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最痛的真相

帽子戏法

北非摩洛哥有一个城市叫菲斯，是该国的古都。这儿的人自古以来就喜欢戴一种顶部装饰流苏的圆筒形毡帽，外人称之为菲斯帽。

拜占庭帝国时期（公元395年—1453年），这种帽子传到巴尔干地区。再后来，奥斯曼帝国崛起，灭掉拜占庭帝国，戴菲斯帽的巴尔干人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臣民。

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传统服饰以长头巾、宽松拖鞋、肥大裤子和袍子为主，即使士兵也不例外，比如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近卫军团耶尼切里就是这身打扮。

进入18世纪，奥斯曼日渐衰落，思想活泛的皇帝开始引入西化改革。比如1808年—1839年在位的马哈茂德二世，仿照西方军队建立新军，并给新军换上全套西式贴身制服，同时解散穿旧式服装的耶尼切里。

守旧的穆斯林教士对此很不满，他们认为，其他服饰换了就算了，戴了几百年的长头巾绝不能换，因为这是穆斯林最显著的标志。马哈茂德二世不敢贸然激怒保守的伊斯兰势力，但又实在不想让士兵再戴回长头巾，于是就做了个居中妥协，让士兵戴上菲斯帽。

皇帝做了妥协，保守的教士们也没话了。随后，马哈茂德二世干脆下令，强制推行菲斯帽，不仅军人要戴，普通民众也要戴，只有伊斯兰教的“乌里玛”可以例外。结果，菲斯帽从一个北非国家的地方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国帽”。

但菲斯帽有个问题，没有帽檐，不利于士兵遮挡阳光和雨水。于是马哈茂德二世又提议，给加一个皮质帽檐。可保守的教士们再次起身反对他，理由是，如果加帽檐，士兵祈祷时额头就碰不到地面，这是大不敬。这样的理由都能找得出来，马哈茂德二世只好撤回提议。

时间来到1923年，青年军官凯末尔，推翻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为让新生的共和国迅速融入西方，他推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世俗化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就是1925年11月25日推出的《帽子法》，废掉奥斯曼“国帽”菲斯帽，以西方礼帽取而代之。

然而，已经习惯佩戴菲斯帽的民众认为，用西方礼帽替代“国帽”，简直是丧权辱国、基督教文化入侵，因此激烈抵触。

但凯末尔同样强硬，谁不遵从就砍谁脑袋，所以帽子法令推出后，逮捕7500人，处死660人。——堪比当年中国的革命军，满大街撵有“辫子情结”的行人。

为了一顶帽子，杀死六百余人，有人认为凯末尔这事做得有点过分了，推动现代化改革没毛病，但又何必拘泥于衣着这种表面的个人喜好呢？但凯末尔不这么认为，他说：“强大的文明之火会将漠视它的人烧成灰烬。”

他想让土耳其彻底西化，激进而决绝，主张从制度到精神再到社会形象，进行全面改造，谁不服就治谁。

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全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年出生于今天属于希腊的萨洛尼卡，父亲是一木材商，生意失败破产后抑郁而终，他妈妈带着他，投奔乡下的舅舅。

得益于一位姨妈的资助，凯末尔入读新式学校，后考入军校，毕业后加入奥斯曼军队，一战时，指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又称加利波利战役），粉碎了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的进攻，因此名声大噪。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迫签下《色佛尔条约》，遭西方肢解，人称“欧洲病夫”。凯末尔辞去军职，领导独立革命，击败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军队，收回部分失地，并在1923年，与西方签订《洛桑条约》，赢得独立，守住了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惨躯，这就是土耳其。

赢得独立后，凯末尔决心把土耳其打造成一个现代共和国，推动政教分离，筹建以土耳其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设立以欧洲法律为蓝本的世俗法律，彻底融入西方体系。

在文化生活方面，他也奉行全盘西化，除了将菲斯帽改成礼帽外，他还废除一夫多妻制、赋予妇女选举权、教育权和工作权，禁止伊斯兰面纱，用世俗学校取代宗教学校，就连文字也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

凯末尔领导土耳其15年之久，于1938年去世，他身后留下一个共和政体、一支精锐部队和一个逐步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他本人被誉为“土耳其国父”，他的激进的西化、世俗化改革，被人称为凯末尔主义。

然而众所周知，什么事情一旦主义了，往往是要死人的。就像用六百多条人命浇筑的《帽子法》，凯末尔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样血泪斑斑。

——他的改革类似整容，本是土耳其大胡子，非要照着西方的波浪金发、卡姿兰大眼脸，一顿挫骨割肉，不掉皮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比如，他推崇以土耳其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境内人口占比15%-20%、1400万的库尔德人遭排挤，被人戏称“山地土耳其人”，他们被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语，被限制文化表达，结果是酿造出了付出无数血泪的“库尔德人问题”。

——1925年至1938年间，土耳其境内发生了16次库尔德反政府叛乱，其中最惨烈的是1937-1938年的德西姆叛乱。土耳其政府为镇压叛乱，采取了残酷的军事行动，包括空中轰炸，导致约13800人死亡，许多库尔德人至今称其为“德西姆大屠杀”。

库尔德人是一个跨国家的族群，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都有，他们共同的习俗，也有共同的语言——突厥语，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普遍扎堆在土耳其东南部，这地横跨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差不多占土耳其国土面积三分之一。

1978年，一个叫阿卜杜拉·厄贾兰的库尔德人，为了争取族群利益，成立了库尔德工人党（PKK），并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

这个党，自1984年开始，对土耳其政府发动了持续长达40年的袭击，至2025年该党宣布解散，总计超过4万人在袭击中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除了惨烈的民族问题，凯末尔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也酿造了很多矛盾。

比如，他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虽利于扫盲，但割裂了与奥斯曼文化遗产的联系，导致新一代土耳其人连祖先的历史文献也阅读不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方面，凯末尔侧重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国营企业，忽视农业、民生改善，这就导致土耳其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底层民众很难享受到现代化成果。而这也就为那些搞民粹的政客留出了充足空间。

再有一个大问题，是凯末尔为了强行推动西化，他本人长期担任国家一把手（集总统、党主席、总司令、议会议长于一身），实施一党制，他领导的共和人民党长期霸占土耳其政坛，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

他的改革，因此很大程度上依赖军队和精英，从上往下强行推动，基层的宗教和保守势力因此得以蛰伏，等着反扑的一天。

凯末尔活着时，各类矛盾尚且能暂时摁住，但当他去世后，那些隐藏的矛盾就像困在牢笼中的妖怪，纷纷冲出来，搅得土耳其不得安宁。

土耳其蒋介石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说过，曼德列斯跟蒋介石一样，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1946年，即凯末尔去世后第八年，土耳其正式结束共和人民党一党执政的历史，进入多党选举制，又过了四年，共和人民党失去了执政党地位，被新组建的民主党取而代之。自此，民主党开启了长达10年的执政期。而领导该党初次执政的，正是曼德列斯。

曼德列斯，出生于1899年，他们家是爱琴地区艾登省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父母早亡，但留下一个245公顷土地的大庄园，初中毕业后，他去了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的一所美国中学上高中，自此染上了“舔美症”。

——当时美国的宗教机构热衷于全世界传教，奥斯曼作为“最后的穆斯林帝国”，是很多《圣经》故事的发生地，所以颇受美国传教士喜欢，而这些传教士又特别喜欢在当地建西式学校，培养大量认同美国基督教价值观的粉丝。

比如像叙利亚的贝鲁特美国大学就很有名，乔布斯的亲生父亲就是该学校的毕业生。

再比如像埃及的亚历山大维多利亚学院，那更是一个中东权贵子弟扎堆的学校，比如著名的军火商阿德南（那位被肢解的记者卡舒吉的大伯），沙特王子小塔拉勒（曾经接手特朗普买下的阿德南的著名游艇“纳比拉”）、埃及国王一世的女儿法丝亚（曾嫁给伊朗末代皇帝巴列维），都曾是该学校校友。

曼德列斯从学校毕业后，正值一次大战末期，他刚满18岁就应征入伍了。后来他的家乡被希腊军队占领，他也曾被迫抛弃农庄事务，投入到游击战中。

1923年土耳其建国后，他重回农庄种棉花。凯末尔推动激进的世俗化革命，但惠及不到农村，曼德列斯因此更亲近反凯末尔的政客，倾向于主张个人自由、引入外资、反对政府干预。1931年，他以共和人民党的身份，当选议员，正式加入政治游戏。

1938年，凯末尔去世之年，也是欧洲二战爆发前夕，共和人民党的“二把手”伊诺努接替凯末尔执掌土耳其，可这人相对懦弱，权威不够，二战期间左右摇摆，直到1945年2月23日才对德宣战。

这期间，土耳其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经济，都搞得一塌糊涂，这也倒逼伊诺努1945年宣布实施多党选举制。

1946年1月，土耳其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成立，本来就对凯末尔不太满意的曼德列斯，成为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该党的发言人，他宣称：“国家渴望自由，反对狭隘的党派利益，最终实现美国式的议会民主。”

最终，1950年，民主党以53.4%的得票率击败共和人民党，成为土耳其第一个民选上台的政党，而曼德列斯也成为第一个上台的民选总理。

他上台后，正值冷战开启之际，他领着土耳其全面倒向美国，对抗一直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有觊觎之心的苏联。而土耳其由于它横跨东西的独特位置，加之积极转型至美式议会民主，所以颇受美国青睐，1947—1960年，美国给了土耳其30亿美元的援助。

为了报答美国的“恩情”，曼德列斯违背宪法规定，未尽议会同意，就急匆匆擅自派出一个规模高达4500人的建制旅（代号“北极星”），参加朝鲜战争，加入了所谓的“联合国军”。

当时美国驻安卡拉大使D·沃德福特回忆：“土耳其总理和外长一收到消息就把我请去，问我应该派出多大规模的一支部队。我还没回答，他们就告诉我决定派一个师去。经过长时间劝说，他们才同意派小一点的部队——旅。这是当时我们能够装备并立即派出的最大部队。”

由此可见，当时的曼德列斯政府，是有多么渴望靠拢美国。

朝鲜战争期间，身材高大、蓄着大胡子、性格彪悍的土耳其军队，习惯佩戴传统弯刀，擅长近身肉搏，但完全不通英语和朝鲜语，“脸盲”严重，分不清亚裔面孔，一度错把一支南朝鲜军队当成中国军队，发动白刃冲锋猛攻，并取得“大胜”，导致数百名南朝鲜军人伤亡，甚至还俘虏了上百人。

——这种搞笑操作，对于人称“国中哈士奇”的土耳其，并不新鲜。2015年，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门前，一个做着“大突厥国”迷梦、憎恨中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又错把韩国人当中国人，给人暴打一顿。知道打错人后，为首的头头恶狠狠地回应：“谁叫他们都是眯眯眼，我们怎么分得清楚！”

所谓“国中哈士奇”，实际是网友对土耳其人傻横傻横印象的总结，而如果真正打起来，他们又不怎么行。比如，朝鲜战争期间，土耳其前后一共投入1.5万兵力，阵亡721人、负伤2111人、失踪168人、被俘216人，总损失约3216人。

虽然军事上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妨碍土耳其达成政治目的，1952年，正是凭借在朝鲜战场上的流血和死亡，土耳其如愿加入了北约。不过除了加入北约外，曼德列斯在位期间好像也没干出什么正经事。

绞死总理曼德列斯

曼德列斯执政了十年，期间他鼓励私营企业、大力发展农业，加上美国的援助，面上的经济增长数据看着还行。比如，农业生产平均增长率达到5%，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8%，人均收入从1950年434里拉增至1960年的601里拉。

曼德列斯宣称“要在每一个街区都要培植出百万富翁”，并自夸他执政的十年为土耳其经济的“黄金十年”。

然而，漂亮的经济数据是以高昂代价换来的。他执政10年，土耳其财政赤字冲上21亿5千万里拉的高位，达到每年预算的15-18%，外债达到120亿里拉，内债达70亿里拉。

所以经济增长的同时，土耳其也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并且还因此几乎丢掉了经济主权。——1958年，为解决经济危机，曼德列斯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苛刻条件，将美元对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从1:2.8拉上升至1:9，将102吨黄金储备抵押给了西方银行，仅剩16吨可自由支配。

1957年，由于糟糕的经济，民主党丢掉了议会多数席位，败给了共和人民党。曼德列斯慌了，开始抛弃他以前奉行过所谓西式民主的做法，采用独裁、暴力手段对付政治对手，关押异议记者、报纸，乃至刺杀共和人民党领袖。

1959年，75岁的共和人民党领袖伊诺努，在爱琴海旅行时，被民主党暴徒用石头砸中头部。

最糟糕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土耳其媒体发布假新闻，声称国父凯末尔出生地希腊萨洛尼卡的老宅子遭轰炸。曼德列斯政府，根据这个假消息，对伊斯坦布尔希腊少数民族发动有组织的大规模袭击。

一名后来被捕的土耳其领事馆官员承认，是他们安装了炸弹，目的是为了挑起国内骚乱，但曼德列斯政府对领事馆官员的说法置若罔闻，坚持说炸弹是希腊人安放的。

这次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因为塞浦路斯岛归属问题常年争执不下，曼德列斯政府想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向希腊施压，另一方面是曼德列斯政府利用穆斯林常年在凯末尔世俗主义压制下的不满，推动对非穆斯林族群的迫害。

曼德列斯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然而在凯末尔主义者看来，这就是对世俗化、西化原则的赤裸裸的背叛。

1960年4月28日，伊斯坦布尔大学学生组织大规模抗议游行，警察无法驱散人群，不得不招来军队，造成1名学生死亡、40人受伤，连该校校长也被袭击。但这并没有阻止抗议游行，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又开始了，政府再次招来军队残酷镇压。

一名法学院的教授心急如焚，建议时任土耳其总统的杰拉尔·巴亚尔辞职以平息骚乱，可后者回答：“不，立法机关头不信任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镇压的时代。”

虽然伊斯坦布尔已经身处水深火热，可曼德列斯却依然在外地优哉游哉地访问旅游，仅通过广播发表安抚性演讲。此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迅速地逼近。

终于，1960年5月27日，政变爆发了。由土军总司令杰马尔·古尔赛尔为首的38名军官组成“全国统一委员会”，一怒之下推翻了油盐不进的曼德列斯政府。

这就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政变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关键政府机构、议会、电台和通信枢纽。包括曼德列斯本人、大量内阁成员、民主党议员，遭逮捕，并被迅速送往伊斯坦布尔附近海域一个叫亚细亚达的岛屿受审。

审判是政治性的，迅速而高效。592名民主党官员遭审判，被指控违反宪法、腐败和独裁。曼德列斯和诸多部长，一共14人，被判处死刑，并于1961年9月送上了绞刑架。

这次政变，军方完成得干净利索，估计连曼德列斯本人都没怎么回过神，就稀里糊涂给绞死了。

军方发动政变后，迅速启动新宪法制订工作，决心将权力交还给民选政府——这期间，有14个不愿意交权的军人，被驱逐出了“全国统一委员会”。所以很快，1961年，新宪法制订好了，而这年10月，新的文官政府也选出来了，共和人民党领袖伊诺努再次当选总理。

夺取权力后，土耳其军人将权力还给民选文官政府，这在世界政坛也是比较罕见的。自曼德列斯政府被推翻后，土耳其又陆续爆发了三次类似的军事政变（1971年、1980年和 1997年），而每一次政变后，军人最终都把权力还给了文官政府。土耳其军人，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秩序的“守护神”。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军队，是由凯末尔一手创立的。早期，凯末尔本人就出身青年军官组织。他后来在土耳其推动激进世俗主义，主要依赖上层精英以及他一手创立的军队。久而久之，军队也就将防止国家偏离凯末尔主义视为核心任务，自视为凯末尔改革遗产的坚定守护者。

1960年军人干政后，全国统一委员会的青年军官厄兹达说过：“我们必须比凯末尔走得更远，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这次政变成功后，军人督导制订的1961年宪法，也赋予了军队“护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职责。这就更加确定了土耳其军人的角色定位。

直到土耳其史上另一个堪比凯末尔的政治强人的出现，军人作为国家秩序“守护神”的角色，以及他们频繁干政的规律，才被彻底打破。这人就是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的崛起

1997年，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因为在锡尔特市一次群众聚会时念了一首诗，被司法机关判处10个月监禁，剥夺市长职位，以及今后四年参加选举的资格。

原因是，这首诗是一首融合了伊斯兰象征以及军事民族主义的“反诗”，其中包含这样的诗句：“清真寺是我们的堡垒，宣礼塔是我们的刺枪，忠实信徒是我们的士兵。”

尽管埃尔多安并不觉得有问题，但在维护凯末尔主义的司法机构看来，这就是给极端伊斯兰主义招魂，是煽动宗教仇恨。

这位未来的土耳其强人很无奈，只好去坐牢，但他相当“懂行”。他充分利用这次下监机会，开展了一系列精准营销，将自己打造成为伊斯兰主义受冤的悲情英雄。

为此，他特意雇佣了一个叫“阿尔特广告”的商业营销公司。这家公司为他找来两位知名音乐人合作，坐牢前一天，发行了一张叫《这首歌还未结束》的专辑，并在网上和书店公开售卖。

这张专辑长达35分钟，都是埃尔多安的诗歌朗诵，背景音乐则是动听的土耳其传统音乐，号称是“向世界推介土耳其丰富多彩与多样性的宝贵文化”，实际意在讽刺法院因为一首诗就定他的罪。

他还召开了记者会，向外界传达他不屈的姿态，发动所谓的“魅力攻势”。

结果，他的“粉丝”没有因为他坐牢抛弃他，反而更疯狂了，入狱前他最后一次前往清真寺祷告，以及他服刑完出狱之际，都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到现场为他欢呼。

所以当他坐牢出来后，几乎一夜间，就成了土耳其最知名的政治明星。

这事的大背景，是1997年，土耳其因为前期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陷入了通胀、债务和经济停滞的泥潭之中，各大城市又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抗议游行。眼看局势走向失控，1997年2月28日，土耳其军方第四次发动军事干预，并把怨气撒在了不断壮大的伊斯兰主义势力上。

埃尔多安作为伊斯兰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自然也受到冲击。但借助坐牢带来的名气，他反而因祸得福。

2002年11月，埃尔多安创立和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赢得土耳其大选，随即操控议会修改宪法，提前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2003年3月，他当选总理，开启了长达22年执掌土耳其的历史，这一年他49岁。

埃尔多安，全名叫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954年出生于出生于黑海地区里泽省。这地方，是一个伊斯兰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地区，99%的人口都是穆斯林。他小时候就在这地方上的宗教寄宿中学，课程中四分之一都是伊斯兰教知识。

埃尔多安的父亲叫艾哈迈德·埃尔多安，是一位海岸警卫队船长，同时也是曼德列斯创设的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他后来带着一家人搬到了伊斯坦布尔生活。

艾哈迈德赚钱不多，脾气却非常暴躁，经常对年幼的埃尔多安拳脚相加，有时候甚至把他吊在天花板上。尽管埃尔多安已经很努力了，打小就帮家里卖柠檬水、芝麻面包，帮附近农户采茶、棒子赚家用，但还是经常挨打。他本来是一名业余足球高手，一度被豪门足球队选中，但他的暴躁老爹不准他踢球。

1973年，年仅19岁的埃尔多安，考入马尔马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在大学里，他没什么心思学习，而是被当时校园里一个叫埃尔巴坎的教授给吸引住了。

埃尔巴坎，出生于1926年。这人是一典型的反凯末尔主义学者兼政客，他主张维护伊斯兰价值观，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强调奥斯曼帝国荣耀。

1968年，他创立了伊斯兰主义政党民族秩序党，但很快就被政府禁了，于是他又创立新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但很快又被禁了，就这样，他变成了建党狂人，屡建屡禁，他本人也多次被禁止参政。

埃尔巴坎外表斯斯文文，带着眼睛，留着白胡子，整个人好似柔和的老人，原是马尔马拉大学的机械工程师教授，但不好好教书，就一门心思把伊斯兰主义重新引入土耳其政坛。

埃尔多安被埃尔巴坎的魅力和价值观吸引，拜他为政治导师，进入了他的政党。而埃尔巴坎也非常器重埃尔多安，去哪演讲总是带着他，还创造机会让他也上台锻炼口才。

当时埃尔巴坎给埃尔多安的承诺是：跟着我混吧，你会很快远离生活的苦难，过上好日子的。

埃尔巴坎果然没有食言，到了1994年，在土耳其的地方选举中，他领导的极右性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福利党，终于以19%的选票，成为选票榜第三，并赢得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市长职位。

跟着埃尔巴坎混了20年的埃尔多安，也终于迎来出头之日，做了伊斯坦布尔市长。而埃尔巴坎本人，则于1995年破天荒当选总理。这是土耳其建国以来，世俗主义首次败给了伊斯兰主义。

而四年后，世俗主义通过一次荒唐的“反诗”审判，又给埃尔多安创造了一次有力的“助攻”，让他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并最终顺利地登上总理之位。

新时代的苏丹

2016年7月16日零时许，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国家电视台，时年41岁的女主播蒂珍·卡拉斯，突然现身电视荧幕，手捏着两页纸，战战兢兢口播了一份由军人拟定的政变声明。该声明称，军队已经接管政权，废黜了总统埃尔多安，将在全国实施宵禁、军事管制。

与此同时，军方已经将坦克开上了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街头，封锁了道路桥梁，他们还对警察和安全部门总部乃至议会大厦发动了袭击，并逮捕了部分高级军官，激战中，数百人丧命、上千人受伤。

一名警官回忆说，“他们用小型武器、直升机，向警方总部大楼顶上三层的情报部门发动袭击，大量玻璃窗和墙体被炸成了碎片”。而时任总理耶尔德勒姆与9位高级部长，则守在议会大楼里的总理办公室。一名部长回忆，“我们做好了牺牲准备”。

政变当天，埃尔多安在马尔马里斯的别墅度假。25名叛军士兵乘坐直升机，直奔而来，他们顺着绳索降落到附近一家酒店顶楼，然后对着他的别墅一顿乱射。但叛军攻击别墅前20分钟，埃尔多安已经抵达机场，正准备乘坐商务客机离开马尔马里斯。

据说飞机起飞时，有两架F-16战机追过来并试图开火。但埃尔多安乘坐的飞机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告诉战机飞行员，说埃尔多安不在飞机上，他驾驶的只是一家普通的民航班机，从而骗过了叛军。

侥幸躲过一劫的埃尔多安，不甘束手就擒，就在叛军向全国播送政变声明的同时，他带着倦容出现在一名记者在社交媒体FaceTime的iPhone直播连线中，只见他咬着后槽牙大骂叛军，同时号召人民起身反对政变、捍卫民主、捍卫伊斯兰。

埃尔多安的直播视频，很快传遍了土耳其人的手机，人们受到鼓舞，政变实际也在这一刻进入了倒计时。

许多市民成群结队走上街头，站在叛军的坦克前抗议，甚至向坦克投掷石块。据说在街头，他们活活打死了十几个军人。

而当听说叛军袭击了象征民主的议会大厦，他们更是义愤填膺，越来越多人加入反政变队伍。当天凌晨两点，他们涌入电视台，并劝诫叛军士兵放下武器。而播报政变声明的主播卡拉斯，也向闯入的民众表示：她是被逼的，播报的声明她绝不赞成。只见她说话时眼睛和嘴唇都在颤抖。

埃尔多安的直播仅一个小时后，参与政变的军官、政府官员、法官的名单，就已经被公布了出来。那些因为害怕政变失败而临时悔悟的军官，纷纷发声否认参与政变。忠于埃尔多安政府的部队也很快展开反击，迅速逮捕了750多名参与政变的军人。

就这样，在埃尔多安强硬的反抗和民众的抗议中，土耳其历史上第五次军人政变，以失败告终。

话说2003年当上土耳其总理后，至2016年，埃尔多安实际已经执掌土耳13年之久。这期间，他领导的正发党，赢得2003年的选举后，又赢了2007年、2011年的选举。按原来的宪法规定，土耳其总理任期4年，连任不能超过三届，所以按规定，埃尔多安这个总理干再好，到了2014年也该退贤让位了。

但到了2014年后，埃尔多安搞了一出骚操作，总理不能干了，转而通过民选当总统，总统原来只是一个礼仪性象征职位，可他却依旧掌握着实权不放。

除了不肯让位外，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执政以来，还有一个特点也让军方受不了，就是不断地削弱世俗主义的力量，同时提振伊斯兰主义。

比如，2010年，埃尔多安通过修宪，更改宪法法院、高等法官和检察官的选举方式，削弱世俗主义司法系统的势力，同时限制军方权力，允许民事法庭审判军人。而从2002年后，土耳其政府大肆建造了约17000座清真寺，还大肆建造宗教学校，10年间宗教学校的学生翻了10倍。

至2016年，坚守世俗主义的军方，已经忍无可忍，这才发动军事政变。

只是，令政变军人没想到的，是埃尔多安经过多年执政，已经积累起超高的民意基础，威权政体的制度雏形也早就坚固如铁，无法撼动了。

而军事政变失败的后果，是埃尔多安的独裁权力，再次得到加强。数万名参与政变的军官、法官、公务员等被逮捕。而军方干政的传统，也在这次失败过后基本终结了。

2017年，埃尔多安再次修宪，正式将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废除总理职位，总统直接掌握行政大权，任命官员、发布行政令的权力大幅增强，议会监督权被削弱。

埃尔多安这个总统，也就名正言顺掌握实权了，什么都他说了算，谁不服，就灭谁。在这样的体制下，包括政敌，媒体异议记者，都可能因为涉嫌恐怖主义，或者涉嫌“侮辱总统罪”而遭遇打击、坐牢。

埃尔多安，俨然成了土耳其新时代的苏丹。

强人的未来

2015年11月，在叙利亚，埃尔多安命令土耳其F-16战机，击落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两名俄罗斯飞行员跳伞，其中一人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打死，当天晚上，俄罗斯派出直升机救人，又被叙反政府武装击落，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丧生。

在凯末尔主义盛行的年代，土耳其选择远离阿拉伯、中东事务，尽量靠近西方国家。但埃尔多安不一样，高度认同穆斯林人口占比99%的土耳其就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国家，所以他积极介入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和伊拉克等国事务。

具体到叙利亚，他为了钳制俄罗斯，暗中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2024年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沙姆解放组织背后就是土耳其），乃至像ISIS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他的二儿子比拉尔·埃尔多安与该组织有石油生意往来，被俄罗斯媒体曝光了。

但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埃尔多安又假惺惺向普京道歉。普京虽然生气，甚至不接他的电话，但因为俄罗斯常年与西方斗，加之国力也有限，不太敢得罪土耳其这样横跨东西两边的中等大国，所以经济上稍微制裁了下，就把这事放过去了。

2016年，埃尔多安给普京亲自写了一封道歉信，表示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普京这才决定不计前嫌，甚至还帮了埃尔多安一把。

——2016年土耳其政变前夕，普京指示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把埃尔多安的政敌、著名的伊斯兰教士、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特胡拉·居伦即将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计划，提前透露给了埃尔多安。要不然，他也不可能逃脱政变武装的刺杀。

埃尔多安能如此高效地解除这次政变危机，不得不说俄罗斯算是帮了大忙的。

这事过后，埃尔多安投桃报李，与俄罗斯在黑海建立了土俄天然气蓝溪线计划，帮助把俄罗斯的天然气卖到欧洲，而俄罗斯也恢复了在土耳其建核电站的计划。两国还一起合作，将叙利亚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势力压制到一个小角落。

叙利亚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维持着稳定，直到俄乌战争后，埃尔多安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夺取了叙利亚的控制权。

除了政变、叙利亚事务外，还有一个关于沙特的事，埃尔多安也整得不错，这就是2018年在土耳其沙特大使馆内发生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被肢解事件。

卡舒吉具体是怎么遭肢解的，这儿就不详述了，我们过去多次讲过。总之，事件爆发后，埃尔多安拿到了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是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指使人干的。

而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沙特王储与特朗普家族的关系又非常亲密。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小萨勒曼，两人年纪只差四岁，双方合作的项目一大堆，什么基金会、投资公司、军火采购，动辄数千万美元。可以说，小萨勒曼就是特朗普家的钱袋子。据说小萨勒曼曾向阿联酋王子夸耀：库什纳完全听命于我。

本来，特朗普对于埃尔多安与普京走太近，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打压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很是不满，一度对土耳其采取经济制裁，限制武器出口等措施。

但自从埃尔多安掌握小萨勒曼肢解卡舒吉的证据后，他就像捏住了特朗普的蛋蛋，时不时就向美国的左派媒体透露点，从而逼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沙特实施制裁。

特朗普当然不想得罪小萨勒曼，可他也挡不住民主党和左派媒体的攻势。小萨勒曼为此很恼火，大骂特朗普一家“忘恩负义”。老特不敢得罪这位财神爷，派出女婿库什纳亲自飞到沙特向王子赔礼道歉。

最终，特朗普妥协了，答应卖给埃尔多安F35战机、爱国者导弹，并帮助其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甚至答应把居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居伦遣返回土耳其。——这四件事，除了35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达成交易外，其他都没有兑现。

总之，从埃尔多安与普京、特朗普打交道的这几件事来看，此人的确不亏为外交天才，为土耳其赢得了利益，也赢得了尊重。土耳其人因此为他感到骄傲，自然也会把选票给他。

2023年，埃尔多安再次当选总统，开启了他执掌土耳其的第二十个年头。如今的他当然也并非高枕无忧。自2019年以来，土耳其经历了新一轮的高通胀、货币波动期，至今未完全缓解，外债、失业率也高企不下。

此外，不像早几年，现在土耳其也涌现了新一批有力的政治竞争对手，比如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被视为取代埃尔多安最有力的总统人选。很多人说，2023年共和人民党如果派出他参选，当选的就不是埃尔多安了。

埃尔多安对这位竞争者尤为忌惮，2025年3月找了一个理由把他送进了监狱。可就像当年他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遭政治迫害而声名大噪一样，这不仅打击不了竞争对手，反而提高了伊马姆奥卢的声望，让他赢得了更多选民的同情。

未来，埃尔多安的命运会如何，取决于他能否有效地应对土耳其面临的国内外局势。过去，他成功驯服了军队、压制了世俗精英、瓦解了库尔德武装、将反对派逼至墙角，甚至以一己之力重塑了国家的政治体制。

但当他站在权力之巅之际，他或许也发现了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现在的土耳其，实际是一个高度极化、依赖他个人维系的国家，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乃至他的一个喷嚏，都可能让土耳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机。

这位政治强人如果注定会是个悲剧，或许不在于他的失败，反而在于他的“成功”：他越是巩固个人权威，就越是抽空制度与接班人的成长空间；他越是铸造土耳其的“帝国旧梦”，就越是让国家陷入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的永恒撕裂。

埃尔多安今年71岁了，可他终有一天会老去、死亡。没有他的土耳其，他所终结的极端世俗主义会不会死灰复燃，然而再来一轮“帽子戏法”？谁也无法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埃尔多安留给土耳其的政治遗产，只是一套权谋运作的宝典，而没有彻底解决土耳其世俗和宗教之间的永恒矛盾，凯末尔的灵魂不会轻易散去，而伊斯兰的信仰同样坚固如昨。

作者：肖申克，蓝钻故事主笔