，仍然是我们传统古籍出版业的价值所在。

宫晓卫：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享受着它所带来且随时在提升的巨大便利。想当年古籍整理者为查一个版本、一条资料可能要跑千里之外的图书馆，而今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基本解决；古籍编辑曾经难以核对的原文，现在几乎不离案头即可搞定。科技力量带给我们的认识，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很惭愧，我是个“技术盲”，对新科技的感知十分愚钝。生活中，就随其自然，没什么追求；工作中，因责任在身，还是想努力跟上，不至于被落得太远。所以在职时，做过一些跟进技术进步的尝试。印象较深的，如2000年电子出版物新兴，就为本社出版的《二十五别史》作了个索引光盘；本世纪初数码相机技术刚见成熟，我们及时更改了原拟用反转片拍摄《孔府档案》的方案，预算费用立马降低数百万元；此后上马的规模同样庞大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则已全部使用数码相机拍摄和电脑修版； 对“古工委”兄弟单位中华书局“籍合网”古籍数据库的创建，持全力支持态度。从几个事例，感受到的都是技术进步对行业发展的积极影响：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成本开支，已建成的专业古籍数据库已经是自己离不开的查阅工具，至今受益。

尽管自己没有能力预知古籍出版业在“数智化”大发展的时代前景会怎么样，但从自己那些大都是陈旧的体验推想，科技的进步，对行业发展的推动肯定是正面的多，未来可期！

高克勤：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发明都对出版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以往的技术发明多作用于印刷、校对等流程不同，“数智化”对出版的全流程特别是对出版的核心部分编辑过程都产生影响。

“数智化”对印刷、复制、校核、装帧设计等方面的帮助效果已为业内人士熟悉并采用，对编辑审稿帮助的作用也日渐显现。以古籍来说，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对于古籍编辑来说，查核引文曾经是费时费力的工作，有时甚至是难以完成的。有了版本可靠的数据库，核对引文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不仅如此，数据库还能有效地帮助判断注释的准确性、典故的准确出处等。有鉴于此，古籍出版界早就重视古籍电子数据库的建设，中华书局打造了“中华经典古籍库”等，上海古籍社也开发了“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这些经过整理又有版本对照的数据库为编辑审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极大地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和审稿的准确性，特别是古籍整理校点、注释稿，所以应该在出版界广泛应用数智化工具、产品。

但是，数智化工具、产品再好，也不能完全替代编辑的工作。编辑的选题策划、与作者关于书稿的交流互动、对稿件的判断和改定等，都不是数智化工具、产品能代替的。出版是内容产业，出版物的产生需要作者、编辑共同的创造性劳动。编辑是富于创造性的工作。虽然数智化工具、产品可以不断地升级换代，但也只是不断地提高为人类服务的技能。

总的来说，数智化工具、产品可以是编辑的最佳助手，但不能代替编辑本身。在数智化工具、产品不断升级、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古籍整理出版业应该是如虎添翼，走向作者、编辑、读者都能尽快了解、掌握专业知识的更广阔的天地,更加侧重传世文献的系统性整理出版和基础古籍的深度整理出版，从而进一步推动古籍整理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姜小青：“数智化”是出版业面临的最新环境和新问题，古籍出版也不例外。近年来，许多古籍数字产品已被学术界广泛利用，起到推动学术研究进步的作用。我们古籍出版企业也在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社的OCR智能识别系统都在不断升级和优化，但就古籍出版行业整体来看，我们的生产流程、方式和产品形态等，大多还停留在传统模式，对此，应该引起重视。

我们首先应该接受古籍整理这门传统之学正受到数字技术全方位挑战的事实，数字技术与产品形态所具有的许多优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对此还没有足够认识或持排斥心态，恐怕会从这场“人机大战”中败下阵来。目前，通过人工智能整理古籍，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应该分析，这些问题是不是人工智能的“死结”，显然不是。因此，我们对待人工智能，既不要危言耸听，也不可排斥拒绝。有一种说法，即“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的智能活动”，而不是“万能”，据此看，人工智能似乎还无法完全取代具有内容创意特征的出版活动。

我们应该利用好“数智化”工具，推动古籍出版转型升级。从现有人工智能在古籍整理与出版运用中所具有的功能看，过去工作中许多复杂和繁琐的过程，都可以变得简单；我们也可以相信，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现有古籍“数智化”工具将会被不断优化和完善，届时，古籍图书传统的整理方式、出版流程、产品形态、传播渠道等，或许会有根本性改变。

*本文图片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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