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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参与731部队的日本老兵和中国劳工的还原,我们逐渐了解日军残暴真相,在此,摘选部分史料,以便于大家更好了解日军细菌实验的真实情况。
1、汽油桶里的人头
萩原英夫在平房工作时,一天,他往6栋的三楼搬运研究器材。当他路过一个房间时,那房间的门敞开着,无意中他走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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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只见房内堆着许多汽油桶,大约有150个左右。我想装的可能是酒精,我拿起一个摇荡时,果然是液体,但又发出固体和桶撞击的声音,当时我并未在意。后来,我听叔父石井或舅父说,那是用作实验的人头。
从此以后,吓得我再也不敢进这个房间了。如果每个汽油桶中装一个人头,就是150个,如果装两个,就是300个,如果装3个,就是450个,这么多的爱国者和有爱国行动的人,就是这样作为石井的实验材料被残酷地杀害了。”
2、四方楼院内的血腥味
平房特别军事区正黄旗三屯的老户王英富在731部队第一库房做杂工。一天,他在库房外边干活,随西南风闻到一股腥臭味。他看见四方楼西北角的一座大烟囱正冒着浓烟。
他问日本人清野说:“那炉子在烧什么?怎么这么难闻?”清野说:“人的死啦,马、羊、狗死啦,那边火的给。”
劳工都知道,那里是炼动物的炉子,而不知道也炼人,因为中国劳工死了,都埋在正黄旗五屯北门的劳工坟里,日本人死了都在北洼地的炼人炉里焚化。王英富还看见过731部队的囚车开到四方楼院内,马车往四方楼里送过粮食和蔬菜。他后来推测四方楼里关押着人,那座焚尸炉火化过被细菌试验致死的人。
正黄旗四屯的苏海祥被迫去731部队做苦工。1944年的夏天,为检修暖气管道,苏海祥进了四方楼西北角的一个大院里干活。他看见日本人从一个板房里推出一个棺材,进了焚尸房。不一会,鼓风机响了,大烟囱里冒出黑烟。苏海祥过去听说这里是炼马炉,这次,他亲眼看见了炼人。
劳工黄国荣在731部队石井班喂马。马厩对着四方楼。一天,黄国荣干完活后,他看见有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从四方楼的西角门推着一辆平板车出来,平板车上苫着的白布被风掀开,露出一具尸体,那个日本人把尸体送到炼马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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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的一天,为了迎接关东军司令部的长官来视察,在731部队高等食堂做伙夫的傅景岐3等劳工打扫卫生,他们干了一上午也没干完。劳务班长工藤与四郎不让劳工吃午饭,他自己去午休了。傅景岐好奇,走进四方楼从窗户往里看,一层楼的玻璃不透明,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就搬来刷墙用的梯子,爬到二层楼的地方,透过玻璃往里看。
他看见几个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人在一个机器旁操作,立式的轮子飞速转动,鲜红的血浆溅在日本人身上,还有个日本人摇晃着一个装血的大玻璃瓶。劳工鞠复昌轻声告诉傅景岐快下来。傅景岐刚下梯子,就看见工藤拎着一根铁筋朝他走来,他忙说自己去擦玻璃。
工藤明知他在撒谎,抡起铁筋砸在傅景岐的头上,把他打昏在地。工藤以为傅景岐死了,让劳工把他送到焚尸炉火化。劳工们偷偷地把他送回家,半路他苏醒过来,捡了一条命。傅景岐看见的是研究血清的内海班。
3、“间苗”
1943年,日军对重庆进行轰炸,从中国各地押送的俘虏用火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731部队。731部队特别监狱里的单间牢房都改做集体牢房了,原来一个房间只关押1个人,现在挤进来三四个人。在“实验材料”急剧增加的情况下,731部队采取了“间苗”的做法。所谓“间苗”就是立即处死一些“马路大”的方法。
起初,731部队的“间苗”试验是这样进行的。不足8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三四个人睡觉、吃饭挤在一起,处于过密状态。他们给一个受实验者注射鼠疫活菌后,把他投进拥挤的单人牢房里,企图造成集体感染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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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肺鼠疫外,其他传染病没有蔓延开来,因为“马路大”当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掌握预防感染各种传染病的知识,把这种预防方法传授给其他难友,并付诸实行,与731部队进行斗争,使细菌的毒性出现减弱的性质。
这时,高桥班的班员想出了在“马路大”身上连续“移注”鼠疫菌的方法。即“给‘木头’A注射上活菌,‘木头'A确实会患鼠疫而死亡。但是,在死亡前的人体内部,人的血液和淋巴液中产生的抗体,一直在和鼠疫菌进行激烈的斗争。在鼠疫菌和抗体的斗争中,战胜抗体的鼠疫菌的毒性相应增强,这时再把‘木头'A的血清注射到‘木头’B的身上。在‘木头’B的抗体和侵人体内的毒性更强的鼠疫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又产生出毒性更强的病菌。
再把这种病菌注射在‘木头'C的身上,进一步提高鼠疫菌的毒性。这是将‘木头’用作培养剧毒性细菌的架桥作业”。这种架桥作业制造出更毒的鼠疫菌,同时,有的“木头”也获得了对其他细菌的免疫性。731部队把顽强活下来的“木头”从牢房提到特别处置室来,把装着20毫升哥罗仿麻药的注射器针头扎进“木头”的手腕,“木头”就立即死亡了。
这样一来,许多“木头”就被“间苗”处死了。
731部队各研究室的班员在特别班班员的陪同下,经常到牢房预约实验材料,预定选择某某“木头”进行细菌实验。有时连这种当面选择预定也省略了,直接打电话定“木头”,什么体型都可以,只要挑选健康的就可以了。进行预约“木头”,搞细菌实验的日本人是文职身份的医生、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助手。
4、细岛的解剖实验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病理观察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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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观察,一般是人感染细菌患病死亡后解剖尸体。石井部队也进行人体活杀解剖,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试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
731部队的人体解剖室房间里面,屋顶天花板上吊着许多特别大的灯泡(相当于现在的无影灯),室内设置了3张解剖床,室内有好几个水桶和装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型玻璃标本容器,而缺少其他的手术医疗器械。
室内走廊里有运送尸体和活体的小铁轨。
田村良雄供述:
“有一天早上被我浇上消毒水的中国人,不管是死了还是没死,都预定今天解剖。中国人的脸胀紫着沾满了血,从担架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两支樟脑液!'大木伸出两指命令我去注射。被注射了樟脑液(强心针)、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凝视着顶棚。
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岛,用右手的手术刀咔嚓一声,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血流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把头左右摆动。细岛用手术刀背敲击着中国人的心脏部分叫道:‘樟脑强心剂两支!'随后便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迅速地变了脸色,咽了气。细岛倒拿着手术刀,从上腹部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到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拉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脔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
上田弥太郎供认:“1943年4~7月,在此期间,曾不断发生监狱的人死亡,我亲眼看到的就有4人,我帮助将尸体运往解剖室解剖。这4人全是为了实验细菌的效力而被害的,其他我未见的还很多。同时在这期间我亲自解剖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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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田弥太郎在三谷班作为活体实验的观察助手,起初,他只是每日对受实验者的病体进行采血、验血、检查,并观察病情发展变化情况。后来,他亲自参与解剖和焚化尸体。他供述有200个中国人被当作豚鼠的代用品让他们杀害了。
5、军刀军带奖获得者
山下升说,他“在外科还进行解剖。将被实验死的人进行解剖,由军医们将死者的头、膀子、腿割下,由我们再分别进行解剖,研究细菌的作用。731部队里死人、活人都解剖。我因为工作好,手术做得好,晋级为见习士官,受军刀军带奖”。
1943年,山下升在关东军军医部外科干了一年多,因为杀人太多,不愿再干了,于1944年夏同中野、渡边一起逃跑。在山海关一个饭店吃饭时,被宪兵逮捕,先后在山海关、哈尔滨宪兵队关押3个月,送回731部队后,继续做人体解剖工作。1944年8月,他释放不久,因人体解剖技术好而被晋升为见习士官兼“A”队一分队队长。
1942年1月,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陪同关东军司令官原守少将视察731部队,见到了血淋淋的解剖现场。
他回忆:
“我们沿着走廊向前约走3米向左一拐,就到了解剖室。在那里,有3个日本军医挤在一块在俯视着什么,一一看石井部队长来了,都立即站起,立正举手敬礼,直到石井发出‘照常进行’的话后,他们才敢恢复正常的活动。那屋里的地巾间放置一个大解剖台,上边有一具躯体,血还滴落着,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头盖骨被打开,露出脑浆的脑袋滚落在躯体的左侧,被切得七零八碎的手和脚散扔在房间的右角,血腥异味扑鼻而来,连戴口罩的我们都觉得恶心。石井四郎冷笑着说,在这里工作得有胆量呀!可是有的军医却成了疯子!”
吉房虎雄所在的宪兵队至少向石井部队特别移送了5000人,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实验品。
6、一个老人的遭遇
1939年,榎田英雄参加了石井部队,开始在吉村班研究梅毒,以后又调入三谷班进行鼠疫菌试验。当年,他进行活体解剖时,觉得这是学习的好机会,很愿意执行上边的命令,他亲自参加了活体解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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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
“记得那是个50岁左右的中国人。他被感染上鼠疫菌后,由我主刀进行了解剖。因为没有进行麻醉,所以将四肢绑在手术台上。由于经常做这样的不麻醉解剖,解剖台上都设有捆绑‘马路大'的装备。固定好后,我用刀一直从胸部割到腹部。为了防止喊叫,‘马路大’嘴里塞满了纱布。我将内脏摘下来,交给病理班进行研究,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解剖大约做了十二三分钟,剩下的躯体还在不停地痉挛。”
7、被活杀的少年
1943年春季的一天,731部队“协防班”班长裴文才被宪兵室的翻译官春日中一找去,说是去外地执行特殊任务。第二天,裴文才、春日和一名日本宪兵,乘火车到了新京(今长春)车站。春日对裴文才说,这次任务是抓间谍,但不能只注意年轻人,小孩子也要留心。
他们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行走。春日突然发现一名沿街乞讨的流浪儿,他示意裴文才和日本宪兵去抓小孩。裴文才走上前与小孩说话,日本宪兵趁机抓住小孩,给他戴上手铐。当天,他们把小孩押回哈尔滨,监押在劳务班的拘留所。春日出去办事了。裴文才和日本宪兵看守小孩。小男孩很坚强,连骂带咬。那宪兵把小孩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用皮鞭子抽打。那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一会,春日回来,假惺惺地说:“不能这样打,把他交给我处理吧。”春日带走了小孩。第二天,春日在“协防班”说,那小孩没审出什么问题,当晚就释放了。
1982年9月,日本作家森村诚一访问平房时披露了这件事,他说,一个曾在731部队宪兵室当翻译的日本人曾把一个十三四岁的中国男孩骗到解剖室,被日本军医活活解剖了。那个翻译病重来不了,让森村诚一代为中国人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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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村诚一记述了解剖中国少年的过程:
“这个中国少年,按照731队员的命令,光着身子上了手术台。(看上去),他还不过只有十二三岁。全身麻醉后,用酒精擦净了少年的身体。雇员K从围在手术台旁的田部班班员当中走出来。手里拿着手术刀靠近这个少年,K在少年胸部拉了一个y字形的口子,血块扑哧扑哧地从止血钳子旁边往外冒,露出了白色的脂肪…K从处于睡眠状态的少年体内,把肠子、胰脏、肝脏、肾脏、胃等各种脏器,熟练地一个一个取了出来,扔到桶里。马上又有人从桶里挪到事先准备好的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玻璃容器中,把盖封好。”
另据《跨国取证七三一》一书中记载:
“(这个少年)被强行扣在手术台上,然后注射麻药,在实习医生的围观下,主刀的日本军医将中国少年从脖子到肚皮一刀剖开,一边讲解,一边将鲜血淋漓的内脏从胸腔中一一摘出,放入标本瓶中。然后众实习医生一拥而上,你一刀,我一刀,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在731部队的实验室里。”
这个少年没有参加抗日活动。他被当作“实验材料”的原因是731部队想解剖一个健康的少年做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监狱里的“马路大”没有合适的人选。731部队按照北野政次的指示,从外地抓来一个流浪儿,暗中进行解剖试验。这个少年无端地丧失了性命。
8、女性解剖
森村诚一笔下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性被活体解剖的事例。
据说这个年轻妇女是抗日英雄宋哲元的情人,还有个婴儿。
731部队原冈本班班员回忆:“参加这个‘女木头'的活体解剖的,不仅有冈本班的人,还有石川班、田部班、凑班、内海班等各班的技师和技术员。”
担任执刀的是冈本、石川两个班的人,预先通知了其他班成员。活体解剖需要带上止血钳子,否则解剖室的天花板和墙壁上,就会溅满血浆。麻醉方法是用在哥罗仿中浸泡过的纱布把嘴和鼻子捂上,5分钟后,受实验者就会失去知觉。执刀者从这个年轻女性的咽喉部位拉开,一边止血一边向下拉,从腹部一直拉到下体。那个女“马路大”被杀,大概是1944年。这次实验是指导观摩性的,花费了3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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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边解剖,边进行各种实验。特别是女‘马路大’,要以女性生殖机能为中心,利用各种测定仪器贴在许多部位进行测定,如调查排卵机能啦,做细致的解剖啦…所以很费时间。”
在731部队的供词中,还有许多女性被侮辱被杀害的事例。
上田弥太郎供认,1942年4月,有一天,他问:
“八号房的姑娘怎么样,伊藤答说在上次实验就用了,小林接着说,‘把我的小孩都杀害了’(意思是将姑娘强奸后怀孕又被实验杀害了)。”
9、解剖台上的日本雇员
田村良雄说,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因为生产鼠疫菌而感染了鼠疫。在特别班解剖室里,由铃木启之少佐指挥,细矢技师执刀,进行活人解剖实验。田村良雄是细矢技师的助手。细矢先解剖了一个中国人。
紧接着,铃木下令解剖须藤良雄,他说:“让须藤良雄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效忠天皇陛下呀!”
731部队为了细菌战的需要,把自己部队里染有鼠疫的、生命垂危的须藤良雄送进了解剖室,但这次解剖是不许说的绝密。须藤良雄赤裸着身体,由特别班班员抬到解剖台上。几天前,谈起女人还很活跃的须藤,已瘦得皮包骨,全身有无数的紫色斑点,胸部搔伤了一大片,血从伤口里流出来。他痛苦地流下眼泪,呼吸困难了。田村良雄用消毒水给须藤的全身进行了消毒。由于消毒水的作用,须藤恢复了知觉,睁开茫然的眼睛环视四周,每动一下,颈部的绳索就勒紧一下。铃木把须藤全身检查完毕,下令开始解剖。
田村良雄把解剖刀递给了细矢,反握着解剖刀的细矢走近须藤又把解剖刀交给了宇野。宇野接过解剖刀,开始抚摸须藤的肚皮,他的手有些震颤。这时,铃木歇斯底里地喊道:“快干!”宇野反握着解剖刀,刺进了须藤的上腹部,往下切去,血流向解剖台的血池。须藤最后骂了一句,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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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台上,内脏露了出来。几个小时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里,铃木启之用显微镜观察着活蹦乱跳的鼠疫菌。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连自己部队的雇员也不放过,为效忠天皇而进行细菌战让石井部队的队员丧失了人性。
10、第一次参加活人解剖
731部队原少年队员筱塚良雄说,为了测试细菌的毒性力,取得毒力很强的毒株,增加菌株毒性,必须用动物去实验,而最好的实验材料是活人。最初的实验,他所知道的一次有3个活人被解剖。
“解剖试验开始前,先进去采血,测量抗体值。3个活人:第一个是不接种疫苗的,另一个是接种过731自己培养的疫苗的,还有一个是接种过苏联生产的疫苗,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
还有另一队做另外一份工作,好像用了其他国家的疫苗做试验,经过一段时间,再抽血测试了抗体值。通过抗体值显示的指标看看对于鼠疫抗病能力有多大提高,我想这就是我们进行测试的目的。接着我们在知道这个抗体,这个数据之后,刚才我也提到一点,把做过菌数测试的疫苗注射到3个人中的两个人的体内。注射这个菌让他们感染鼠疫,观察那个人濒临死亡的情况并进行解剖,解剖的场所在7号楼,有一个像处置的地方,很干净,也很大,一侧放着显微镜之类一些仪器,中间有个台子,向下凹陷,台子中间有个洞,下边下斜,旁边还可以动。
我第一次进去时,腿发抖,浑身打颤。这个解剖室是特别班管理的,那个人被运到这里,所有的人都经过防菌处理(或有防菌保护),同伴间语言无法沟通。对那个人用什么方法做的我不敢正眼看。我最初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个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我问,脸怎么办?他们回答说,脸也要刷洗,我把那个人的脸也刷洗了。当时我听说过脸也要刷洗的,剩下的情况就没敢看。有一个人用听诊器听了下,就开始解剖了。我们的目的始终就是为了采取细菌,我就从被解剖的人的内脏中收集鼠疫细菌,我们做完手术后就走了,现场并不清理。我第一次参加活体解剖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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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塚良雄还证实,那个人在7号楼的处置室被活体解剖了。这是一个非常正规、手术器具齐全的处置室,下边、周围都有瓷砖。进入处置室的人肤色已经变黑了…不用消毒,用水冲洗后,活着进行解剖。他参加的那次解剖活动大约有5个军医,一个是执刀医生,一个是听诊医生,一个是技手,另外两个人制作标本。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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